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出土文献中的秦代文学
李斯所倡导的愚民政策虽然暂时放缓了秦代文学的发展步伐，但是无法扼杀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生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策都无法遏制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的追求。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又何尝不需要用文学艺术来点缀他们的生活？晋代王嘉《拾遗记》记载，秦王嬴政青年时代，骞霄国画家烈裔来秦，擅长画龙点睛之笔。[1]此虽系小说家言，但是秦代的绘画艺术，史书早有记载。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2]秦代画像，据陈直《汉书新证·高后纪》“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条考证：“凤翔彪脚镇，曾出土秦代大画砖，为两王宴饮图，持杯皆用左手，知秦代尚左，但汉初改为尚右，《周昌传》‘左迁’是也。周勃入北军，大呼为刘氏左袒，知仍用秦代习俗。”[3]据此画像砖考证秦汉习俗，确有意义。此外，根据《重修咸阳县志》和《咸阳文物精华》等资料，咸阳历年出土了很多秦汉时期的画像砖，属于秦代的如驷马图、龙璧图等，就非常生动地再现出秦代的生活画面和浪漫的想象。为了实现其长生不老的梦想，秦始皇又封禅泰山，派遣徐巿带领数千童男女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还过彭城时，设法在泗水捞出周鼎而未果。后又南下衡山，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乎败溺，愤怒而不得渡，遂派遣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所有这些，都见载于《史记》《水经注·泗水注》及《太平御览》所引庾穆之《湘洲记》，更是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左右室画像就有秦始皇升鼎图。所有这些，也都体现了秦人的想象力。
秦代乐器也多有记载。《古今乐录》云：“琵琶出于弦鼗。”晋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4]《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丝五·琵琶”条：“今清乐奏琵琶，俗谓‘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阮咸”条又云：“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颈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谓之阮咸。”[5]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指出：“根据唐代的文献，可知当时的琵琶，有阮咸（秦琵琶）、曲项及五弦琵琶三种。现在这三种唐代琵琶的实物，都还存在。唐代传给日本，日本的奈良正仓院，历世宝爱周至，保存至今。看这几件珍贵的遗品，形制完美，与《通典》的记载，恰相吻合。”[6]“从它的实物与文献略行推断，弦鼗约始于秦代，秦人植基西北，与西北各民族的文化是密切的，在音乐上也互相感受。风俗传播，互相学习，从鼗的打击乐器变成弹奏的弦乐器，就叫弦鼗。到汉代，西域有琵琶输入，因取其名叫秦琵琶。它是由中国乐器为主而演变的。‘兼似两制，谓之秦汉。’所以又叫秦汉子。因为爱好这种乐器的有晋竹林七贤的阮咸，又因此从唐初以来，叫做阮咸，这是汉民族在音乐上的创造。”[7]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最近几十年出土文献的发掘，为秦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西侧睡虎地发现古代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秦代竹简1155支（另残片80余片），内容大部分是秦的法律条文和公文程序。据推测墓主是一个叫“喜”的男子，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并曾治狱于鄢，是秦的地方官吏，死于秦始皇三十年。[8]经过整理，有如下内容：《编年记》（53枚，类似于“喜”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始于秦昭王元年，终于秦始年三十年）、《语书》（14枚）、《秦律十八种》（201枚）、《效律》（60枚）、《秦律杂抄》（42枚）、《法律答问》（210枚）、《封诊式》（98枚）、《为吏之道》（51枚）、《日书》甲种（166枚）、《日书》乙种（257枚）。其中《语书》《效律》《风诊式》《日书》乙种四种简上原有书题，其他几种书题是整理小组拟定的。前八种编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后又出版精装本，将后两种也收录其中，1990年出版。据出版说明：“《编年记》里的年号，在昭王、孝文王和庄王之后是‘今元年’，即秦王政（始皇）元年，表明《编年记》是秦始皇时期写成的。又如《语书》开头说：‘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以历朔推算是秦王政（始皇）二十年。《语书》文中几处避讳‘正’字，改写作‘端’，也证明它是秦始皇时期的文件。竹简中写得早的，则可能属于战国末期。……《编年纪》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该年喜是四十六岁。”其中《为吏之道》，近于《荀子·成相篇》。《汉书·艺文志》著有《成相杂辞》十一篇，《为吏之道》应当是用当时民间流行的成相辞调杂糅而成，近似于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三晋格调。[9]关于这篇作品的时代及其意义，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语书》是秦王嬴政二十年四月初二日南郡守腾向所属各县、道发布的一篇文告，属于地方行政公文。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代墓葬除了出土广为世人熟知的《为吏之道》外，还在四号墓发现两件木牍，正反两面都有字迹，是黑夫与惊两人写给衷的家信，其中一件保存较好，另件下半残缺。据专家考证，两信大约作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那年，王翦、蒙武攻取楚国，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楚国至此而亡。二月，安陆士兵黑夫和惊给家人发信。由此推断，这封信为秦王政二十三年参与王翦进攻楚都陈之战役的士兵家信。计先后两信。第一信发于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第二信未记日期，当在三月中。第一封发信者为黑夫与惊二人，皆为安陆人，此时家住“新地城”，即今云梦古城。受信者名中，又作衷，当为同母兄弟，即出土木牍之墓主。所谓“新负”即“新妇”，当为惊之妻，媛乃其年幼之女儿。信开头首先问“母毋恙也”，父当已去世。信中叮嘱新妇“勉力视瞻”之丈人或两老，当指新妇之父母，两亲家当离不远。两信向其母要衣、布与钱。第二信云：“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谓已借用别人之钱，急需要钱，由此可见当时从军士兵之生活情况。[10]《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有“《秦零陵令信》，难秦相李斯”。[11]但是这篇近于难体、又似书信的文字并没有流传下来。而《黑夫尺牍》《惊尺牍》大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家信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字考释以及法律文书方面，这的确是全新的内容。周凤五《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着重分析了四号墓中《黑夫尺牍》和《惊尺牍》，十一号墓中的《语书》《为吏之道》的内容及形式上的特点，从文学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很值得参看。[12]
1986年在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墓出土460枚秦代竹简。《文物》1989年第1期发表简报，1993年整理成《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日书》，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基本相同。甲种73枚，可分为八章，即《乐建》《建除》《亡者》（又称《亡盗》）、《人月吉凶》《男女日》《择行日》（又称《禹须行》）、《生子》《禁忌》。日书乙种379枚，内容方面有二十多篇，除《月建》《建除》《生子》《人月吉凶》《男女日》《亡盗》《禹须行》与甲种相同外，尚有《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医巫》《占卦》《牝牡月》《昼夜长短表》《四时啻》等十三种。一是纪年文书，或题《墓主记》，说的是一个叫丹的人因伤人而被处死，但三年以后又复生的事情，同时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和不死的原因。简文称：
……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复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狗（？）穴屈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出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闻
而人食，其状类益、少糜、墨，四支不用。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市人以白茅为富，气鬼受（？）于它而富。丹言：祠墓者毋敢毂。毂，鬼去敬走。……
据李学勤考证，这应当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志怪小说了。[13]这些材料的出现，确实给人一种新奇惊异的感觉。
由此我们联想到《燕丹子》。这部著作主要记述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前因后果：他曾在赵国作人质，与生于赵国的嬴政相结识。嬴政立为秦王后，太子丹又质于秦，因受到冷遇而逃回燕国，暗中派荆轲刺杀秦王。事件导致秦军攻燕，破易水之西。史书的记载大体如上。但是到了秦汉以后，其故事内容逐渐丰富，赋予了更多的小说色彩。《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相如《荆轲论》五篇，司马相如稍前于司马迁，可见秦汉之际，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已在世间广泛流传。司马迁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14]这里所说的“天雨粟，马生角”就见于《燕丹子》记载：“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15]这显然已经带有夸饰的成分。《论衡·语增篇》又载曰：“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言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虽无道，无为尽诛荆轲之里。……荆轲之闾，何罪于秦而尽诛之？如刺秦王在闾中，不知为谁，尽诛之，可也；荆轲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不言尽诛其闾。彼或时诛轲九族，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好增事者，则言町町也。”[16]可见到了东汉前期，燕丹子故事就不仅仅是乌白头、马生角那样简单了，而是又增加了很多内容，如长虹贯日等情节，就并见于《史记索隐》引东汉后期应劭注及《列士传》等说法。至《燕丹子》出，情节更为丰富。譬如记载燕太子丹厚待荆轲，与之同案而食，同床而寝，甚至拿黄金给荆轲投蛙作乐；荆轲想吃马肝，燕太子丹就杀了心爱的千里马；荆轲称赞弹琴美人的手很美，燕太子丹就剁下美人手等情节，可能是过于离奇，故都不见于史书记载。但是这部著作并未见于《汉书·艺文志》记载，而是首次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且未署作者姓名。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书形成较晚，如《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17]从这部书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以燕太子丹为线索，以反暴秦为基本倾向，突出记述了荆轲刺秦王及其失败经过，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大体相近。因此，清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是燕太子丹死后其宾客所撰，至少是汉代或以前的作品，也不无道理。作者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在虚构之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视之为中国古小说的雏形殆不为过。
1989年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出土了150余枚竹简（总计283个整理编号），详见刘信芳、梁柱编《云梦龙岗秦简》。根据该书考证，龙岗秦简的时代略晚于睡虎地秦简。其证有三：第一，第271简“故罪当完城旦”。睡虎地秦简“罪”皆作“辠”，而龙岗简则一律作“罪”。《说文》：“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第二，第256简“时来媵，黔首其欲弋耎兽者勿禁”。按“黔首”多次见于龙岗简。《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更名民曰黔首”。而睡虎地简仅见“百姓”，说明是统一之前的作品，而龙岗简则是统一后作品。第三，第263简有“从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史记·秦始皇本纪》：“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18]龙岗简也属于秦的法律文书，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秦代法律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取传书乡部稗官。”（编号185）这里提到的“稗官”又见《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注于稗官下引如淳曰：“《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注：“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19]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以为“如淳以‘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细碎之言’释稗官，是谓因其职在称说细碎之言，遂以名其官，不知唐林所言都官稗官，并是通称，实无此专官也。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训诂。案：《周礼》：‘宰夫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小官，士也。’此稗官即士之确证也。”[20]此说已经为今天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根据秦简来看，稗官确实是小官，但是并非“无此专官”，《秦律十八种》也称“令与其稗官分”。所谓“稗官”，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列“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21]是并列而称的乡里小官。天水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多次出现“小啬夫”“大啬夫”，是月薪不过百石的小官吏，设职面很广，上至县府，下至乡府以及县属各单位。大啬夫，似专指县令、长而说的，小啬夫则是乡政府和仓啬夫、库啬夫、田啬夫等相当的小官。《史记·殷本纪》“舍我啬事而割政”。张守节《史记正义》：“穗曰稼，敛曰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张守节《史记正义》：“《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备盗贼。”（并见张衍田辑《正义佚文》）。又据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始元年间”诸人名的考察，候长秩比二百石，月奉一千二百，而关啬夫秩比百石，而月奉七百二十。至于“令史之职，一般应与尉史、候史、啬夫、亭长、燧长为同一秩级，属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史之秩，月奉钱是六百。”但是303·4简有“令史覃嬴始元二年三月乙丑除，未得始元六年九月奉用钱四百口”。303·21简“书佐樊奉，始元三年六月丁丑除，未得始元六年八月奉用钱三百六十”。可见在啬夫以下尚有属令史、书佐一类更低的官吏，月奉在三四百之间。由此说明，稗官确为乡里小官。
[1] 〔晋〕王嘉《拾遗记》卷四：“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
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山泽之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目，相随而行，毛色相似，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灭，宝剑神物，随时散乱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100页）按，〔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五二、卷八九一及〔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卷一、卷四并引此事，谓在秦王嬴政二年。
[2] 〔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页。
[3] 陈直著《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4] 《宋书·乐志》引，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6页。
[5] 〔唐〕杜佑著《通典》卷一四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53页。
[6] 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7] 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8] 详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9] 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0] 参见黄盛璋《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8期。
[11]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9页。
[12] 周凤五《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七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
[13]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74页。
[14] 《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8页。
[15] 旧题燕太子丹撰《燕丹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16] 〔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6—357页。
[17] 〔清〕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87页。
[18] 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第31页。
[19]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20] 余嘉锡著《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8页。
[21]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