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客文化赋能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

“创客”及其运动正是熊彼特所说的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它在DIY中萌芽，在新的“桌面工具”和开源硬件制造中起步，在分享和交流中扩散，进而将创造的作品推向产品市场，最终成为自下而上颠覆传统工业和实体世界的崭新经济模式。克里斯·安德森直言：“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信息时代，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代表创客时代。”[50]

创客运动既是创新的民主化，也是公众参与创新的典范。一般而言，越是具备创新型城市特质的城市，创客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就越大。在中国，自2010年上海成立“新车间”以来，创客文化在深圳、北京、杭州等创新型城市生根发芽，并在“双创”运动的推动中遍地开花。创客运动与城市发展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相关性，创客文化与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具有许多契合的地方，在发展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

1.创新主体的大众化：丰富创新的内涵要旨

创新的主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个体，而创新的对象则可以诉诸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经济、社会、组织等各个范畴。城市创新主体是城市创新资源的拥有者和支配者，创新型城市成长离不开创新主体的共同努力。近代社会之前，创造知识长期被宣称为上流社会的特权。广大民众通常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的创造者，且能够接受知识的群体极其有限。近现代社会，人民的创造权利得到主张，但有关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产业、城市、区域乃至国家层面，诸如“三螺旋”模型将政府、企业和大学及科研院所看作创新的主体，科研人员是创新的最小单元。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用户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创新源和创新主体，创新体系逐渐由“政产学研”转向“政产学研用”。[51]创客运动进一步使创新者从“领先用户”或“用户”的角色中挣脱出来，使得“人人”都可创新。从大众成长起来的创客文化使得“创新”不再为少数知识群体所独享，而是随着创客文化的兴起，逐步走向中小学、社区和大众群体之中，从而营造全民创新的城市文化氛围，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迎来最好的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40年以来，全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升，城市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已然活跃在城市规划的蓝图之上。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向着智慧城市、科技城市、文化城市转型，天津、武汉、成都、南京、杭州等城市迎头赶上，不断吸引着各类人才向城市集聚，这些人才成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构成。他们频繁现身高交会、文博会、“双创”周、制汇节等现场，参与到城市的创新活动中。此外，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将培养大众创新意识融入学校创客教育之中，通过举办学生创客节、创客大赛，创办学生创业园等形式，形成高校创客文化圈，为营造城市创意氛围培养“创意阶层”。尤其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创客群体在国家政策扶持之下迅速壮大，他们结合所学专业、生活经验，为创客群体及创新思想注入活力。

2.创新平台的开放化：再造新型城市文化空间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集聚地，也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城市空间是人类最重要的聚居形式，是市场、产品、劳动力、商人、生产资料的聚集地，也是经济活动中商品流通与资源交换的节点。城市的产生，意味着信息、能量、人员流动的集聚与扩散，通过市场与人的相互作用，城市的各种社会文化功能得以千百倍地扩大。文化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一种类型，所谓文化空间，不但有适宜文化、艺术和创造的建筑空间和文化活动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而且集聚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文化机构和企业，形成了一个文化活动的繁盛之地、文化设施的密集之地和文化生产的集聚之地。[52]

创客的创新平台主要有创客空间、众创空间、孵化器和加速器等。创客空间是指开放的创新空间，如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或是企业的开放创新平台，是知识创新民主化的重要场所。创客空间的开放源于创客文化中所保留的黑客文化“共享、开放、分散、免费和创造”的核心精神，普遍使用的是社区自治的运行方式，通过分享工具与知识，来进行个人制造。创客们被鼓励积极建立联系，方法包括建立邮件群、维基百科、云存储平台及即时通信。创客们在网络和创客空间里交流想法，一旦形成共识，就可以成立项目组。

万众之所以能够创新，除了他们已成为城市创新的主体，还在于开源硬件和桌面制造工具的普及。定义一个创客空间的并不是某种正式的组织结构，而是一系列与开源软件、硬件、数据等要素相关的共享技术、治理过程和价值观。创客运动借助开放平台所提供的开源硬件、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以及技术和人脉等共享资源，使其创意和作品被尽可能地实现、孵化。

创客文化也有着深远的虚拟传统——黑客们至今还保持着用邮件列表来讨论技术事项的习惯。互联网连通了全球各地的创客，实验室、创客空间或中小学实践课堂也常常使用在线资源，甚至形成“线上教学+远程实验”的虚拟空间。互联网与创客文化改变了创新型城市对空间和地缘的要求。拥有活跃的线上创客文化不仅对城市的线下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也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3.创新组织的系统化：提升城市创新服务效率

创客文化正如一剂催化剂，加速城市建设中诸要素环节更加专业化的发展。这其中既包括创客文化自身的结构建设和创新重组，也影响着政策制度和市场环境的营建和改良。

在创客文化自身机构建设和创新重组方面，传统的创新模式主要包括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创新始于内部研发、设计，通过市场最终推向普通用户，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召集相关的团队，筹措相关的硬（软）件条件和经费保证产品的生产。一方面，创客运动使得原型制作和小批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产品开发不再是从公司到市场的线性模式，而是变成一个以创客为主体，依托社区不断完成产品迭代的多向性模式。另一方面，创客文化也可能推动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对话，从而形成“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模式。此外，众筹、众包等线上平台也为创客实现创意提供了条件。例如，众筹平台可以使项目在策划阶段即直面消费者，检验项目的可行性，并可能在研发初期获得极为关键的资金支持；众包平台则既改变了项目的完成方式，也改变了一些技术持有者的工作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承接一项或多项工作。

创客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相关政策制度制定和市场环境的建设及改良方面。理查德·佛罗里达在谈到创新型城市的“包容性”时是这样解释的：包容在吸引创意人才以及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关键作用。[53]创新型城市就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形态。一座更具包容的城市一定拥有浓厚的创新氛围和开放的创新环境，它既为创客这一新兴组织提供了“庇护所”，也是城市创客生态得以形成的方舟。

因此，创客群体的空间集聚为城市发展填补了一块空白。创客文化作为创新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新文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一个项目从创意产生、资源集聚到产品孵化与融资投产，以及涉及的场地、法律条款等相关要素，都对创新型城市提出更加完善和健全的要求，也影响着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和规划，引导创新型城市更好、更快、更加科学地发展。这也使得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在内的城市各个“节点”之间的协同性增强，各个创客团体、创新组织与政府、企业、社区等之间的协同成为创新型城市需要逐步完善和解决的问题。

例如，深圳处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深圳最早是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外包加工贸易为主的低端产业发展壮大的，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城市发展问题、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进入21世纪，深圳“资源短缺”的实质问题愈发凸显，由“政策”影响的区域发展优势已成历史。现在，深圳市大力深化改革，先后实行政府部门合并优化等相关创新，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文化科技融合的探索，成为中国最早提出并实践的创新型城市。如果说“华强北”的最后一米柜是深圳创客文化的雏形，那么从“A8音乐”到“大疆无人机”，创客文化在受惠于特区政策的同时深深影响着深圳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扮演着政府、企业、社会之间调动（协同）者的角色。与创客相关的政策法规更加健全、科学和完善，办事、研发流程更加简便。政企学研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这样的创新实践成果正向全国推广和普及。

4.创新模式的多元化：探索跨界式融合式创新

在创新的业态上，以往我们更注重创客文化的科技属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业态变化明显。以新媒体、数字技术产业为主，出现了一批新的文化产业和产品形态，产业、行业之间跨界渗透现象明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构成。[5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论及文化建设时鲜明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今后一段时间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文化建设的两个关键词。“文化创新”“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使得创新结构日趋完善。现代文化科技产品赋予消费者新奇独特的用户体验和人们对产品文化内涵的自觉追求，给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和良好机遇。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也使其作为经济发展第一引擎的地位愈加凸显。同时，政府产业政策的积极调整、中介机构的主动参与、政产学研跨界频繁互动等，也无不显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向好发展。[55]

在区域创新的合作模式方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不表明国家对区域内城市间的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成为区域城市间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在促进城市间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加快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动，激活创新主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构建开放性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提出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众创空间建设，支持其与香港、澳门建立创新创业交流机制，共享创新创业资源，共同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好条件。在创新型的城市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协同均衡发展，城市将形成协同共生、和谐发展的“超循环结构”，推动城市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56]这意味着创客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结合节俭式创新、草根创新和社会创新等方式，不断促进创新型城市间各要素的联系与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