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二十世纪初对面子主义的批判

曾几何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闭关锁国中的清朝将兵败的根源归罪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遂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便由张之洞（1837—1909）、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等晚清重臣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中国人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被一衣带水的日本人轻易击溃，不到20年的时间，清朝也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让中国从此获得新生。旧中国的仁人志士们迅速意识到文化制度层面的问题才是中国近代遭受欺凌而落后之根源，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批判热潮。在这场运动中，“面子主义”被当成封建礼教的产物进行猛烈抨击。旧中国的文人们立足当时中国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之惨状有感而发，对面子主义之弊端进行了深刻揭露，这对于救治国民麻木病态的腐朽思想可称得上是一剂“振聋发聩”的良方。

在早期文人中，鲁迅可称得上是对旧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和解剖最执着、最坚定的一员。早在1923年，鲁迅就在其用日文写就的一篇名为“‘面子’和‘门钱’”的文章中这样叙述道：

同中国人一接触，就会从他们身上发现许多异于日本人的性格，也会感到其中格外有一种日本人始终无法理解的强韧的主张，存在于中国人之间。这就是所谓“面子”。

假如说，中国人以生命维护“面子”，未免有些夸张，但其重视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生命。

对一个人来说，仿佛是再无“面子坏了”（受到损伤）这件事更为耻辱的。

在鲁迅看来，“面子”的重要性仅次于生命，一个中国人其面子受到伤害几乎可称为奇耻大辱。而这种“性格”在与华夏一衣带水的日本人眼里，似乎并非难以理解。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学者对中国人的面子观也做了大量细致的观察，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位学者的看法：

服部宇之吉（1867—1939）在其书中提到“中国人的礼……到了后来，重体面了，以礼维持国家是中国的国民精神，重礼的结果流于形式主义，从重形式又流于重名义”。

对其同胞的观点，渡边秀方颇为赞同，他说：“中国人自古便非常重视体面。他们送岁币于夷狄，平身叩头，仅以避其锋；然而名目上只要以自国是哥哥辈，呼敌国为弟弟辈，那便算心满意足了。……这体面——拘泥于形式的风习，有对物之看法，事件之批评往往不能得出正当的论断。”

原"兵卫也指出：“中国民族的集团生活，不以法律或规则来维持秩序，而以个人的道义心——即信来维持秩序……谁的行为若是失信，被一般人所认识，那他就要受到制裁，而不能在那一集团中生活。他们对于世评——即社会制裁，非常恐怖。自己的不正行为被人知道，就是他们的死活问题。所以，他们对于体面即对于所谓面子，常常熟虑警戒，努力装饰体面，避免一切判断攻击。他们的所谓面子，可以分为表面及里面，只要表面正当，里面就不问了。”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了。而这所谓形式主义似乎就是鲁迅所认为的：“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

对于面子主义的揭露，在鲁迅《“面子”和“门钱”》发表之后的1926年，再次在《马上支日记》里提到：“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即明恩溥，笔者注）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在上述行文中，我们隐约感受到鲁迅其实受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特性》（对于明恩溥及该书的相关介绍请参见第四章）一书对国人脸面观的阐发影响颇深。他对这本书推崇备至，临去世前还特别向国人提及这本书。明恩溥对中国人的“面子”可以说是一种蔑视的态度，而鲁迅似乎也不例外，他在《说“面子”》一文中说：“‘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抓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鲁迅正是基于其对国人脸面观的深切理解才成功地塑造了家喻户晓的阿Q形象。而在他看来，国人的“面子”其实就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产物。这种什么事情都“爱面子”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面子主义”，而“‘面子主义’无非一种虚伪的道德观”。行文中，鲁迅并没有对“脸”和“面”做明显的区分。当然，鲁迅并不是针对“面子”问题进行学术性的探讨，不能求全责备。但简单地把“面子观”划在负面思想的范畴里进行批判似乎也不科学，“死要面子”的“面子主义”固然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批驳，但这毕竟只是国人“情面”的一种变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将国人的“面子”文化全盘否定。

而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实业家，杜重远有一篇名为“要面子不要脸”的文章遗世，此文同上述学人一样旨在揭露面子主义祸国殃民之罪大恶极。然其对面子主义之追根溯源可谓入木三分，很发人深思。文章以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876—1951）的一句名言“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为主旨进行阐发。他与明恩溥一样，从戏剧表演处取材，寻根其脸面观之本来真相：“原来面子和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中国旧戏里有一套脸谱，这花花绿绿的脸谱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脸却反不能辨认清楚了。做戏子的只要上台的时候，脸谱弹得像个样子，至于真正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其实中国人一切都如此：只要保全面子，丢脸却全不在乎。阿Q就是一个代表。所以挨人打不要紧。但在背后却要说一句‘儿子打老子’，这样虽丢了脸，面子却是有了。所以要面子不要脸是中国人一般的人生哲学。”接着，杜重远又从政治、工商、军事等方面展开讨论，细数这“要面子不要脸”的人生哲学之严重危害性。总之，在杜重远看来，要救亡图存，就必须首先拔除这个“中国人的劣根性”。可以说，他对面子主义的批判于社会道德文化层面来说可谓是最透彻、最深刻的一位，是鞭挞腐朽礼教滋生的面子主义的一个新高度。

本节要评述的最后一位批判面子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林语堂。1934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平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受美国纽约John Day出版公司之约，用英文创造了被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 （1892—1973）称为“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吾国与吾民》。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在书中便提出“面”“命”“恩”是中国人心灵的“阴性型的三位一体”（the female triad），其中“面”是最具统治力的。但他认为“‘面子’的意义，不可翻译，亦无从予以定义”。这与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说“面子”》中所叙的“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的感受颇为相似。他说：“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人情，一切太讲人情，这个吾们的‘面子’。”从以上选段，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对国人的“面子”解剖得比较细致，他已经注意到国人争面子、给面子等面子策略，窥测到“人情”是国人“面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对这些面子策略的例证是一种揶揄姿态。

然而，笔者对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里有关“面子”一节末尾的主张——“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却委实不敢苟同。如果林语堂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这句话中所说的“面子”是涵盖代表国人的“面子观”，那么，试问林语堂到底希望国人“失掉面子”以后，中国成为一个怎样的“真正的民主国家”呢？倘若林语堂所说的这个“面子”特指“面子主义”，那么他只是片面地论及国人“面子”文化的“消极”部分，并没有对“中式面子”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是故，我们决不可受制于对“面子主义”的批判被“一叶障目”而不得窥中华“脸面”之“全豹”。

虽然旧中国的文人墨客对中国的面子主义可谓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我们须与同时代的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见解（详见第三章第三节）区别开来。同样是嘲讽，初衷和目的却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对国民面子主义的嬉笑怒骂是建立在对苦难的祖国的深爱的基础上的，把拳拳爱国之心化为对面子主义的鞭笞，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怀，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更切”。仁人志士们希望通过讽刺揭露这种文化弊端，通过这种呐喊唤醒麻木的民众，好令其迅速觉醒，争取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