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研究(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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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邱泽奇

自从移动互联网进入大众生活后,人类就进入了技术化社会(Ellul,1964)的纵深地带,技术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左右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重塑着我们的意义系统,甚至人类生命的有机性也因此改变。网络技术、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技术,每一项都直抵人类的社会基础、伦理底线。技术到底将把人类带往何方,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社会学对技术的理解却非常有限,为社会提供的理解技术的知识更是极为可怜。从对技术史的研究算起,出版的文献屈指可数。[1]

在过去的40年,中国从一个农业国,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不仅迅速发展为制造业大国,还从解决技术应用中的问题入手,进行应用创新、触发原始创新,一跃而成为技术进出口大国,中国的技术出口也在快速增长。在这样恢弘的历史进程中,技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不仅亲身感受到了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演化,也体会到了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试问,在99.9%的家庭没有固定电话的岁月何曾想过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在大街上车辆稀少的日子里又有谁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开着汽车?我们可以列举出太多的例子说明技术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同样,社会学对人类历史上奇迹般的技术创新似乎视而不见,探讨技术与社会主题的文献不足60篇(部),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知识更是少得令人汗颜(邱泽奇,2018)。

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家们如马克思和韦伯都把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特别是马克思充分讨论了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技术,可是现代社会学忽视了社会构成中的技术要素,在探讨社会学基本问题时完全排除了技术及其历史。有人统计过,1986~1990年,美国社会学的两大期刊仅发表了4篇涉及技术的文献(沃尔梯,1992)。现代社会学为什么忽略技术要素?这一问题可以另行讨论。现在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再忽视了。

可是,如何将技术纳入社会学视野呢?默顿(Robert K.Merton)构造过“科学-技术-社会”(STS)理论框架(参见邱泽奇,2008:599~609)。不过,默顿把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体制,探讨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科学家群体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机制、科技发展与产业、军事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默顿,2000)。问题是,如今,技术与社会之间远不是只有一个科学家群体那么简单,且科学与技术的分野日渐扩大,与社会的关系图景也非常不同,STS理论框架已远不能用于理解和解释当前的现实了。而坚持自然辩证法传统的中国学者们更愿意在STS理论框架中寻找社会学对于技术研究的正统性,试图依据既有文献区分老技术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张成岗、黄晓伟,2018)。这便让对技术有兴趣的社会学家们更有紧迫感,希望关照技术应用的大众化的社会事实,专门探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社会学视角的理解和解释技术的系统知识。

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过程中、在思考互联网技术对社会学理论的挑战时,迪马鸠等在21世纪初指出,互联网技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下问题:(1)涂尔干主义:技术对社区的影响(如点对点通信技术)是否增强了有机团结?(2)马克思主义:技术对政治和生产过程的渗透是否强化了对原子化个体的控制、加深了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3)韦伯主义:技术发展是否提高了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如对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对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4)技术决定论:技术是否更多、更强地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5)批判主义:技术对政治协商、市民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DiMaggio et al.,2001)

我们认为,第一,这些问题依然是工业时代的问题;第二,回答这些问题无法回应人类的技术实践提出的理论挑战。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社会学先辈们建构的基本学科框架正面临挑战,技术给社会学带来的挑战也是革命性的。社会学家们要么与时俱进,学习先辈们的探索精神,直面技术革命,重组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譬如,凝聚社会的纽带到底是什么?技术、资本、权力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又是什么?人类的组织形态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科层制还是人类社会主流的组织特征吗?),为理解和促进技术化社会的发展贡献有效的知识,要么依然固守先辈们的概念与命题,把鲜活的事实填进百年不变的框架之中,让社会学在社会的迭代与演进中消失。

在学科发展的紧迫感压力下,2017年我们设计了一门博士生研讨课程,专门探讨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课程旨在让师生熟悉社会科学对“技术”的研究,梳理从技术哲学到技术社会学的知识脉络(如果有的话);进一步整理社会学“技术”研究的理论流派、经典文献;探索社会学技术应用研究的前沿议题。

之所以把“技术应用”推上前台,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技术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民间的技艺到国家垄断的暴力工具,再到资本推动的利润源泉,技术走过从个体传习到组织应用的过程,如今,又回到了社会应用,构成了个体传习、组织创新与应用、社会创新与应用的混合格局,形成了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体系。

在设定共同知识起点的基础上,课程内容分为6个模块,梳理理论,探讨技术与工作、生活、健康、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落脚到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平等上。

课程没有沿用传统的讲授模式,而是师生共同研讨。在老师导读的基础上,学生分小组阅读指定文献、搜索关联文献,共同讨论与文献关联的研究问题,展开研究,形成小组报告,进行公开讨论,进一步补充、修改、完善。最后,整理为规范的学术论文,这就是这本文集内容的来源。

探索的艰难延缓了课程讨论的进度。原本计划的6个单元实际上只完成了三个半。在达成知识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了“技术应用与工作变革”、“技术应用与生活变迁”两个主题,同时讨论了“技术应用与社会不平等”。因此,这本文集没有纳入技术与健康、技术与环境等内容。我们期待,2018年的课程结束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续篇。

依据主题的相对集中程度,我们把全书分为四编。

第一编“理解技术”包括三篇文章:乔天宇、涂真和孙朔晗的《理解技术的维度——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观》一文对社会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三种技术观(自然主义、建构主义、批判主义)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强调发挥不同技术观在研究中的认知作用;赵璐、罗祎和曾格子的《技术与社会的两种理论及其反思》一文更加详尽和系统地区分了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对技术概念的差异性理解,强调技术的实践特质;黄诗曼、陈秋心和徐清源的《打开变迁黑箱——弥合社会-技术关系的三种研究取向》一文试图找到一种弥合不同视角的分析思路,是对技术研究方法论的尝试。

第二编“技术与工作”包括三篇文章:黄诗曼和罗祎的《社会如何应对工作变迁?——技术应用和技能结构的视角》一文将技术应用区分为“能力增强型”和“能力摧毁型”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市场机会、社会支持和教育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如何应对这两类技术应用带来的后果;陈秋心和曾格子的《工作到底怎么了?——从知识分布看技术和工作变迁》一文则面对技术进步对工作岗位的影响,从技术对知识分布的改变入手,讨论工作变迁的一个侧面——伴随着技术变迁,知识在工作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分布状态发生了变化;徐清源、乔天宇和赵璐的《重新定义工作:论技术应用与工作变迁的关系》一文在一般意义上区分了两种技术应用影响工作变迁的机制,对两种机制作用的后果分别进行了探讨。

第三编“微观议题:沟通、情感与隐私”包括三篇文章:黄诗曼、赵璐、刘松吟和孙朔晗的《沟通革命中的规则重构——重新理解沟通技术应用与社会生活变迁》一文比较了传统乡土社会和当代网络社会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两个面向的沟通变迁,重点分析了沟通规则在技术变迁和社会生活变迁中的调节作用;涂真、乔天宇和曾格子的《信息沟通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孤独》一文则在给定信息社会环境的前提下,探讨了孤独研究的前沿议题;陈秋心、曾格子、孙朔晗和周彦的《技术对信息隐私的影响机制》一文在对隐私的概念进行厘清和辨析的基础上,试图讨论技术如何影响人们的隐私观念、形成现实生活中的信息隐私问题。

第四编“宏观议题:技术应用与社会”包括三篇文章:罗祎、黄诗曼和乔天宇的《技术应用如何带来改变?——以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为例》一文针对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介绍了对信息技术“生产力悖论”的三种理论解释及各自的经验证据;罗祎、徐清源、陈秋心、周彦的《ICT应用与社会不平等的重塑:现象与机制》一文试图说明ICT对社会不平等的两种形塑机制——通过改变信息的分布状态直接影响和参与到原有社会不平等的生产过程中;赵璐、涂真、刘松吟和徐清源的《机器类人化:前提、逻辑和后果》一文探究机器类人化的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后果,区分了类人化的两种逻辑——效率逻辑和情感逻辑,认为前者会维护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后者会危害人类再生产。

这12篇文章或许稚嫩,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从这里起步,调整关注点,在关注社会时,不仅关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结构、市场化带来的资本霸权、信息化带来的数字鸿沟、城市化带来的贫困人口,而且从整体格局上更关注在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环境,关注技术的迭代与演化趋势、技术向“四化”中的任何一个缝隙渗透的机制与影响,关注人类对技术的治理,便是社会学迭代与发展的机会。如此,社会学也许有机会赶上时代的发展,在人类的知识丛林中再次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参考文献

鲁迪·沃尔梯,1992,《社会学与技术研究》,马惠娣译,《自然辩证法研究》第S1期。

罗伯特·金·默顿,2000,《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

邱泽奇,2008,《技术与社会变迁》,载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邱泽奇,2018,《中国社会的技术化:40年实践与理论探索》,未刊稿。

张成岗、黄晓伟,2018,《技术社会学的学科史反思:技术与现代性的互构论视角》,中国社会学会2018年年会论文。

DiMaggio,Paul,Eszter Hargittai,W.Russell Neuman,and John P.Robinson.2001.“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7:307-36.

Ellul,Jacques.1964.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Translated by J.Wikinson.New York:Vintage Books.


[1]近几年引进、翻译的文献较多。不过,都不是社会学家们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