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易水河畔忆刺秦

豪 言

秦兵旦暮渡易水。

这是我在易县行走时，脑中出现的一句话。我一直默默吟咏着。这是在哪里读到的？从未刻意去记，此时却从记忆的混沌中脱颖而出，这眼前的风物碰触到了什么敏感的神经元？望向茫茫天际，金戈铁马不见，但那其中的紧迫与危机，七个字便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恍惚中，总觉得这句话与荆轲是有关的。这要被秦兵强渡的易水，莫不就是那句著名悲歌中吟唱的河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曾像目睹荆轲离别背影的士兵一样，心中被这句话反复激荡。

所谓豪言壮语，我想此为千古第一。

果然，我查阅后发现它是《史记·荆轲传》中的话，司马迁对荆轲刺秦王有着完整的记述。

燕国太子丹在极度的恐惧中，对荆轲说：“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尊贵的燕国太子，竟然对一介平民用“长侍”这样的说法，可见有多么器重，有多么无奈。太子长期的侍奉，便是荆轲所领受的恩情，他所要报答的，并非国家大义，而是这样的恩情。因为，荆轲并不是燕国人。荆轲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荆轲这样的人，心怀大抱负，所梦寐以求的，是实现自己的价值与荣耀。

我这样说并非贬低荆轲，恰恰相反，他这样的人才更好地诠释了“英雄”的形象。秦国大将王翦一生打胜仗无数、杀人无数，但很少有人觉得他是个英雄，而提到荆轲，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说：“那个是英雄！”

青史留名的英雄，大多是“舍我其谁”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并不蔑视别人的生命，他们只是想让自己的生命能更好地实现价值最大化。

而且，英雄一定是有豪言壮语的人。

怯 懦

我来到易水河边，这里正在修建一座休闲度假村，尘土飞扬之下，已然能看到花团锦簇。它仿照古村落的样式建设，一排排都是小食店铺。我一路走过去，竟然发现陕西人开的铺子最多，写着臊子面、羊肉泡馍和肉夹馍的旗子，在风中猎猎招展。脑中想着荆轲的我，看到这一幕不由有些感慨。其实，我本秦人，可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些恩怨早过期了，剩下的只有我们对历史的遐思。时光过滤之后，没有了愤怒，没有了血腥，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去揣摩那些人和事。

我继续想着荆轲，在易水河边，不能不想他。也许此刻我脚下的位置，就是当年他站立过、行走过、醉过酒的地方。

荆轲并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早年喜爱读书、击剑，然后游侠四方，寻找机遇。曾去卫元君那里找工作，没有如愿。他也并非天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是有着许多胆小怕事的“劣迹”。他在榆次与剑术家盖聂论剑，一言不合，盖聂瞪他，他就离开榆次了。他在邯郸跟剑客鲁句践因博弈发生争执后也逃走了。司马迁写道：“嘿而逃去。”意思是一句话也没说，默默逃走。

因此，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个怯懦的人。

知 遇

荆轲游来荡去，终于来到了燕国下都，就是如今的易县，和这儿杀狗的屠夫以及擅长击筑的高渐离成为朋友，天天喝酒唱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想，后辈所仰望的“魏晋风度”，源头也许就在荆轲身上。这样的表现在普通人看来与疯子无异，但在隐士田光眼里，此人必有不同凡响之处。

有一天，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丹，终于从咸阳逃回了下都。他与“战国四公子”一样，开始了求贤问士的事业。太子丹的老师鞠武，向他推荐了隐士田光。田光知道自己年事已高，不能再做什么大事了，便向他推荐了荆轲。

第一次见面，太子丹就向荆轲提出了自己刺杀秦王的计划。

如果能劫持秦王，便让他退还占领的各国土地。如果秦王不从，就杀了他，让秦国内讧，各国再联合起来灭秦。

说真的，不是我事后诸葛亮，这个计划一听上去就很不靠谱。因此，荆轲很久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这是国家大事，我的才能低劣，恐怕不能胜任。”这个“恐怕”，让太子丹听出了希望，赶紧膝行上前跪拜，以头叩地。这事就成了。荆轲成了太子的座上宾，被拜为上卿，不仅天天美食、美酒、美女伺候着，太子每天还要亲自去问候。荆轲游荡着，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这就是古人说的“知遇”了。

私 仇

养“卿”千日，用“卿”一时。在秦兵旦暮渡易水之际，太子丹再次对荆轲提出了刺杀的计划。荆轲说：“我需要两样东西，樊於期将军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我将它们献给秦王，秦王一定高兴接见我。”

樊於期原为秦国大将，畏罪逃往燕国，被太子丹收留。

太子丹是个善良的人，对荆轲说：“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仔细琢磨，这个说法挺奇怪的。刺秦，对燕国乃至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敬仰的大快人心之事，怎么会说是“一己之私”呢？

原来，太子丹与秦王嬴政有私仇。

许多年前，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赵国邯郸，他们是一起玩耍的小朋友。

战国的时候，两国订立盟约、请求出兵或停战协议，为表诚意，便要互送重要的公子作为外交上的保证。这样的公子其实就是人质，故叫作“质子”。

那个时候，太子丹在赵国充当质子，而嬴政连质子都不能算。他是秦国王子异人的儿子，是质子的儿子。质子的日子并不好过，只比囚犯好一点。太子丹和嬴政同病相怜，经常在一起嬉戏聊天。太子丹要比嬴政大上好几岁，作为哥哥，太子丹在生活上照顾弟弟嬴政的时候也很多。

多年以后，嬴政跟随父亲异人回到了秦国。在吕不韦的精心策划下，异人做了秦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短命，在位三年就过世了，嬴政便成了新的秦王。那一年，嬴政只有十三岁。

太子丹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父亲燕王喜身体健康，稳坐王位，他只好继续过着质子的日子。但这一次，他被派往秦国当质子。他心下有喜，期待见到嬴政弟弟，尽管这个弟弟已经二十八岁了，但他认为，童年的时光怎么可能被忘记呢？这个弟弟一定会善待他，也许，还会帮助他和燕国。

但是，当他觐见的时候，以前的弟弟，现在的秦王，冷酷、傲慢之至。当时天下最强大的王者，最不愿想起童年的惨痛经历。传说他的母亲怀了吕不韦的孩子，才去邯郸跟了异人，而他，极有可能就是那个腹中的孩子。太子丹的出现，是一种提醒。嬴政讨厌这种提醒，他要用傲慢将过去的耻辱压成齑粉。（数年后，秦军攻下邯郸，据《史记》载：“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可见，嬴政心中对过往是多么敏感和痛恨。）

太子丹的心被刺痛了，假若他不认识这王座上的人，也就像以往那样忍了，但现在他忍不了，他只有一个卑微的请求，就是看在往日的情面上，请秦王放他回去。

但是，嬴政说：“等乌鸦变白，马的头上长角，我就放你回去。”

太子丹心底最后的一丝温情就此熄灭，这种耻辱，化为仇恨。

没有比仇恨更可怕的力量，他开始周密地策划逃跑，最终竟然成功了。他一归国，就开始招揽侠客义士，心中的仇恨让他可以把自己放低到尘埃里。凡是别人介绍来的侠士，他几乎都是行跪拜大礼。他不爱后宫佳丽，终日和这些士人为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这对一个太子，意味着怎样的煎熬与迫切。

尊严，远没有仇恨重要。但他的仇恨，却来自心底深处的尊严。

而且，他的可爱在于，他并没有用高尚的名义去掩饰自己的私仇之心。

自 杀

一个正常人，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自杀。但是在上古时代，人们动不动就自杀了。那时的人们把很多东西看得比生命重要。

像是上文提到的隐士田光，他将荆轲引荐给太子丹之后，就自杀了。

《史记》是这么写田光自杀的。

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在这里，我不得不深深感叹下司马迁的才华，他写这些隐秘的历史事件也如在现场一般，所有对话虽皆为他的想象与揣测，但实在是贴切之至。就是这样的对话体，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样态。

田光学识渊博，智勇双全，素称燕国勇士，怎么受得了这样的质疑？一点点的质疑都是义士无法容忍的羞辱。尽管这只是太子丹为了谨慎起见说出的一句话，不代表他对田光有质疑之心，却也暗示着太子丹并非是个有大智的人。刺秦大业尚未开始，便已经蒙上了阴影。田光要用自己的死亡给荆轲更大的动力。

另一个人的自杀更加意味深长。

荆轲问太子丹要樊於期的人头，太子丹不忍，荆轲便私下去找了樊於期，对他说：“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

樊於期仰天叹息，流着泪说：“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

然后樊於期就割颈自杀了。

但有一点让我困惑，据说樊於期本是秦国大将，兵败后畏罪潜逃到燕国，那么，他的家人会依照秦律被杀或被没收为官奴，是他逃跑时就应该知道的。况且，秦国对于战败大将的惩罚并不是十分残酷。秦国大将王陵伐赵都邯郸失败后，只是被免职。在“灭楚之战”中，大将李信率领的二十万秦军被楚军击败，李信也只是被撤职，并没有被处死。

历史的缝隙出现了：樊於期这么重要的人物，在此之前的经历居然是缺失的。他就这么突然出现了，没有其他的历史记载。

一些学者考证樊於期就是秦国大将桓齮。理由是：桓齮在败给赵国大将赵牧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记载，而在此之后出现了樊於期，他们的名字读音相似，也许他们是同一个人，只是燕人发音不同。我认为这种推测并不成立。首先，我相信《史记》，在《史记》中这是不同的两个人；其次，我认为樊於期并不是个怕死的人，更何况打败仗也不会真的被处死，他没有出逃的理由。更何况，《战国策》还记载了桓齮兵败被杀的事情。

樊於期是另一个人。

我在这里更愿意提及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对樊於期的描写。很多时候，文学比史学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真相。

樊於期作为长安君成蟜的副将，一同出征赵国。成蟜为秦庄襄王（异人）亲生之子，樊於期担心吕不韦想借机除掉成蟜。他对成蟜说，“今王非先王所出”,“诸国皆苦秦暴，何愁不纳”。成蟜当时十七岁，热血男儿，说干就干，就这么反了。

可是，这场叛乱被嬴政平定，相关人员被残酷绞杀。樊於期惶惶之中四处流窜。无论他逃与不逃，家人皆是死罪了。参与谋反，还书写檄文，说嬴政是“怀娠奸生”，嬴政怎么能不震怒？用黄金千斤、城邑万家来买他的脑袋，才能解心头之恨。

因此，樊於期这个人活着，也是为了复仇。当荆轲找到他时，他慷慨激昂的陈词与毫不犹豫的自刎是他期待已久的，几乎都带有一种表演性。

如果说田光的自杀源于义士的高洁，那么樊於期自杀，就有着跟太子丹一样的心境，他对嬴政更加充满了愤怒的私怨。

这也是太子丹和他惺惺相惜的原因。

太子丹得知他的死讯后，驾车奔驰而来，趴在尸体上痛哭失声。太子丹和嬴政不同，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为了生命之外的价值而自杀，总是令人惊叹。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才能被我们所理解？

恐 惧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有一句话令人难忘：“在危险之外惧怕死亡，而身临险境时却不惧怕。这就是所谓人。”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比如我们惧怕失败、悲哀、疾病、衰老、失去……但是无一例外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跌进那种无助的漩涡中。当我们置身谷底之后，的确，恐惧反而减轻了。因为我们除了接受这种处境之外，别无他法，就像病了只能吃药、住院、休养，别无他法。这种逆境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而是被动承受的。许多身外的力量突然就改变了我们的处境，我们尚且来不及去细细思量。

可世上有一种特别极端的情形，那就是眼睁睁地主动奔向灭亡，而不是突然被动地跌进灭亡，由于本能，这个过程中的恐惧值是会趋于无限大的。

况且，死亡也并非是恐惧的极限，有很多情势蕴含着大于死亡的恐惧。

荆轲的副手秦舞阳，据说十三岁就当街杀人，目光凶残，无人敢对视。但这个人，跟荆轲来到秦国，进宫觐见的时候，居然“色变振恐”，当即让秦国大臣起了疑心。司马迁在另一处还提到了秦舞阳（《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里面记述了燕国贤将秦开，说秦舞阳是秦开的孙子。一些人就此认为这是司马迁在暗示秦舞阳年少杀人是“官三代”的跋扈，我觉得这属于当代语境下的“过度解读”。刺秦不是摘桃子，没有哪个官三代会选择主动去送死。有人说秦舞阳是太子丹的眼线，负责监视荆轲，这点嫌疑我倒觉得是有的。但无论如何，秦舞阳这个人也是勇士无疑。

勇士秦舞阳，来到让列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邦，在穷街陋巷争勇斗狠的经验，哪里受得了秦宫内如此巨大的权势压迫，他终究被恐惧压垮了。他让我们反思：人们往往惧怕权势甚于死亡。

想清楚了秦舞阳这个人，才可真正明白荆轲的伟大。

我们知道，恐惧是会传染的。可荆轲发现了秦舞阳的状况后，居然还能解嘲似的笑笑，对秦王解释说：“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他的表情、语气得多么轻松自然，才能让敏感多疑的嬴政相信啊。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荆轲是一个怎样的大智大勇者。

接下来，荆轲取过秦舞阳手中的地图，冷静而谦卑地向秦王呈上。他的胜算本来就极其渺茫，现在由于露怯的副手无法辅助，失败的结局其实已经注定了。可他早已将成败与生死置之度外，继续冷静地行事。

地图完全打开后，一把短小的匕首握在了荆轲的手中，秦王惊慌逃窜。在那个尚武时代，秦王带剑在身，一定是会格斗的，因而荆轲无法很快杀死他。秦王从后背抽出长剑来，一下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将那把涂满了毒药的匕首像飞镖那样掷了出去，秦王灵活躲过，匕首狠狠地扎在了柱子上。

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像个簸箕一样瘫坐在那儿，骂道：“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这个时候的荆轲，已经像帕斯卡说的，完全置身于险境了，因此他完全没有了恐惧。他压抑了一生的豪迈之气让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失败辩护。

我没杀你是因为我要活捉你！

这话极为霸气。但后半句，他作为严格训练的刺客，居然直接供出了幕后主使太子丹，不免有些让人费解。我不禁想起了《水浒传》中的武松。他在杀了张都监全家、血溅鸳鸯楼之后，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荆轲作为刺客之祖，早已经知道这个时刻是自身价值最大化之际，既然自己的身份已经显露，索性正大光明地说出一切，这是一种刀锋似的叙事，将自己的生命镌刻进时光的深处。

至此，荆轲生命中所有的怯懦都不再成立，我们方才惊觉他之前的怯懦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不愿浪费鲜血在不值得的普通事情上，他宁愿像懦夫那样逃窜、被人鄙视，因为他心中满是自信，他会找到机会充分证明自己。有了大的使命，才能在小处妥协。否则，妥协就成了怯懦。

成 功

刺客的成功不在于结果，不在于对象的死或活，而在于对象的义与不义。

这就是司马迁在字字如金的《史记》中为刺客立传的初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有了刺客的存在，再具备强权、再有力的人，也有了忌惮。这种忌惮便是一种制衡。尽管，这样的制衡是那么的脆弱，但总是存在的。

清人吴见思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史公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

这几天我在易县深读，果然有“刻骨十分”之感。我所写下的这些片段，就是尝试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对荆轲进行再读。

荆轲，弱小的个人，与中国历史上最强权的人——秦始皇捆绑在一起，形成极为鲜明的反衬，他从而也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刺客。他是被后世文人咏叹最多的侠士，也是被当代影视文化改编最多的刺客角色，没有之一。

当然，批评的声音总会有的。汉末名士杨雄，觉得以君子的眼光来看，荆轲不过是一个强盗罢了。最刻薄的说法来自北宋的史官司马光，他认为：“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这是典型的儒家想法，貌似客观，实则已经失去了对个人的勇气与力量的信念。人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成了匍匐在地的蝼蚁。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从汉到宋，儒家是如何全面占据士人的思维的，于此可见一斑。

若是中国无诗，那儒家化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中国？无法想象每个人都以国家的思维与立场去说话和行动。

幸而中国有诗，我们得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有血有肉地活着。

其中有几首特别打动我。

西晋左思的五言诗《咏史》，其中有两句写荆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左思不愧是晋人，他与先秦的精神气质还是相通的。他出身卑微，对当时的门阀制度亦深恶痛绝。他是能够理解荆轲的绝佳人选。

同是晋人的陶渊明，专为荆轲写了首挺长的诗：《咏荆轲》。陶渊明的诗歌崇尚隐逸，清静无为，难得有这样赞美暴力的诗。可见荆轲是如何打动了他，也让我们明白陶渊明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隐逸，不是什么都无所谓的平淡，而是一种藏其锋芒的自省。不是谁懒懒散散地住在乡下，都可以被称为隐逸。一个足够伟大的灵魂，才能有那样的悠然态度去品味自然。陶渊明的《咏荆轲》写得明白如话，基本上便是以诗的形式重述了司马迁的记叙。他写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颇能理解荆轲的抱负；“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更是充满了对荆轲的企慕之情。

唐人赞美荆轲者也颇多。骆宾王的《易水送别》也是名诗：“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这种意味与陶渊明是相通的，但唐人更敏感于时间的漫长与变迁，故而此诗多少让人想起《春江花月夜》中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易逝的人与不变的山川对比，是让人感慨万千的主题。

贾岛也继承了陶渊明的一个方面，着重写荆轲的“名”。“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他把荆轲的死叫作“虚死”，能否将这个词理解成一种为了身后万古名的死亡仪式？名声是虚妄的，可进入史册，却是实实在在的不朽。虚构的历史与无名的现实，到底哪一方是虚、哪一方是实？不免令人恍然起来。

不能不提李白。这个侠骨诗心的人，怎么能不歌咏荆轲呢？他的诗也霸气，他在《赠友人》中写：“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长号易水上，为我扬波澜。”他说出一个悲情的事实：多少壮士的死亡，让侠义精神在衰败，这是多么伤心的事情。最末一句是：“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这种价值取向，已经完全回归到了荆轲身上。

宋人写荆轲，继承唐诗的主题颇多。如汪元量的《易水》:“当年击筑悲歌处，一片寒光凝不流。”除了感慨，还有了凝视，触及内心，因此，也就有了反省。高斯得《读荆轲传》:“其事虽不就，简牍光无穷。奈何今之人，蹙缩如寒虫。”既然说到宋代，肯定要提苏轼，他在《和陶咏荆轲》中说：“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他对荆轲评价很低，只是觉得自杀成仁的田光非常值得钦佩。其中还有一句会得罪很多人的诗：“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这很显然，应该算苏东坡为了与众不同而故作的惊人之语吧。几十年后，他的后辈晁说之写了句“贯日白虹可奈何，书生容易笑荆轲”（《过荆轲冢四绝句》），怎么看都像是在回应苏东坡。

元人中，除了杜征君《荆轲》中的一句“悲风寒易水，侠气小咸阳”之外，也许只有李时行的《易水》值得读：“塞北时闻铁马嘶，蓟门霜柳渐凄凄。天边野烧连烽火，城下寒砧杂鼓鼙。阴碛草荒狐队出，平原风急雁行低。尊前不见悲歌客，易水东流何日西。”我照引全诗，不是因为它在写“悲歌客”荆轲方面有什么新意，而是因为全诗有一种特别“元代”的感觉，特别值得去感受。

明诗不足道，在那个特别世俗化的时代，荆轲竟然被演绎成了另一种人。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有篇小说《羊角哀舍命全交》，其中荆轲在阴间成了恶霸，欺凌隔壁墓的左伯桃，左的好友羊角哀为了帮助朋友，自杀去阴间，一起斗荆轲。自此，“羊左之交”成了生死之交的代称，但与伯牙、钟子期的“高山流水”相比，总觉得缺了精神的内质。

小说中，羊角哀骂荆轲：“不思良策以负重托，入秦行事，丧身误国。”

这应该能代表明代人对荆轲的一般看法。就连小说中，都已经是一种完全国家主义的话语了。

就这么到了晚清。还是那个让我们敬重的龚自珍写出了好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己亥杂诗》一二九）但我们知道，龚自珍在清代是为一代怪杰，在他的周围，那种侠义的精神已经稀缺得如同太空了。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里尖锐发问道：“荆卿以还，次有张良，次有贯高，皆同起于前后三十年间。自兹沉沉黑暗数十世纪，不复有此等人物闻于历史矣。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先民之元气断丧如此其易也，谁之罪欤？”

谁之罪？我们至今在解。

在我看来，最后一首赞美荆轲的古诗，是一个女人写的。

这首诗名叫《宝刀歌》:“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魂。”

这个女人，就是鉴湖女侠——秋瑾。

这个女人不仅写诗，而且还身体力行。她没有受任何人的恩惠，也没有跟任何人结下私怨，她为了那无边的、不认识的人的更好生活，踮着那双被残害千年的女性小脚去“刺杀”统治者。

这个女人的伟大程度超越了荆轲。

只不过，后人将这种“刺杀”谓之“革命”。

从荆轲读到秋瑾，方可明白中国的历史与当下。

友 情

应该稍微提一下太子丹的结局。

在荆轲行刺的一年后，秦军大举攻打燕国，燕王喜为了洗刷罪责，保住自己的命，派人斩杀了太子丹，将他的脑袋献给了嬴政。但嬴政并没有罢休，继续进攻，灭了燕国，杀了燕王喜。对于必死的结局，太子丹应该不会惊讶。但他一定会惊讶于父亲的狠心。

我特别关心的是，当太子丹得知荆轲刺秦失败的消息后，心中有没有愧疚。因为，他虽对荆轲拜为上卿，但他对荆轲的疑虑从未消失。荆轲一直在等待一个武艺高强、心有默契的朋友到来，然后一同行事。他却怀疑荆轲反悔了，就刺激荆轲说：“我先派秦舞阳去行刺吧。”荆轲一听，勃然大怒，立刻唱着悲歌出发了。事实证明，秦舞阳不是个合格的搭档，如果有另一个心理素质和荆轲一样强大的人，那么刺杀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太子丹和荆轲之间没有信任，因而不能说他们是朋友。

他们之间，是互为工具的关系。

但荆轲有一位伟大的朋友。他不是那位荆轲没等到的朋友，他本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色。

遥想当年，荆轲在燕市饮酒高歌之际，结识了一大群朋友。有田光这样的高人，有屠狗卖肉的小人物，还有一个乐手叫高渐离，他擅长一种叫“筑”的乐器。每当荆轲和朋友们喝醉了，乱吼乱唱的时候，高渐离就击筑助兴。

那个年代没有酒吧，但一样有酒吧的氛围。

在易水河边，荆轲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打着筑，用激越的旋律呼应着朋友的豪迈，并望着朋友孤绝的背影流下了眼泪。

刺秦失败六年后，秦灭六国。嬴政认为，仅以王号不足以显其业，于是称自己为始皇帝。他没有忘记荆轲给他带来的困扰，因此他继续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党羽，这些人四处潜逃，高渐离也更名改姓，隐藏起来，当酒保度日。

有一天，他听到主人家堂上有客人击筑，他听得痴迷了，就评价起弹奏的好坏。主人家知道后，便让他来弹。本来是想羞辱他的，没想到他弹得太好了，大家鼓掌，赏酒给他喝。

这唤醒了高渐离的自尊，他回到房间，把自己的筑和衣装拿出来，穿戴整齐之后，再次来到堂前，满座宾客大吃一惊，赶紧离座行礼，主人家也把他尊为上宾。

他再次击筑而歌。他想到了死去的荆轲，想到了这些年来国破家亡的际遇，心事沉郁，音韵婉转，宾客们感动得流了泪。

这样一来，他的名气迅速传了出去，秦始皇听说后，召他觐见。

秦始皇不会忘记荆轲掏出匕首的那一瞬，但他实在太喜欢高渐离的击筑之音了，不忍杀他，便赦免了他的死罪，熏瞎了他的眼睛，把他留在身边，为自己击筑。

音乐是最能让人亲近的艺术，时间一长，秦始皇的警惕之心慢慢松懈了。但高渐离的心底一直浮现着荆轲易水高歌的样子。他要为朋友报仇。

他收集铅块，放在筑的空膛中，制作了一件隐秘却沉重的兵器。

这天，他弹奏起那首易水悲歌，悲壮的乐曲让秦始皇不由站了起来，在他周围踏着节奏、踱着步。突然，他感到秦始皇距离自己很近了，便迅速抓起筑向秦始皇砸去。可毕竟是眼盲之人，无法判断准确，秦始皇一闪，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对高渐离来说，只有这一击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击。

这一击，凝聚了多少友情的力量。

细想起来，荆轲并未将同等的友情给予高渐离，否则，他一定会邀高渐离同去刺秦。但是，高渐离用自己的勇气和生命确认了这场友情。

世人都歌颂“高山流水”这种互为知音的友情，但我觉得高渐离对荆轲的这种不对等的友情，更加令人感佩。

伟大的友情，除却物质形式上的不同（如性），其精神实质与爱情是极为相似的。这也是为什么郭沫若的戏剧《高渐离》在很多人看来有着浓重的“耽美”之风。（我读之，总觉得那种叙事的随意、反讽与抒情，有种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感觉。）

为友情而死，往往比为爱情而死更伟大。因为，友情不仅包含着一己的私欲，更包含着对同道中人的那份精神与价值的认同。

所以，高渐离刺秦除却以弱抗暴的高贵精神之外，要比荆轲刺秦更有一种人性的道德感。有了高渐离的刺秦，荆轲刺秦的故事才能算是完整的。

风 水

坐船行驶在易水湖上，阳光强烈，迎面的风也很强烈。心里想着刺秦的暴烈，再望这一方山水，更觉深不可测。近处的山，碧绿清秀，给人桂林漓江的错觉，而远眺太行山脉，那水墨似的蓝雾当中横着层层叠叠的山峦（抗日战争时“五壮士跳崖”的狼牙山就在那里，所谓燕赵多奇士，至今犹然，绝非虚名），令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南国的妩媚与北国的雄奇就这样并置在了一起。

在古人那里，气是宇宙的本源，风能散气，而水能聚气，聚散辩证，生生不息，故有风水之说。

风水学，逐渐发展成了研究地貌、环境以及方位等等的堪舆之术。

我不懂风水，我也不信谁能说得清风水。尽管这些年经常有人戴着科学的帽子大谈风水，但我总觉得那是格格不入的。风水最迷人的玄妙，恰恰就在于它玄之又玄的那部分，而不在于日用经验能够理解的那部分。

谁能说得清玄妙的事物？玄妙的事物天生就不是让人说清的，而是和一首好诗一样，直接诉诸人的脊椎神经元，让人能够感受却无法理解。

我能感受到易县的风水非同一般。

我的感受并不重要，其实，严格来说，我这是一句废话。易县的好风水早有铁证：雍正皇帝放弃了他父亲康熙选定的遵化县清东陵，另选易县永宁山下作为自己百年后的地方。堪舆考察的结论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自此以后，以“父东子西，父西子东”的“昭穆之序”建陵，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都在这里，其中道光是因为东陵在建的墓穴漏水，他下令改建在了西陵。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现在可以直接参观地宫），其他的皇帝陵墓都保存完好。自建陵起开始栽种的数百平方公里的古松林至今基本完好，郁郁苍苍，吸纳并散发出清王朝的讯息。

还有一位帝王的陵墓也在西陵。

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过世后，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光绪崇陵附近的一座公墓里。巍峨的帝陵和简朴的公墓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令人直面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终结。不仅仅是清王朝的终结，更是帝制时代的终结。

让我们再回到刺秦。

荆轲当然知道秦国统一六国的大势是不可能逆转的。他怀刃上路的时候，韩、赵两国已经灭亡，魏、楚两国也危在旦夕。燕是小国，对秦国更是没有抵抗之力的。这个时候，各种连横抗秦已经无用。因此，才有了刺杀这样的举动。刺杀，是至弱者能够反抗的最廉价却最有效的办法，瓦解对方的心脏，以便瘫痪对方的整套体系。

这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还是一种理性的推断？

都不重要，这是一种反抗的激情。加缪在《反抗者》中说：“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荆轲刺秦，就是在捍卫弱者的尊严，彰显个体的力量。再强大的帝国，在奴役别人的过程中都要面对这样的尊严与力量。任何民族，任何人，只要有这样的尊严与力量存在，便有希望和未来。

秦始皇的统一之功自然不容置疑，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他设定的基本制度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这个制度的最后体现者，居然葬在了荆轲出发的地方。这是一种终结，这是一种开始，这是一种奇妙的衔接，这是一种无法预料的历史轨迹。

这都在易县。

易者，阴阳交替，日月为易。

古有《易经》，无论夏的《连山》、商的《归藏》，还是周的《周易》，都是阐述“变化”的神书。

什么是变化？从荆轲刺秦到溥仪的公墓，就是变化。

我们都置身在宇宙的、人类的、民族的巨大变化当中，却浑然不觉。只是转身一望，便是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尺度。

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指向一个终结。

终结永远是现在。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

通往我们不曾打开的那扇门。

没有比T. 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这段诗更符合我此刻的心情了。

让我们推开那扇门。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