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贫困山区脱贫理论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贫困地区处于地理条件恶劣的山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强调六盘水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是扶贫攻坚主战场。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贫困问题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学者朗特里在其《城镇生活研究》一文中开创性地研究了英国的贫困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绝对贫困”概念，即“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其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理功能的最低需要，这种最低需要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品”。此后，关于贫困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人们对贫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论述。关于贫困研究的理论著作有：缪尔达尔的《世界反贫困大纲》和《富国和穷国》、舒尔茨的《贫穷经济学》和《人力资本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等。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最终的经济发展成果为富人享有，而民众得到的是日益扩大的贫困。舒尔茨明确提出将贫困问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强调资本除了物质资本外还包括人力资本，贫困主要是由人力资本不足引起。阿马蒂亚·森通过对饥荒与权利等因素的分析，提出贫困是对人的基本能力的剥夺，是缺少各种经济社会以及交换权利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实质，极大地扩展了贫困研究的领域，为理解贫困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深层次的视野。此外，还有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汤森的社会排斥理论、甘斯的贫困功能理论和刘易斯的贫困文化与代际传递理论。
综观国外的贫困研究，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领域比较广，对贫困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延伸至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领域，研究内容既有关于贫困的分类又有关于贫困的测量等，其理论研究的应用性比较强，许多贫困的观点和主张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采纳，并运用到各国的反贫困实践中。但关于贫困山区脱贫的研究比较少，这是因为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山区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很多成为自然保护区，人口高度城市化的结果是交通不便的山区没有人长期居住。截至目前，从国外的贫困研究来看，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适合分析我国山区贫困地区脱贫的实践。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贫困研究起步比较晚，但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大规模扶贫计划以来，学术界对贫困和反贫困的研究呈现了一种加速的态势，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并出版了一批论述、著作，包括《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康晓光，1995）、《地区经济增长与减缓贫困》（刘文璞、吴国宝，1997）、《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研究》（赵曦，2000）、《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蔡昉，2006）、《社会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与反贫困》（王曙光，2008）、《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李培林、魏后凯、吴国宝，2017）、《中国减贫与发展（1978～2018）》（吴国宝等，2018）等。与此同时，相关论文数不胜数。国内的研究一般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尤其是对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推动我国的反贫困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内对山区贫困和脱贫的研究以论文形式居多，如《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梁凡、朱玉春，2018）、《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进展和问题》（李静、杨穗，2017）、《中国生态扶贫政策和实践》（吴国宝，2017）、《贵州大扶贫模式及其进展》（檀学文，2017）、《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扶贫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武陵山区贫困农户样本数据》（陈益芳等，2017）、《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农户调查》（薛龙飞等，2017）、《宁夏六盘山区县域贫困度与旅游资源优势度空间关联研究》（李丹、许丽君，2017）、《四川秦巴山区贫困特征及扶贫模式研究》（杨耀等，2016）、《民族山区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变动趋势及对策建议——以湖北民族山区为例》（王孔敬，2015）、《武陵山区贫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刀波等，2014）等。国内对山区贫困和脱贫的研究论文大多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从某一个角度来研究当地的致贫原因并力图找到脱贫的路径，关于山区的脱贫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更多的是各种脱贫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2013年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来，国内学者对山区扶贫研究增多，研究角度呈现多元化趋势，有产业发展、金融扶贫、易地搬迁、旅游开发、生态保护等，大多数的研究以实地案例研究为主，由于国内山区分布南北差异大，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山区也存在重大差别，而且各地山区的人文环境也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山区脱贫在路径选择上千差万别，没有形成一种普适的脱贫模式可以运用于所有的贫困山区，因此各地的扶贫都是因地制宜的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