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安全食品行动
1.“安全食品行动”简介
如前所述，2010年9月11日，笔者参加S市某公益互联网平台的公益沙龙活动时接触到了S市菜团，其全称是“S市健康消费采购团”，成立于2010年9月5日，发起人为IT工程师于戊，于戊当时是我国一家知名环保组织S市地区的一个小组组长。S市菜团的成立受到了社区支持农业（CSA）和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影响。S市菜团作为一个消费者团体，定位为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通过考察符合自己理念和要求的生产者，团员再以共同购买的形式消费健康食品。S市菜团有成文的章程和议事规则，对各个流程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菜团章程对他们追求食品的描述为“三条红线”：不使用转基因技术、农药化肥、除草剂、激素；需要履行公平贸易；本地购买。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到2011年12月，S市菜团无论是在理事班子、章程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转向。2010年9月，S市菜团有35名团员，2011年9月有60多名团员，2011年10月有70名团员。除了买米买菜等各色食材消费活动，S市菜团还会经常组织去农场参观或劳动，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拉近与生产者的距离，同时也监督生产者的生产。最初与S市菜团合作的两个农场均在S市CM区，经过考察，S市菜团与QP区的一家农场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图1-2为S市菜团在参加团市委组织的公益活动。
图1-2 S市菜团参加团市委组织的公益活动（2011年10月30日摄于S市CN区）
关心有机农业、热心公益的龚朝松和S市菜团发起人兼好朋友于戊、农场主甄辉三人在探讨菜团问题时，在网上认识了在B市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张菁，在她的“煽动”下，他们认为S市也可以发展农夫市集，于是第一次S市农夫市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就于2011年5月28日与S市市民见面了，S市菜团作为农夫市集的主办方出场，而甄辉作为农场主则退出了农夫市集的筹办工作。
S市农夫市集发起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健康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面对面交流平台，市集为生产者提供摊位，负责遴选符合要求的生产者：第一，不使用化学制剂和转基因种子；第二，不持有有机认证；第三，都不是拥有巨大规模和巨大资本投入的企业化的农场。到2011年10月30日，S市的农夫市集已经成功举办了6次活动（见图1-3、图1-4）。作为一个公益性的组织，它的举办得到了多方的帮助和支持，农场主、市民的参与热情也非常高。
图1-3 第二次S市农夫市集（2011年7月2日摄于S市LW区）
图1-4 第四次S市农夫市集沙龙（2011年8月27日摄于S市YP区）
无论是S市菜团还是S市农夫市集，它们都有具体目的和抽象目的：具体目的是指倡导消费相对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抽象目的是指行动的公益性及其依托的公益理念。S市菜团所有理事和积极分子均为自愿服务的无偿志愿者，农夫市集的举办也是组织者个人出钱出力或寻求外界帮扶。
本研究关注的安全食品行动，既包括S市菜团、S市农夫市集，也包括健康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从S市菜团分离出去的租地种菜组合团体和赶集者，以及其他城市的消费者团体、生产者等。所有这些人员和团体正在进行的，本研究统称为“安全食品行动”。而S市菜团和S市农夫市集，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和焦点。
2.“行动”概念的由来
之所以用安全食品行动为包括S市在内的行动者及其行为命名，是因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既有其现实逻辑，即消费或倡导消费安全、健康的食品，也有其抽象层面，即为环保和公益事业尽一份力量。安全食品行动的产生并不仅仅是行动者基于经济理性选择而形成的，它背后更蕴含着生产者、消费者对环境、产业、生活方式等现状的反思，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汪建华，2015）。因此，它并不简单的是一种生产和消费行为，而是通过日常的方式在行动和发声，是不同于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抗争政治、集体行动、草根志愿组织的市民自组织行动。
赵鼎新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定义分别为“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和“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赵鼎新，2006：2）。台湾学者何明修认为，社会运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个体生命历程与集体行动的辩证，社会运动是一群个体所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而且是针对集体的权益，唯有依赖个体的积极投入，集体的权益才有可能实现，而同时激烈的社会运动风潮也会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何明修，2005：81～88）。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人数并不是特别多，也没有高度组织化，对参与者的影响也没有大到影响生命历程的程度；活动目的，针对的既有自己的利益，也有公众的利益，因此无论是集体行动还是社会运动用于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均不贴切。集体行动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奥尔森的理论，但是它带有强烈的经济人理性色彩，与本研究的情况不符。并且，从适用性上而言，社会运动概念也有不妥，正如应星所说，社会运动一般强调的是西方民主政体下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不太适合中国社会的情况（应星，2011：9）。
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西欧和美国出现的，包括女性主义组织及妇女解放运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消费者协会、自营保健团体等基于非物质需求而产生的社会运动（图海纳，2008：168）。图海纳认为，新社会运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的发端远在政治系统以外，与劳工运动不同，它们影响的不是劳动分工或经济组织的形式，而是更深远的文化价值，它们批判的并非社会进步实践，而是进步本身，重视研究社会运动的文化意涵和认同政治（图海纳，2008：197）。
对照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与新社会运动有很大的相似程度。实际上，S市菜团最初的模仿对象是中国台湾的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而主妇联盟的模仿对象又为日本的生活者俱乐部。日本的生活者俱乐部是作为新社会运动而出现的，在以其为主题的书名为《从329瓶牛奶开始：新社会运动25年》就可以看出来。赵鼎新将新社会运动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运动目标的非物质性；无宏大意识形态，成员凝聚的基础往往是对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运动对象是公民社会本身；大多采取民主性的、平等的组织形态（赵鼎新，2006：290～291）。可以发现，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与新社会运动有许多交集，如非物质性的一面、组织结构特点等，虽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成员并非完全基于身份认同而凝结，也有物质性的一面。因此，参考新社会运动的相关研究对本研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抗争政治”是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三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概念（麦克亚当等，2006），应星借鉴其研究框架，提出了本土化的“气”的概念来分析我国乡村社会的稳定问题（应星，2011；姜利标、卫小将，2013）。但这个概念涉及诉求者和诉求对象两个清晰的主体，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则无明确而具体的诉求对象，而是指向一种宏大的、长远的社会向善愿望。
朱健刚从行动入手对志愿者行动进行研究，他把志愿者看作行动者，将民间志愿组织看作组织化的民间志愿行动，进而把草根志愿组织看作一系列志愿行动的载体和行动者的聚合状态，并进一步把它看作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他认为草根志愿行动有自发性、自愿性、公益性三个特点（朱健刚，2008：11）。虽然朱健刚对志愿行动是放在集体行动的框架下来分析的，且研究对象也有一些非志愿行动的特点，如除了公益性也有一部分利益性，但是他对行动者的重视是笔者非常欣赏的，也和S市菜团的情况极为吻合。与此同时，笔者也非常认同中外社会学家提倡的在社会学研究中注重主体的这样一种思想（朱健刚，2004；赵秀梅，2004，2008；沈原，2006；陈映芳，2006；施芸卿，2007，2013，2015；图海纳，2008；何艳玲等，2009；张紧跟，2012；陈为雷，2013；曾凡木，2017；王海宇，2018，2019）。最为重要的是，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1999）对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的关系进行说明，指出只有行动才是“人的条件”的核心。
有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了“行动”这一概念来界定研究对象，将其命名为“安全食品行动”，虽然“行动”是日常化的用语，但其背后亦有明确的指向和清晰的学术脉络，从而表达笔者对行动的重视、对行动者的关注，也可以避免社会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为了套用研究概念而对经验削足适履的情况。基于同样的原因，笔者没有直接用市民社会理论或其他的理论首先对田野经验设限。笔者希望不局限于概念和理论的束缚，努力呈现经验的丰富性。而对经验的建构和解读，新社会运动及民间志愿组织的相关研究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3.一种自组织形式
“自组织”是一群人基于自愿的原则或不可分离的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具有三个特性：一是一群人基于关系和信任而自愿结合；二是结合的群体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三是为了管理集体行动而自定规则、自我管理（罗家德，2011a：26）。自组织过程是自治理赖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微观关系层次、中观团体层次、宏观制度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经济、社会能人等不同类型能人起到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的作用。通过关系网动员成员加入，能人和成员间的互惠、声誉和信任机制是团体凝聚的基础，监督机制、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规范起到维持组织整合的作用（Oliver ＆ Marwell，1988；罗家德、李智超，2012；罗家德等，2013b）。
用自组织过程及其机制对照以S市菜团为核心的安全食品行动，可以发现，一群人基于共同的需求和理念，自定规则团结起来，这正是自组织的题中之意，而安全食品行动正是自组织的一种具体实践，它是有别于层级和市场的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组织（Powell，1990）。于戊、龚朝松等承担自组织行动初始成本的正是能人，他们的志愿者朋友、同事、邻居、朋友的朋友基于连带关系和理念认同而聚集在一起，自建组织，自定规则，且组织规模日益壮大，正处于从自组织迈向自治理的过程当中。
郑也夫（2001）认为中国社会民间自愿组织衰微和民众个体化、原子化是半个世纪乌托邦实验的结果之一，针对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出现的建材、家具等集体采购现象，他认为应该高度世俗化的中国人的合作相较于西方社会从慈善举动中萌芽，更有可能在共同利益的追求中产生，因而，集体采购不仅是一种经济合作，也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副产品。包括S市菜团在内的安全食品行动最初也是从共同购买大米、蔬菜等食材开始的，从后文将看到，这种个体自发集结为团体的自组织生产了诸多副产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具体而言，运用了实践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兼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田野调查和二手资料法收集研究资料。
1.实践社会学与过程-事件分析
本研究关注的安全食品行动是社会转型阶段出现的新兴现象。对于社会转型，沈原认为，中国社会“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第一次大转变即波兰尼说的从19世纪的欧洲开始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张，把劳动力、货币和土地等虚拟商品变成了商品，从而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社会；第二次大转变则是布洛维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东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经济形态走向市场经济而提出来的。沈原认为处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的中国，“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上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和进行了重构”（沈原，2007b：166～171）。正是因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变动性、复杂性和丰富、生动性，所以社会事实的呈现和建构对社会学人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具有非常大的挑战，而面对这一现实，对研究方法的取舍和采用也变得至关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吴毅教授突出强调田野研究的经验性、情景性和叙事性（黄海，2010：3），他本人及其博士生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吴毅，2007；吴毅、陈颀，2013，2015）。
同样出于对转型和转型社会学的关注，孙立平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的市场转型的时代背景，提倡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他认为，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具有与东欧不同的特殊性，自上而下的视角有其局限性，所以倡导一种“日常生活”的视角，并对底层社会予以特别关注。在反思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基础上，孙立平认为实践有其紧迫性和独特性，因此“只有再现实践的活的、热闹的本性，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实践，我们才可以看到实践的独特性之所在”，他把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认为用深度个案研究的方法完成这四个环节比较适宜（孙立平，2005：408～428）。针对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基础上，孙立平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以洞悉社会的“隐秘”，作为他提倡的实践社会学的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一种过程，把社会事实看作动态的、流动的，研究就在于通过对互动关系的展示达到揭示复杂、微妙关系的目的（孙立平，2005：343～359）。
过程-事件分析是孙立平针对一些学者注重制度和结构这样的静态分析而提出来的，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路径的研究策略，学界对过程-事件分析不免有诸多回应和评论。张静对孙立平的倡导做出了回应，她认为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关切密切，并非相互排斥，框架的应用对研究至关重要，“至于研究应进行‘因果’分析还是‘过程’分析，是‘结果’分析还是‘事件’分析，应交由研究者根据他关心的问题及所得到的资料性质去决定，我看不出这些分析有什么根本的对立，其结论上的对立更难预见”（张静，2010）。谢立中则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对两种研究策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两种分析视角背后是关于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歧，并把它们看作建构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话语策略，对社会现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因此过程-事件分析作为一种对“现实”的话语建构，并非社会生活的“真实隐秘”。他还提到，实践社会学和过程-事件分析还有不少瑕疵，如适用情境及适用原因叙述不明确，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批判也比较片面等（谢立中，2010）。
还有学者认为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应在实证研究中进行结合，因为二者均是建构社会事实的兼容话语系统，二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者透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不存在根本对立，且社会生活是具体和抽象的综合，将抽象索引和行动者的能动性结合，可以拓宽研究者的视域。他们还以陕西井村妇女结构性怨恨的生成和抗争行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情境-行动分析”视角来解读女性群体的抗争，发现生存环境恶化、地方政府的“虚作为”、村级组织“非组织化”、男性精英缺席构成了井村的社会情境，怨气经过累积、升级后终于在商店的谈话过后爆发，即既关注行动产生的心理结构和情境，也关注行动产生的过程和情境，实现了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的有机结合（卫小将、姜利标，2013）。
实践社会学和过程-事件分析作为本土提出来的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和策略，有其学术关怀和方法贡献。虽然过程-事件分析是针对分析国家-农民关系而提出的，可能还并不完善，但这种研究策略所蕴含的思想和方法却非常有价值，因为它贴近现实，具有充分展示经验的动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点。因此，本研究拟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过程-事件分析策略指导调查和研究，对S市安全食品行动案例进行深度研究，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刘子曦，2018），对其从最初的萌芽到如今的发展壮大过程进行调查和分析，再现实践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和丰富的内容，力图揭示行动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对于行动过程中的几个关键事件，也会着力进行分析，突出田野研究的经验性、情景性（孙立平，2005：343～359）。借鉴实践社会学的方法对城市社区的市民行动进行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任何社会事实都处于一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结构中，本研究也试图在呈现经验丰富性的同时，展现社会宏观和稳定的一面。
2.田野调查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采用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二手资料收集和文献法，还辅以结构式问卷调查。具体而言，S市安全食品行动采用的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结构式问卷调查方法，关注S市菜团的成立和发展过程，其中S市农夫市集的发起、于戊退出理事会以及S市菜团第三次团员大会都是S市菜团的大事件，本研究将对这些事件的演化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有较多着墨。
本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阅读文献和收集与研究案例相关的二手资料，包括关于S市菜团、S市农夫市集、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B市绿色妈妈团、四川省安农村有机蔬菜种植小组、B市有机农夫市集、B市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学术论文和新闻报道，S市菜团团员及农场主的博客和微博，S市菜团和农场主的淘宝网店，S市菜团和S市农夫市集的豆瓣小组，S市菜团的QQ群和论坛等。在田野调查阶段，笔者以S市菜团的关注者和S市农夫市集的志愿者身份参与到安全食品行动及其调查之中，既有非参与观察，又有参与观察，在“观察连续体”中属于“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陈向明，2006：62）；通过参加S市菜团的沙龙、参与S市菜团组织的活动、实地走访生态农场、实地观察并购买S市农夫市集的农产品、参与S市农夫市集沙龙、担当S市农夫市集志愿者、浏览和适时参与S市菜团QQ群讨论、关注并适度参与S市菜团豆瓣小组讨论、与相关人员进行邮件往来、访谈相关当事人等全方位、多渠道的方式获得信息。调查从2010年9月持续至2011年12月，历时15个月，获得了翔实的资料，其中笔者参加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2010年9月11日，参与S市地区某公益互联网平台第9期公益沙龙，和S市菜团团员一起参观CM区TY农庄、甄辉的FD农场和卢明养生场三家生态农场，并听三位农场主分享自己的种植理念、方法和个人经历。
（2）2011年1月15日，参加某公益互联网平台S市地区新年聚会，并与2010年9月见过面的农场主交流。
（3）2011年6月11日，参加S市地区某公益互联网平台第12期公益沙龙，S市菜团发起人、时任理事长于戊分享S市菜团的运作情况以及面临的问题；生活、工作在S市的社科两度毕业生，前记者、NGO工作者和可持续设计研究员龚朝松分享S市农夫市集及其运作情况；某政经新闻杂志时政记者分享自己老家生态村发展情况。沙龙结束后对一个DL农庄的客户进行访谈。
（4）2011年7月2日，参加第二次S市农夫市集及其沙龙，其中，复旦大学研究生即“掷出窗外”网站的策划者吴恒分享自己的经历、B市有机农夫市集策划人张菁分享在B市支持有机小农的经验。
（5）2011年8月27日，参加第四次S市农夫市集及其沙龙，爱好园艺并钻研健康烹饪之道的主妇分享如何吃得更健康的经验；某农庄的负责人分享他作为一个职业生态保护者钻研农业的体会；从照顾自闭症孩子的动机出发进入农业，参与生态农业的负责人分享他与农业结缘的故事。沙龙结束后报名加入S市农夫市集的志愿者队伍。活动中认识了一位S市农夫市集关注者。
（6）2011年9月18日，S市菜团组织沙龙，分三部分：某政经新闻杂志时政资深记者分享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故事，S市菜团前理事长于戊对日本生活俱乐部的读书分享，S市菜团理事长吴欣对组织发展及财务的思考。TY农庄庄主提到了农场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7）2011年9月25日，参加第五次S市农夫市集，并担当市集志愿者，负责问卷调查。参加S市农夫市集沙龙，TY农庄庄主、YX农场管理者常利，以及YX农场的合作者分别分享了生态社区理念及计划。
（8）2011年10月2日，参加S市菜团组织的农场考察活动，参观和考察了S市QP区的两家农场。
（9）2011年10月30日，S市菜团参与共青团S市委员会组织的“爱公益”公益市集活动，笔者担任S市菜团的志愿者，服务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
（10）2011年10月30日，参加第六次S市农夫市集，并担当市集志愿者，服务时间为下午2点到5点，负责问卷调查。
（11）2011年12月18日，参加S市菜团为期一天的第三次团员大会，担任会议志愿者，做了唱票工作。
本研究对S市菜团、S市农夫市集和某公益互联网平台的沙龙均进行了相关的记录和整理，对S市农夫市集和农场进行实地走访和参与观察，实地走访、调查时均拍摄了大量图片，以更好地建构社会事实。本研究调查的主要群体有四个，相应的调查方法如下。
（1）S市菜团理事及成员。除浏览S市菜团QQ群聊天记录，关注S市菜团豆瓣动态，关注S市菜团论坛，关注S市菜团理事和相关成员的博客和微博外，还对S市菜团沙龙相关人员的观点和谈话进行记录，并对其中一些人进行半结构和无结构式的访谈。
（2）农场主。参加S市菜团和S市农夫市集的沙龙，听农场主讲述自己的故事，并通过实地走访农场获得信息，进行必要的面对面访谈或间接访谈。
（3）S市农夫市集组织者和志愿者。进行半结构式个案深度访谈。
（4）S市农夫市集赶集者。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S市安全食品行动的信任建构和演化逻辑，本研究还对包括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B市绿色妈妈团、四川省安农村有机蔬菜种植小组、B市社区支持农业农场、B市有机农夫市集在内的安全食品行动参与者进行案例比较分析。其中，四川省安农村有机蔬菜种植小组的资料为笔者所在研究团队的二手资料，已完成编码，可直接用于分析，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B市绿色妈妈团、B市社区支持农业农场、B市有机农夫市集则主要通过文献法进行资料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