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此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目标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都直接相关。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要解决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即中国的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农村常住人口总数为56401万人，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总数的51.1%，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的一半。

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切实有效途径，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农民工进城落户，总体上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为发展现代农业腾出宝贵空间。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时，农民工的大量迁徙和落户城镇，也会带来诸多城镇问题，如加剧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城镇资源紧张等。因此，部分农民工回流是必然趋势，在中国城乡二元壁垒的条件下，回流的规模会不断加大。必须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回流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解决好回流农民工问题，积极引导回流的农民工创业、就地城镇化、发展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归属和题中应有之义。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新情况，而是伴随中国农村劳动力迁徙的全过程。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徙。1978年，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改革和市场的吸引之下，开始流向城市。根据学界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从1990年的8673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2.5亿多人，其中有53.7%流入第二产业，其余流入第三产业。”[1]随着改革开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生变化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在经历着变化，开始从“民工潮”转向“民工荒”，出现大量农民工回流。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农村劳动力一般是就地实现转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工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民工潮”现象，其中70%以上的外出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寻找打工机会，同时又有约1/3的外出农村劳动力从城市暂时地或永久地返回原籍地，农民工回流问题初现。[2]

如何透过现象认识和分析中国农民工的迁徙与回流问题？本书将尝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释农民工问题，挖掘农民工问题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支撑，构建分析农民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农民工问题的未来趋向，并提出解决方案。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农民工的迁徙与回流问题有着诸多的理论分析和阐释。其中包括推拉模型、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等，但这些模型都是将西方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模型或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应用到中国农民工问题，相关分析均建立在个人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忽略了农民工问题的中国背景和条件。虽然为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前期成果积累和分析视角，但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

本书的观点是：对农民工问题的分析与阐释最终还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上来，回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来。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劳动力商品理论、地租理论等为基础，重点分析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上的认识误区的批判，用劳动力商品理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分析农民工问题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厘清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存在的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即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发展，并用“劳动力半商品化”的概念来界定与分析当前的农民工问题；通过对当前农民工半商品化问题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半商品化问题的主要趋势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

本书的初稿是笔者在清华大学博士后学习期间完成的，合作导师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由于笔者的能力有限，书中浅薄和粗陋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学界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 齐明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4期，第127页。

[2] 张辉金、萧洪恩：《农民工回流现象的深层思考》，《农村经济》2006年第8期，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