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内容提要
本辑收录学院教师历年来关于福建地方史、福建地方文化各种论题的研究论文，共计19篇，其中不少论题具有鲜明的福建地方元素和特色。按照主题内容，本辑论文分属红色文化、儒学科举、地域认同、华人华侨、宗教民俗五编。
“红色文化编”收录论文3篇。王大同《关于马列主义在福建传播的几个问题》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传入福建，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在福建传播马列主义，在传播中如何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斗争，马列主义在福建传播后起了什么作用等问题。叶青《革命动员视域下的中央苏区妇女与农业生产》从革命动员的视角分析了赣南、闽西苏区妇女的农业生产活动，重点阐述了苏维埃政府独特的革命动员运作模式与妇女参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央苏区妇女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叶青《福建小三线建设企业布局及其特点探析——以军工和迁建民用企业为考察对象》在认真梳理军工和迁建民用企业分布、特点的基础上，从福建地形地貌、工业基础以及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生态等方面，剖析了福建小三线企业布局的成因。福建小三线企业的布局，改善了福建经济区域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充实了福建经济部门，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福建经济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儒学科举编”收录论文3篇。郭培贵、蔡惠茹《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论析了明代福建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独占鳌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原因。其原因包括深厚的科举文化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完善的家族制度等方面。陈友良《清中叶闽儒雷
的“正学”观述略》阐述了清中叶坚守程朱理学的福建儒士雷
的儒学思想及其特点。雷
尤其注重治学的循序渐进之法，他思索正确学习程朱理学的路径，并尝试为诸生建构一套理学学术谱系。雷
认为陆王之学走入“阳儒阴释”的歧路，而科举“帖括词章之习”只会消磨理学家“居敬”的本色。此二者正是理学发展的两大障碍。雷
倡议当下理学家们共同“振兴正学”，走“居敬穷理”的道路，发展正统的程朱理学。陈友良《孟超然〈孟氏八录〉的修身立命之学》提出闽儒孟超然之学术思想强调以宋学为宗，并以朱子学为正统。他认为孟超然的代表作《孟氏八录》专门阐述修身立命之学，尤其注重宋儒的道德修养方式，并提出应围绕“惩忿、窒欲、改过、迁善”进行治心，在福建朱子学者中颇有代表性。
“地域认同编”收录论文3篇。徐恭生《明初福建卫所与郑和下西洋》从新发现的明代《卫所武职选簿》资料中，探找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福建卫所组织的关系。从《卫所武职选簿》和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明初福建坚固和完善的军事防务体系不仅为郑和下西洋舰队输送了大批的官兵、水手和军用物资，使其顺利地完成出使任务，而且保证了各国前来朝贡的国家元首、使节及其随从们的旅途安全和生活舒适度，从而促进了中外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这是福建人民在郑和下西洋伟大业绩中所做的巨大贡献。谢重光《五代宋初泉、漳的整合与福佬民系的形成》梳理了唐末至宋初漳、泉二州在语言、习俗、经济形态、社会心理上趋同的事实，认为漳、泉二州在经济文化的进步和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区域独特的方言、独特的有较强商品经济色彩特别是对外贸易色彩的经济形态，重文的士风和重商的民俗也已形成，政治上完成了权力结构的本土化过程，在对中原的向心力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社会各姓皆祖述光州固始的集体记忆也已逐步形成，因而这个地区的人民已经自觉成为一个独特的共同体，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福佬民系。李永《试析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通过分析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由场升县的数目、时间、空间分布等特点，阐明了这些历史现象与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和人口增长、福建地区的开发顺序和移民的迁移路线，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分立的政治局势均有密切的关系。
“华人华侨编”包括4篇论文。陈友良《福建归侨与福建建政（1949～1955）》探讨了在福建解放、建政、建设过程中福建华侨、归侨的参与和贡献问题。在福建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无论在反特防奸、巩固国防和打破封锁方面，还是在民主建政、发展生产和侨务工作方面，归侨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一五”计划期间，他们同样为全省恢复生产，福建工业、交通建设和全省经济大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对福建地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叶青《同频共振：福建归侨知青上山下乡安置探究》探讨了中国知青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特殊群体——归侨知青的上山下乡安置问题。论文在探讨“侨生”“归侨知青”身份转换的基础上，梳理了福建归侨知青上山下乡安置情况的历史脉络，探究了归侨知青安置的历史特点。作者认为，在知青史研究的版图上，归侨知青应当拥有自己的位置和一定的权重。对这一群体曲折的人生际遇展开考察，可以为多角度、多层次推进知青史、华侨史研究提供实证基础。贺建涛《19世纪后半期北美西部华人与印第安人关系及相互认知》探讨了在19世纪后半期北美西部殖民开发背景下华人移民与印第安人的族群交往问题。以互利互惠为基础，华人移民与印第安人在贸易、雇用生产及跨族通婚等层面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也由此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融。不过，作为被动裹挟进北美工业化大潮的底层劳动者，两族群在生存空间、工作机会及自然资源分享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相互之间在心怀好感的同时，对对方也存在较多的仇视、误会和偏见。从根本上说，两者的双面关系及多元认知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用于底层弱势族群的必然结果。江振鹏《塑造双重的“自我”：民主改革时期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与郑和文化的构建》的讨论集中于印尼主流与边缘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印尼华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问题。作者认为在主流社会伊斯兰复兴和华人身份被重新唤醒的双重推动下，华人穆斯林社团正在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建立郑和清真寺网络、举办各类研讨会、创作各种艺术作品的方式，积极宣传航海家郑和所代表的和平、宽容、多元精神，从而构建兼具华人与穆斯林特征的身份认同，这在当前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努力面向当地社会构筑“多元和谐”的印尼社会进程中占有特殊地位。
“宗教民俗编”收录6篇论文。谢重光《唐宋时期福建海上交通与对外佛教文化交流》系谢教授在福建省图书馆的演讲稿，涉及三个问题：一是福建海上交通发展的历程；二是唐宋时期福建佛教发展的状况及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三是唐宋时期，福建跟日本、韩国方面的佛教文化交流。林国平《佛教的世俗化与签占的发展——兼与严耀中先生商榷》讨论了在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进程中，占卜术所起到的作用。佛教寺院大约在宋代才开始引入签占来吸引信众，但远没有达到“寺院内求卜问签普遍化”的程度。明清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佛教寺院普遍备有签谱，其中《观音灵签》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签谱。《观音灵签》与其他签谱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更加通俗、更加世俗化，因此受到百姓的热烈追捧和崇信。林国平《论三一教的兴衰嬗变》利用从民间搜集的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三一教的兴衰嬗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认为林兆恩在世时的三一教，前期是由儒家读书人的一般结社占主导地位，后期朝着民间宗教方向演变，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明末清初的三一教分裂为两派，分别继承了林兆恩的学术和宗教遗产，宗教一派是三一教的主流，最后完成了三一教向宗教演进的过程，其影响也最大，并出现了民间信仰化的发展趋势。清康、乾之后，三一教在清廷的禁令下走向衰微，但仍然潜伏在民间，在福建莆田、仙游等地秘密流传。清末民国时期，三一教在福建莆田、仙游、惠安重现，并一度出现复兴的景象，还传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黄建兴、林自东《妈祖信仰的“海丝”起点——论福建莆田贤良港在妈祖信仰传播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认为，福建莆田湄洲湾北岸贤良港是妈祖的诞生地，是妈祖信仰传播的起点，推动了妈祖信仰在莆田湄洲湾各沿海港岸的首轮传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开始转型，逐渐成为各地妈祖宫庙和信众的“娘家”及朝圣中心。林金水《明末泉州十字架石发现考》利用有关历史文献，对明人在泉州发现的四块十字架石进行了详细辨析，特别是对其中的第一、三、四块做了进一步探究，力图据此纠正以往研究中的错误。作者认为，明人发现四块天主教十字架石，堪称中西交通史上的大事，它让人们看到了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商品，除了丝绸、瓷器、香料、新月架等实物之外，还多了一种来自西方天主教的十字架石，展现了泉州作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丰富内涵。林金水《艾儒略与〈闽中诸公赠诗〉研究》以艾儒略与《闽中诸公赠诗》为研究对象，就士人赠诗的原因、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赠诗所表达的内容，以及赠诗反映的天主教所起的作用等进行了探讨，勾勒出了士人与艾儒略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对天主教的认可与赞誉，再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经艾儒略在福建传播的历史情境。
这些论文因成文时间较早，注释信息比较不完整，格式也不甚完备，编者尽量按照当前规范体例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并尽可能地核对了原文，个中仍有不完备和疏漏的地方，敬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