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促进策略

亲社会群际互动中的依赖定向关系和自主定向关系都是在人们对于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相对阶层位置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行感知、表征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群际互动的语境下，差异性表征的激活使得同样的助人场景背后隐含了不同的行动逻辑和价值诉求。很明显，依赖定向关系较容易引发群际偏见、敌对甚至冲突，而自主定向关系则更倾向于对应友善合作的良性互动，后者在本质上具备了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内涵，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际融合，因而有必要探讨其影响因素和促进策略。

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自我认知因素。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对自我概念的认知以及对自我与他人边界的建构取向会影响他们对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例如，相比相依型自我建构取向，独立型自我的个体更容易对外群体的陌生人做出亲社会行为（Duclos ＆ Barasch，2014）；此外，自我认知活动中具有独立特征的正念/沉思实践也可以缓解群际焦虑对消极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Price-Blackshear et al.，2017）。第二是社会表征因素。当跨群体表征具有更高的整合水平和更强的共识性时，群际比较的天平会由差异性转向共同性，据此建立的求同包容性是引发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关键诱因。如果人们将内群体和外群体表征为同一个上位群体类属（superordinate category），并将内外群体成员一律表征为具有对等代表性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排除某一子群体原型被单独投射到上位群体表征的可能性），那么群际偏见和敌意归因都会被消解，进而实现群际关系的改善（Gaertner ＆ Dovidio，2005）。第三是社交性情绪/情感因素。高级社会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群际互动的质量。积极群际态度中情感维度的基本要素包括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舒适度、喜欢、亲切感、参与感和热忱感（Alfieri ＆ Marta，2011）。Pittinsky和Montoya（2016）发现同理心愉悦（empathic joy）促使美国白人教师对少数族裔学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群际态度和正向的群际互动。第四是群体规范因素。主观规范的形成源于人们将其感知到的社会共识抽象、凝练为共同的思想和行动指导，进而影响群体内外的社会互动成效。例如，人们对于外群体成员的观点生成了相应的社会共识信息，由此促成了积极的主观规范（Montoya ＆ Pinter，2016），进而改变固有的刻板印象，促成了积极的群际关系（Sechrist ＆ Milford，2007）；此外，在群体内部生成的内群体偏好规范（ingroup-favoring norm）不但会促使内群体成员优先考虑本群体利益，而且会通过强调群际互动的价值、建立群际合作规范、超越当前群际格局而建立上位群体目标等途径去实现群际关系的提升。

最后，如何促进这类群际亲社会行为？鉴于群际互动中易于出现的消极刻板印象、偏见、敌意和冲突，已有研究者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旨在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一是群际接触实践。在 Allport（1954）的经典群际接触理论指导下，研究者考察了不同的接触类型对群际关系的影响，这些类型包括直接接触、扩展接触、替代接触以及想象接触。元分析研究表明，在心理表征层面设定积极群际互动的情境中，想象接触训练对群际偏见的消除和群际关系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Miles ＆ Crisp，2014）。此外，群际接触还会引发外群体成员的个人化（personalising）效应，这使得群际互动中出现了更多的人际互动元素，削弱了跨群体认知的笼统性。第二是文化学习策略。个体自幼年即可以通过文化学习与外群体成员建立联结，通过模仿学习和引导学习完成对外部文化的再认与内化，促进累积文化演进的实现（Tomasello，2016）；深层的群际文化学习训练可以发展出建设性的社会认知并提升群际互认、互信与合作（Schweiger ＆ Goulet，2005）。第三是文化多样性表征训练。鉴于在共同内群体认同和上位群体类属建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内群体投射（ingroup projection）的现象，也就是将内群体特征更多地投放到上位类属原型，认为内群体可以更为典型地代表上位类属的本质特征，这种投射现象会引发更多的群际偏见（Mummendey ＆ Wenzel，1999），而文化多样性训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内群体成员针对上位类属感知到更大的多样性，进而削减内群体原型特征在上位类属中所占的比例，使后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作用（Ehrke et al.，2014）。第四是交叉分类认同训练。在群际互动中对交叉类属（cross-cutting categorization）的表征弱化了群际边界，个体在某一身份类别上是内群体成员，而在另一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成员，从而减少了内外群体区分的显著性（Vescio et al.，2004； Goar，2007）。以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为例，在某些场合下本地人对他们的信任程度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凸显商贸活动中的相似性身份（如我们都是现代商人）来交叉，这样可能会拉近本地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对“外国人”这一外群体身份符号的信任和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