第一章 家学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

绍兴三年（1133年）夏，靖康之耻方过去六年，逃往江南偏安的赵宋朝廷，在经历了数年的兵燹流离、内乱叛变后，暂时安定下来。宋金双方激烈的军事对抗，也渐渐从金国一方压倒性的优势局面变为彼此对峙难分的态势。于是这一年，始终执着于求和的南宋朝廷再次遣使金国，称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正使是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副使是工部尚书胡松年。

文气满满的宋人，好尚以文达情，士大夫们举凡释褐（指做官）、升官、外任、贬谪、出行、游宴等，都要诗酒唱酬，彼此赋诗相赠，有人贺喜祝福，有人慷慨壮行，也有人唏嘘慰藉。即便是皇帝，也常常在与臣下宴乐欢甚时，彼此作诗写文，甚至较量胜负，拔得头筹者往往能得较厚的赏赐。赋诗达情一时风行草偃，引领了整个时代的文明风尚。因此，像出使这样的朝廷大事，士大夫们自然免不了纷纷赋诗言志。

有多少文士为韩、胡二人的出使挥墨，今天我们并不清楚，但历史典籍留下了一组诗，作者并非诗文世界里纵横捭阖的须眉士大夫，而是个女人，她就是李清照。

那一年，李清照五十岁，避乱江南六年，丈夫已亡故四年，所以她称自己是“嫠家[1]”。

她在《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这组诗里，讲述了与韩肖胄家族的交往渊源，她自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到她这里，已是三代。

韩肖胄，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韩氏一门，在北宋显赫当朝，“两代为相”“三世守乡郡”。“两代为相”是说韩琦在仁宗朝、英宗朝、神宗朝担任宰相，其子韩忠彦后在徽宗朝也为宰相；“三世守乡郡”是说韩家是相州人（今河南安阳），韩琦曾守相州，其孙韩治也守相州，到韩肖胄还守相州，史书称“人以为荣”。韩琦守相州时，曾修建昼锦堂，欧阳修为此写了一篇佳文《相州昼锦堂记》，开篇便言明：“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昼锦何意？古来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人生获得大成功，若不衣锦还乡，便像大晚上着华服，向谁炫耀自己的成功呢？当然，在文章里欧阳修认为韩琦不是这样好炫耀的俗人，韩琦虽然修建昼锦堂，“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欧阳修为此感慨道：“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

韩琦并不以矜夸名利为荣，他在昼锦堂刻石，谆谆告诫世人，计较得失、沽名钓誉，甚为可耻，这样一个视富贵如浮云的人，那非凡志气真真不可测量，不愧是社稷重臣。

被欧阳修夸誉有加的韩琦，《宋史》称许他“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故而李清照的父祖都曾在韩琦门下行走，约莫是得到过韩琦的照拂提携，但到底是怎样的照拂和提携，李清照没有明说。也有可能这个“韩公”并非韩琦，或者不仅指韩琦，其子韩忠彦、其孙韩治都曾关照过她的父祖，之所以没有明说，只因当事人知晓原委，李清照以为无须赘述。

韩琦病逝于熙宁八年（1075年），李清照父亲李格非于熙宁九年（1076年）考中进士，那之后李格非一度在东京为官，韩家子弟也在东京为官，但历史记录中少见李家与韩家的交集，直到李清照的赠诗出来，才让人恍然原来李韩两家有这样的家世渊源。

也许得益于韩家的奖掖——哪怕只是几句赞誉、几次游走门下的机会——生于“齐鲁”的李氏之族，渐能在文气充盈的北宋士大夫队列里占有一席之地，于是多年后，早有文学之名的李格非终成“苏门”子弟。

李清照对故里“齐鲁”的形容是：“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追述过往璀璨历史是为今日的非凡增色，字里行间多少带有几分自得之色，作为千年以来的文明之地，这番表述并不为过。只是，紧跟在这句诗后面的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

璀璨是存在过的，韩氏门下游走也是有过的，然而都已过去，当大乱来临，在时代巨浪的冲击下，文明之地变作瓦砾，文明之人只如飘蓬。

于是念念不忘故土的李清照，请出使北国的韩肖胄，为她看看中原老家：“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这番对北方故园的泣血思慕，大概也是当年南渡北人的共同心声吧。

以往有个流行说法，李清照是济南历城人，彼处有湾柳絮泉，它是济南名泉之一，之所以叫“柳絮泉”，据说是因为泉溅纷纷，仿佛飞絮。清代学者任宏远有《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一诗，被后人认为是李清照故居在此的有力佐证，那儿为此建起了李清照纪念堂。古往今来多少有心人前去凭吊追思，仿佛默认了那盈盈一水间，就该孕育出一个如水般剔透温婉的李清照。可是真实历史并不向想当然妥协，因为近年来发现的宋代石碑，其上刻有李格非的文章，他称自己是“绣江李格非”。绣江者，济南章丘明水镇，而非历城。

也就是说，李清照的故里是章丘，虽不是历城，但与历城一样，在宋代都划在济南府辖下，在今天又都归属于济南市。只是没了诗情画意的柳絮泉作为人格象征，也许某些人会生出失落感。可实际上，无论失落抑或客观面对，要紧的是你怎么看李清照。她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人，有过脆弱、悲伤、挣扎，也会争胜、坚韧、决绝。

李清照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那一年十二月，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全本告成。二百九十四卷浩瀚史录，编写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部编年体史书问世近千年，成了历史学习者的必读书目，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所谓精英阶层修饰身份的文化门面，而在当年它却代表着宋代史学事业的巅峰。

毫无疑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那段时间是宋代文化发展的光辉岁月。最好的诗人、最优秀的古文家、最博识的学问家，大部分都还健在。如果早生数年的，能见到他们济济一堂的盛况；稍微晚一些时候出生的，也没关系，他们的影响力持续强劲，不仅深刻形塑了宋人的文化品格，也影响了后代。一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断言稍有些夸大，然斟酌宋学对后世，尤其对明清文化思想的深度影响，倒也有一定合理性。

这是个极度重文的时代，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自开国便实施重文抑武的国策。一方面，武力衰微，开疆拓土呈现疲软态势，北边政权雄风迭起，赵宋朝廷却始终无力阻断其扩张势力，随着时间推移，还为自己埋下了灭亡隐患；另一方面，改革科举制，拉拢士大夫，使大量中下层寒门知识分子进入决策层，逐渐瓦解了魏晋以来根深蒂固的世家门阀，由此形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官集团。

宋朝一百多位宰相，九成出自科举，其中一半并非名门望族，出身寒门者比比皆是，不像唐代，中央政治权力长期由几个显赫家族把持。

对宋代人来说，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最大机会，一旦科举中第，他们就能实现社会阶级的飞速跃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不是夸张，而是真实生活的写照。

魏晋至唐是门阀的天下，世人汲汲于姓氏，将与世家通婚视为莫大的荣幸。世家因此傲岸不羁，甚至常常不买天子的账，以至于唐文宗求婚世族不得，不禁慨叹：“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而宋代是读书人的天下，更确切地说，是科举士子的天下，世人汲汲于功名，一个科举中第的进士，便如同价值连城的“奇货”，受着千万人的热烈追捧。

宋代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皇帝会亲自召见，并赐宴金明池；倘若高中状元，还能跨马游街，有皇家侍卫清道开路，接受东京百姓的瞩目礼赞。这样让世人艳羡的大荣耀，催生了一个独特的景象，是为“榜下捉婿”。

每到科举考试揭榜那日，东京城的官宦之家、商贾之家都忙活起来，赶着车儿、马儿，埋伏在进士们赴宴金明池的路上，做什么呢？捉女婿也。捉到状元自然最佳，捉不到，是个进士就行。宋朝任官以进士为先，只要是进士，不愁以后不为显宦。

为了和进士联姻，各家使出非常手段，甚有强逼者。李清照丈夫赵明诚的妹夫傅察，在考中进士后，被蔡京相中，蔡京强迫他做女婿，傅察不从，不肯为红极一时的蔡家门下“牛马走[2]”，却迎娶了赵明诚的妹妹。这件事让蔡京心怀忌恨，婚姻不成结下的梁子，多少是蔡京与赵挺之（赵明诚之父）后来爆发矛盾的小小原因。

李清照谦称自家是“族寒，素贫俭”，她父亲李格非的两段婚姻对象却都是宰相后裔，原因或正在于他是进士。

李格非的第一段婚姻，妻子是宰相王珪的女儿，即李清照的生母。李格非有没有过被“榜下捉婿”的经历倒不好说，但能联姻宰相，与他的进士身份应是分不开的。尽管李清照声称父祖出于韩琦门下，既然能游走于名相门下，总不会是厮役仆从，遗憾的是，查不到她祖父的一生事业，连名字也缺失了，想来是真的“族寒”。

这位王珪相公，李清照的亲外公，人送诨名“三旨相公”。他上殿面圣，对皇帝说：“取圣旨。”皇帝有所指示，就说：“领圣旨。”下殿后对属吏说：“已得旨。”史书评价他在为相期间“无所建明”，努力保官位而已。彼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他仿佛是变法的支持者，等新党失势，旧党卷土重来，他又成了定鼎功臣。王相公的政治生涯一言难尽，此不赘述，但他会择女婿。他的女婿和孙女婿都是进士。

众多女婿中，除了有名的李格非，尚有个更出名的孙女婿，这位孙女婿就是秦桧。

也就是说，李清照舅舅的女儿嫁给了秦桧，李清照与秦桧的妻子是表姐妹。这层亲戚关系在当时并未显出什么特殊之处，宋室南渡后，反倒给李清照增添了麻烦。

李清照生母去世很早，准确时间未知，综合各方资料，最迟在元丰八年（1085年）。因为元丰八年五月王珪去世，他的神道碑文明确写有长女已死。李清照生于元丰七年，母亲却于元丰八年辞世，算起来，李清照在襁褓中时便已失母。

因妻子早逝，李格非不久后续弦，第二任妻子是宰相王拱辰的孙女。正是这位王夫人抚养李清照长大。王夫人擅长读书作文，因其言传身教，涵养了李清照的文学才能。王拱辰是仁宗朝状元，两任妻子都是欧阳修妻子的妹妹，王夫人的祖母晚年定居洛阳，身服道装，悠游园林，李格非撰写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的王开府园，正是王夫人的祖母徜徉其间的私家花园。继母是名门才女，作为进士的父亲李格非，其文化素养自不用言，李清照在浓郁的书香气里成长。

宋代因印刷术的改进，官方刻书与私家刻书并行，以往一册书的完成只能靠逐字手抄，耗时耗力不说，错误纰漏更是不能避免，如今却可以做到大规模复制发行。宋真宗有次省察国子监，向国子监祭酒邢昺询问国朝雕版规模，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宋真宗为此叹息道：“今学者易得书籍。”

书籍易得，客观上有助于读书风气遍及天下，漫说文人攻读诗书，便是贩夫走卒、泥瓦匠、箍桶工也能论说经典义理，故而女儿家读书习文不是稀罕事。古板如司马光，也认为女子当学习。如王安石一门，妻子、妹妹、女儿俱工诗文。

一是因为受到浓厚时代风尚影响，二是因为父母双方文化底蕴较深，李清照拥有了好读书的家庭环境，兼之天赋里带来的灵气，一代文学大家便成长起来。

李清照的文学天赋，多半遗传自父亲。李格非素有文名，中进士之前，虽着意诗赋，更留心经学，曾著有数十万言《礼记说》，著有《史传辨志》《永洛城记》《礼记精义》，以及诗文数十卷。但他最后传世的作品只有《洛阳名园记》，该文写于绍圣二年（1095年），文中历数洛阳十九座著名园林，以精练而优美的语言概括了洛阳园林的艺术特点。不过此文令世人称道的不只是对当时造园艺术的概述，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蕴含的历史兴亡。以园林的盛衰寓意王朝的更迭。

“‘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园囿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兆；天下的治乱，可从洛阳的盛衰而知道。

造园林的是人，游赏园林的也是人，最终毁弃园林的仍然是人，人间诸物的一兴一亡不过是世事迁徙的表征。今日在园林胜景间吟赏玩乐，证明不了太平岁月的长久。繁花盛开如洛阳牡丹，也会在一瞬间凋谢为遍地落花。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张琰为《洛阳名园记》作序，那时太平已不在，洛阳早就沦于敌手，“繁华盛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铜驼，腥膻伊洛，虽宫室苑囿涤池皆尽”。目睹繁华委地的张琰称许李格非“可谓知言”。

李格非流传至今的诗文极少，但时人称誉他的诗文“高雅条畅有义味”，他因卓越的文学才能，拜在苏轼门下，成为“苏门后四学士”。苏轼门下学生众多，最出名的就是“苏门四学士”，分别是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后四学士”少为人知，正是廖正一、李禧、董荣和李格非。

李格非成为“苏门”子弟，大约在元祐年间。他早前出任郓州教授，持掌地方文教。因是刚刚出仕，俸禄低微，生活贫苦，郡守有意让李格非兼任职务，以便多获得一份俸禄，李格非却拒绝了，秉承着君子不苟且屈从求富贵的信念。绍圣年间，李格非任广信军（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通判，地方上有道士装神弄鬼，愚弄百姓，民众奉以为神，李格非不信邪，中道遇到乘车的道士，将那道士生拽下车，杖责出境。李格非这种孤高倔强、无畏敢为的性格，必定深切地影响了李清照。

父亲是多少人在人格形成路上的模范。一个不好的父亲，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儿辈得不到良好引导，往往走上歪路；一个好父亲，却可以其良性的言传身教为儿辈作表率。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李格非调回东京入补太学录，元祐四年（1089年）任官太学正，元祐六年（1091年）又为太学博士。李格非的仕途一直与学校教育紧密相关。

苏轼在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因反对新法，长期被贬谪在外，直到宋哲宗继位，才重返东京。自元祐元年到元祐八年（1093年），除了中间一段时日，苏轼出知外任州府，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京，李格非也就于此期间“以文章受知于苏轼”。

宋代文人习惯以文会友，以文结盟，将翰墨事业认定为如道统一般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依着王水照先生的划分，北宋时期形成了三大文人集团，“苏门”即其中之一。“苏门”以苏轼为盟主，聚集了一大群文风各异而价值观趋一的诗文能手。

文学盟主以发现人才、推奖后辈为急务，团拢越多的才学之士，越能证明该集团的能量，才学之士也把加入文学联盟视为毕生幸事。把写作当成宏伟事业的读书人，一辈子皓首穷经，写烂了笔头，磨损了砚石，即便写出的诗文车载斗量，也可能无人问津，最终只是文学史上沉默的尘埃，被历史湮灭了。但若能得到文学泰斗的一二言品题，与之有过三两次诗文交游，旋即身价百倍，从默默无闻的文学边缘人，变成熠熠生辉的未来之星。

如苏轼刚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的盟主欧阳修便对他大加赞誉，更要“付子斯文”，俨然将苏轼当成未来文坛盟主的不二人选。到苏轼主盟文林时，他一样扶掖后辈。如读毕晁补之的文章，他叹息道：“吾可以搁笔矣。”如与秦观神交，多次互通书信，还向王安石竭力推荐。同样，这些门下士子，也因苏轼的推奖而大放异彩。

李格非拜于“苏门”，一方面推高了自己的文名，另一方面也成就了女儿的文名。

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凡一弄笔，“文章落纸，人争传之”。一个深闺女子，如何在男人主导的文学世界里闯出一条路？在当时当地的情形下，男性文人要露锋芒，需要前辈引路，女性文人就更需要贵人的发现和宣传。

这个发现和宣传李清照的贵人正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晁补之与李格非有通家之谊，同为齐鲁人，同是苏轼门下士子，彼此交情匪浅。晁补之的诗文集里收录了数首与李格非唱和的诗，如《与李文叔夜谈》，其中有言：“诵诗夜半舌入喉，饮我樽中渌醽（líng）美。”可知两人曾有过彻夜论诗的亲密经历，谈兴浓处，酣饮为乐。晁补之极为赞赏李清照的才华，“多对士大夫称之”，有文林干将推奖，李清照很早就在文坛闯出了名堂。

只是可惜李清照早年作品不详，加上伪作、疑作较多，有的看似具有少女情怀的词文，倒不一定是当时所作。李清照的诸多作品，后代研磨者往往有个执念，就是必须设定准确的时间，诸如这首情怀稚嫩更肖少年习作，那首格调老练当作于中年。但从文学创作实践上来说，中年未必不能写少女情怀，少女未必不能有老成之思。毕竟文学可以伪装，可以想象，未曾经略的生死大事都能写出痛彻之感，何况是代入年龄。假设作者是天才，想象更能纵情涉足任何领域，李清照为何不能跨越现实界限，将时间、空间都跨过去，跨往一片广阔而深邃的文学世界？

唯其如此，才会有“文章落纸，人争传之”的奇景。不凡的文字总不能是拘谨的，好比苏轼的诗文恣意汪洋、纵横四海，宇宙那么大，人生那么渺小，但也要飞去宇宙边界唱一阕词。苏轼吟唱过“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李清照也咏叹过“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最杰出的天才皆为鲲鹏，他们要绝云气，负青天，适南冥，凡尘的意志缚不住，也不该用凡尘的想象去考量他们。

生而为人，总有使命，李清照的使命或许是做记录时代的词人，出生时承受着北宋文化的绚丽余晖，因而涵养了最厚重的文学才情，后来遭遇时代巨变，历经创痛，以其辗转跌宕的一生为笔，书写天当俯首、地当屈身的千古篇章。

元丰七年，李清照与《资治通鉴》一同诞生。北宋文化极致发展，文人辈出，名篇丛生，颂扬盛世太平的诗文数不胜数，只是物极必反，哀声终将奏响，于是在夕照落山时，等来一个李清照，为太平结束唱起挽歌。

王朝的背影渐次昏暗，文学的殿堂却放出光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时代即将到来。

[1] 寡妇的自称。——编者注

[2] “牛马走”指像牛马一样被役使的人。旧时自称之谦辞。——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