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王朝的建立和封建文化的继续发展

元朝的建立，最终结束了在这以前中国境内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长期并立的局面。元朝制度基本上沿袭宋、金旧制，同时也保存了蒙古的某些旧制。这一现象从根本上说是蒙古贵族统治集团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方式，相应地采用“汉法”治理中原的必然结果。而这种适应和采用“汉法”又经历了一个过程，它是在由蒙古奴隶制国家转化为元王朝封建制国家这一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蒙古族本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辽、金统治时期，蒙古各部落逐渐有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松散的部落联合。金泰和六年（1206），全蒙古的贵族在鄂嫩河源头举行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领袖，号成吉思汗（元太祖），自此建立了奴隶制的蒙古国家。在这以前，铁木真曾被金朝授予“札兀惕忽里”（意为诸部落统领）封号，向金纳贡。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后，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会见金章宗派遣的武定军节度使卫王允济，向金纳贡，但拒不为礼，实际上是要求金朝承认蒙古汗国。金大安元年（1209），金朝使臣来到蒙古，成吉思汗又拒绝拜受诏旨，自此双方关系正式宣告破裂。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开始了大规模南侵。金宣宗二年（1214），在战争中不断遭到失败的金王朝纳贡求和，并把都城由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今开封）。次年，蒙古军队攻下中都。金哀宗四年（1227），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时病亡。窝阔台（太宗）继任汗位，决定加强对金战争。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金王朝灭亡，蒙古王朝统一了北方。

在蒙古王朝灭金过程中，北方原来的封建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发生过逆转现象，出现了奴隶制剥削关系。但当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力求巩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时，他们不得不逐渐改变征服政策，以适应原有的经济制度。早在蒙古军队攻下中都以后，成吉思汗就授命木华黎为对金作战的全权统帅，这时已经面临着对占领的中原地区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木华黎采取了争取汉族地主武装的招降政策，并把以劫掠奴隶、财物为目标的掠夺战争转变为争城夺地的占领战争。也从这时开始，北方一些有实力的汉族地主武装和军阀纷纷降蒙，被委任为地方行政长官。在他们的建议下，木华黎注意约束部下剽掠，保护农业生产。到了窝阔台统治时期，更加倚用金朝降臣和汉族地主武装的首领人物，在原金朝统治地区逐步建立适应中原封建制度的统治秩序，即当时人所说的实行“汉法”。在这个时期，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习熟汉文化的契丹贵族后裔，曾为金臣。他因长于天文、卜筮而被成吉思汗器重，窝阔台时期，他更受重用，成为亲信。耶律楚材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前者是他的主要思想。窝阔台听取和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据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记载，耶律楚材反对某些蒙古贵族向窝阔台提出的把农田改为牧地的主张，阻止了一场对农业经济严重破坏的倒退行为；他建议制止和约束战争过程中对无辜百姓的大规模屠杀，使之安居乐业；他还建议把蒙古诸王大臣所得的“驱口”（沦为奴隶的被俘者）和汉族军阀、武装地主占有的奴隶改籍为国家编民，这实际上有利于使这些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他还推行著名的轻税薄赋的“五户丝制”。凡此等等，都有利于保护北方地区农业经济，使之免遭更大的破坏并逐渐得到恢复发展。

蒙古军队在进攻金朝的战争中，在文化上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注意保护儒士，在一个时期内，儒士被屠杀、奴役现象很普遍。二是在攻城夺地过程中文化典籍受到损失。金亡前一年（1233），著名作家元好问致函耶律楚材，要求保护儒士。信中说得十分沉痛：“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上耶律中丞书》）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窝阔台时期改变了对儒士的政策。耶律楚材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1]，搜集和保存儒学、文化典籍。1230年，他还奏请窝阔台批准任用儒者为课税使，一次起用了二十人，这是蒙古王朝大批任用儒士文臣的开始。也正是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窝阔台即汗位后第十年（1238），即金亡后第四年，实行第一次科试取士，即著名的“戊戌选”。由于这种政策在蒙古王朝统治集团中不时遭到反对，出现过反复现象，耶律楚材也不断受到中伤、打击。1241年窝阔台去世以后，脱列哥那后摄政，排挤主张实行“汉法”的官员。耶律楚材于1244年去世。但到了忽必烈时代，又出现了更大的实行“汉法”的转折。

忽必烈是宪宗蒙哥之弟，蒙哥于1251年即汗位后，任命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军政大权。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在忽必烈青年时代，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从1251年以后的近十年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儒士幕僚集团，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刘秉忠、张文谦、赵良弼、郝经、赵璧、王鹗、姚枢、许衡、窦默、商挺、李德辉和张德辉等。其中有的正是戊戌中选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向忽必烈进言“崇儒重道”，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代圣君贤臣事迹，有的人向他陈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农桑天下之本”和“三纲五常”等道理。总之，他们力图使忽必烈接受和实行中原封建文化和制度，这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忽必烈则通过这些有影响的儒士来争取汉族地主、军阀和士大夫对他的支持。在忽必烈受命掌管汉地区军政大权的次年，即宪宗二年（1252），奉忽必烈命访求人才的张德辉偕元好问北觐，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忽必烈实行“汉法”的主张曾遭到蒙哥的反对，也受到蒙古贵族中人的打击。蒙哥去世以后，忽必烈在部分蒙古宗王支持下，又依靠着汉族儒士谋臣和军阀将领的支持，打败了汗位的竞争者。自此，他进一步信用儒臣，更加坚定地实行“汉法”。他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按照历来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称皇帝，立年号，后又更改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他在建元中统诏书中说：“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这就明白地宣告和表明他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忽必烈改元后，进一步加紧对宋战争，1279年，宋王朝的最后一个流亡朝廷在岭南覆灭。大体上说，到忽必烈正式建立大元王朝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从成吉思汗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封建国家的转变过程。忽必烈已不仅是蒙古贵族，同时也是北方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因此，灭宋战争基本上已属于地主阶级之间的统一战争。但在战争过程中和灭宋以后，蒙古贵族统治集团一直是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手段，因此，南宋朝野在反抗过程中必然具有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性质，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十分尖锐，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映。

由元王朝成为封建国家的性质决定，在灭宋以后，江南地区封建经济没有像灭金过程中北方封建经济那样遭到很大破坏，南方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基本上受到了保护。忽必烈又很快采纳了程钜夫的建议，起用南方儒士为朝臣，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是起用宋室后裔、著名文士赵孟。这样，南方地主阶级对元王朝的态度也由反抗逐渐转变为拥护。成宗铁木耳大德以后，更多的原先持不合作乃至敌对态度的南方儒士纷纷转变态度，出仕食禄，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南方地主阶级对元王朝统一中国的最终承认和拥戴。

同样由元王朝成为封建国家的性质决定，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文化继续沿着原有的传统发展，在这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正统儒学依旧是统治思想，在宋代形成的正统儒学的变种——理学，不仅继续流行和发展，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官学。这又是元代封建文化继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与文学接近的艺术领域内，元代绘画求意趣而不重形似，即前人所说“元人尚意”的特点，正是宋代出现的要求打破“院画气”——讲究形似和格法的进一步发展。元人书法较宋末有所振兴，时尚“复古”，提倡直追晋人而不以唐人为归依，这种“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宋人书法进行反思以后的结果，实际上又是一种发展。元王朝作为多民族国家同时具有东西交通空前发达的特点，这无疑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如戏曲中出现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音声，丰富了戏曲音乐，雕塑艺术中密教雕塑手法一度盛行，打破了宋以来主要沿袭纤弱的晚唐传统的格局，丰富了雕塑艺术。此外，元代还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家，有的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文化领域内的这些现象和特征，和文学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样，它们既构成封建文化继续发展这个全局，又显示出它们在中国文化史或文学史上自有其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