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参加国际会议时人们常常会问我：“您来自哪里？”

我会说：“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提问的同行重复道，随即沉默片刻，面带微笑犹豫着，转动着眼珠，在脑中搜寻我的祖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会议若在欧洲之外举行，这种情况便尤为常见，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半岛啊，那儿的局势怎么样？”肯定会有人接着问，急于将交谈引入更熟悉的领域。或是提出更懂行的问题：“阿尔巴尼亚不是要加入欧盟吗，不知进展如何？”

大约十年前首次来中国时，我说自己是“莱亚·乌皮教授，来自阿尔巴尼亚”，本以为得到的反应会是再熟悉不过的诧异、茫然与困惑，结果却截然相反。“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年长的同行激动地说，“名叫《第八个是铜像》！”接着便满怀热情地描述了影片中他最中意的场景。那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时代的一部电影，只属于那一代人的记忆。“我喜欢阿尔巴尼亚音乐。”另一位同行说，随即哼出一段旋律，那是70年代初最受钟爱的歌曲之一。“我就是在那会儿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他解释道。“Shumë bukur，美丽，faleminderit，谢谢！”从另一位同行的嘴里俏皮地蹦出了几个阿尔巴尼亚词语，真是出乎意料。

此后，我多次访问过中国。穿过商业中心和广场，走在林立的高楼大厦间，我觉得，这一切同你能想到的世界上任何地方，譬如纽约、伦敦、新加坡，没什么不同。然而，所见所闻中，人们对阿尔巴尼亚的熟悉程度非同寻常，绝无仅有。惊喜之余，我也会更加深入地反思。在北京的一场会议上，一位70年代末在中国农村住过的美国教授告诉我，村民遇到他会问他是不是阿尔巴尼亚人。记得当时我开玩笑说，做一回霸主中的霸主，感觉应该很不错吧。

如今，在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对60到70年代初两国间的紧密纽带，许多人依然记忆犹新。致电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时，毛泽东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名言。阿尔巴尼亚共产时代另一首家喻户晓的歌里唱道：“世界上有两头雄狮，一头在亚洲，一头在欧洲。”指的就是毛泽东和恩维尔·霍查，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袖。那段岁月里，中国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盟友，而阿尔巴尼亚音乐、电影和文学则是中国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

我成长在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其在世界上最后的盟友）断交后的岁月里。往昔的痕迹依然流连不去；就个人而言，它存在于我的第一个玩偶上，一个名叫“长城”的中国充气娃娃。然而，我的国家完完全全与世隔绝；18岁离开阿尔巴尼亚后，我才真正开始到处旅行。我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生活过：意大利、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等。虽然每天都会接触中国学生，其中许多是在伦敦政经学院我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课堂里，但是我从未在中国居住过。不过，每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非但没有去国离乡的孤寂，反而有种奇特的归属感。在这样一个在地理及语言上均遥远的环境里，这种感觉甚为独特，这一定是源于众多中国人熟知我的祖国，也源于孕育我成长的那种文化。

这并非我期待《在阿尔巴尼亚长大》在中国面世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借此书的出版，激发两国人民对其经历之异同的有趣讨论；两国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认知迥然不同，冷战结束后的发展轨迹亦天差地别。这本书反映历史变革时，不但聚焦宏观，亦关注微观，展现历史事件如何塑造、束缚碰巧卷入其中的个体的生活，政治体制如何努力促进某些道德理想的实现，却最终失败。

这本书从一个少女的视角讲述了她从童年向成年的过渡，而恰在她个性、认知与情感的演进期，她的国家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嬗变。这是一个成长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成长，也是一个国家的成长；二者都多多少少遭受到创伤。个体之所以遭受创伤，是因为人是从社会环境中认识自由和个体责任的概念的，然而在我这里，最大的两个影响源，即家庭与国家，却在根本上彼此对立。就这个国家而言，遭受创伤的原因是，其人民所熟知的一切，比如他们代表什么、相信什么、如何同外部世界相处，都必须忘却，必须重新学习。我们受了那么多欺骗，如何才能知道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什么？

本书最初是一项思想史研究，旨在探索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关联。虽然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平等与公正，而自由主义思想以自由为着重点，但我始终坚信，自马克思起，社会主义传统所倡导的种种自由概念，在哲学意义上正是自由主义的那些核心概念。它只是将自由概念进一步推向极致，且以某些方式揭露出种种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例如，某些自由概念仅适用于特定的人群，某国公民或特定社会阶层的成员。

由于种种与新冠相关的偶然因素，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渐渐褪去理论性，嬗变为个体叙事，讲述了在全球巨变冲击其生活时，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是如何尽力应对的。自在英国和阿尔巴尼亚出版后，《在阿尔巴尼亚长大》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大受欢迎。毕竟，自由向来既关乎个人，也关乎政治；即便语境千差万别，它都是一切社会进步之努力的核心问题。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由各种未知其名的结构复制出的不公，现有的制度反映出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我们不共同采取行动，改变物质主义动机，倘若不推进市场民主化，不转变政治制度，那么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间的鸿沟将永远无法填平。然而，就道德层面而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体验到了诸种不均：权利分配不均，迁徙机会的分配不均，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知识生产的分配不均；由不均构成的世界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一个并非所有人都自由的世界，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真正自由的世界。

我希望本书也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既令他们有感于书中描述的巨变，即从孤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到90年代对外开放的整个历程，也能激发他们思考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何为自由，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拥有自由，如何区分理想的自由与历史上对自由的种种歪曲。即便面对至为抽象的哲学概念，文学也有力量展现其巨大的影响力，鼓励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灵魂做出批判性反思。我期待能跟进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反馈。我也有种预感，它将会以作者最渴望的方式与中国读者产生共鸣。

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