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这一节将对本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做一些梳理和辨析工作。主要包含两大类概念家族：一是关于社会理论及方法的，一是关于“后现代”的。
一 社会理论及方法的概念家族
（一）社会研究
所谓研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认真提出问题，并以系统的方法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广义的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泛指任何一种系统地再现社会生活的方法，它试图将某些观念（或理论）与社会现象的有关证据联系起来，换言之，就是运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搜集和分析社会事实，以理解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社会科学家探求社会（tell about society）的一切努力。按照英国学者迪姆·梅（D.May）的说法，社会研究的任务是理解和阐释社会现象，密切关注那些特殊的问题，并质疑那些关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被我们习惯性地抱守着的信仰[76]。以下是关于社会研究较严格的定义：它是一种以经验的方式，对社会世界中人们的行为、态度、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产物所进行的科学的探究活动[77]。上述定义针对的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它不同于对已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纯理论研究[78]。一般而言，社会研究与小说、纪录片和新闻报道等虽然都反映社会现象、社会事物，但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研究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再现：探讨的现象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理论相关；基于大量合适的、有目的地收集的证据；结论来自对证据的系统分析。简言之，社会研究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资料，并用抽象和概括的方式再现社会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社会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别已经非常模糊了，而且，某些后现代主义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试图消除这种差异。
（二）社会理论
社会研究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做指导，事实并不会为自己说话，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社会研究者关于社会世界的发现，只有置于某一理论框架时，才会有意义。理论既是研究的成果精华，也是学科知识系统化的产物。理论可以激发研究对其进行检验（证实或证伪），而研究则能帮助人们接受、拒绝或修正理论，进而构造新的更好的理论。正统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概念通常是指：由一些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概念和陈述所组成的系统，用以解释说明一种或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当今的学者更喜欢使用超越了学科局限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这个概念，它主要指“对社会世界的作用的相对系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反思”[79]。或者说，社会理论是指系统、历史地形成的具有经验导向的理论，旨在寻求解释“社会”的性质。社会理论一般宣称，各种哲学分析、对具体历史经验的反思以及对社会条件系统的经验观察，综合起来可以解释社会的性质[80]。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曾经指出：“我们并不把社会理论视为任何一门学科的专有领地，因为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之文化产物的问题是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81]在他看来，“社会学知识体系与社会理论并不是一致的，后者比前者要宽泛得多，它涉及人类行为、社会制度及其相互联系的所有领域。但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性出现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世界（the social world），其与社会理论有着特殊的关系”[82]。有学者指出，定性研究（或质的研究、质性研究）中的理论不同于正统的理论概念，它不是对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概念化和形式化，而是特定研究者从特定的角度通过特定的研究手段针对特定的社会现象所做出的一种解释。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加以修正。“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质的研究者来说，‘理论’这个词应该总是复数，而不是单数。”[83]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概念与质性研究的理论概念比较接近，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拒斥理论这个概念，认为它带有太多系统、统一、固定、完成等含义[84]。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很难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R.K.Morton）就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强调：“只有当经验研究是理论导向的并且当理论是由经验证实的，才能获得连贯性而不是分散。”[85]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可以将康德的一段名言稍加变通并指出：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86]社会理论包含了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方法论（methodology）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三）本体论与认识论
哲学从产生那天起，就试图为人类提供某种关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终极性的根据、尺度和标准，也就是为人类提供某种安身立命之本，此乃哲学的终极关怀，也是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简言之，本体论主要是探索世界的本原或基质，研究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认识论又称知识论，主要探讨人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本书讨论的本体论主要指社会研究者对人与社会及其相关关系的根本看法或理论预设；而认识论则指如何认识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本体论决定了认识论，而认识论决定了方法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认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论。说到底，社会学调查研究最终是以研究者对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为基础的。这些假设指引着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从调查课题的选择到资料的分析和结果的解释。并且，这些假设影响着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其所获得资料的类型。
（四）研究方法及方法论
社会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是任何社会科学的两大支柱。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把方法看成达到和实现一定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工具和手段。所谓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指从事研究的计划、策略、手段、工具、步骤以及过程的总和，是研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程序和准则的集合[87]。研究方法的核心涉及两项密切相关的工作：资料的收集和资料的分析。事实上，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包括三大部分：处于上层的方法论，处于中层的研究方式，处于底层的具体方法与技术。①方法论：涉及社会研究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通常指对一门学科内普遍运用的研究技术所做的较具哲学性的评价（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有效性等的讨论与论证），是对各种研究成果进行批判、审查的活动[88]。②研究方式：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这四种基本方式。③具体方法和技术：指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以及各种特定的操作程序，如自填问卷法、电话访问法、随机抽样法、量表制作法、数据清理技术、统计分析技术、软件应用技术等。它们属于社会研究方法体系的最具体的层面，具有专门性、技术性、操作性等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四种研究方式（调查法、实验法、文献法和实地法）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与领域，但从各个学科的传统上看，似乎都有自己偏爱的研究方式，如社会学使用最多的是调查法，心理学使用最多的是实验法，而历史学主要使用文献法，人类学则主要使用实地法。其实，各种研究方式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而且，它们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如果一项研究能够使用多种研究方式，研究结果能够互相印证，那我们对某个社会现象的认识可能就更深入、更全面。这也就是社会研究所提倡的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89]。一般来说，调查法和实验法都属于定量的研究，需要运用统计分析的技术。而文献法中的内容分析、二次分析等主要使用的也是统计分析技术，即便是以定性研究为主的实地研究，也要利用一些数据资料作为论证的辅助工具。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一种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的“混合式”研究设计。而后现代主义者通常对定量研究抱有敌意，更倾向于形式多样的定性研究。
（五）社会研究的范式
“范式”（paradigm）[90]这个概念来自自然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Kuhn）的著作，指我们对世界本质（本体论）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本质（认识论）的一种普遍的哲学假设，这些假设往往为特定领域或传统中的研究者所共有[91]。简言之，范式主要指各门学科的研究者共有的研究模式和理论框架，它提供了考察所要研究的问题与现象的视角，包括基本假设、专业术语、理论范畴、研究方式、解题模式等。虽然学界关于范式的定义仍有分歧，不过，本书认为范式这个概念还是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并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大致指一群研究者所拥有的相同或相似的信念、价值、视角等。一般认为社会研究存在三大范式：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和批判主义（criticism），而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否称得上是一种与之并列的范式，则存在较大争议，因为它主要由非常松散、内部差异很大的相关话语混合而成，而且其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过，本书还是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有潜力的并在不断形成的社会研究范式或准范式。这么做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本书是在较宽泛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而且，很大程度上把它当作一个比较方便的称呼；其二，本书认为，尽管存在诸多混乱和分歧，但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存在一定的共识，并表现出某些共同的旨趣和相似的特征；其三，后现代主义确实在社会研究方面展示出一些不同于其他三大范式的特征，蕴含着值得挖掘的潜力，并可能发展出一种社会分析的新路径。
二 “后现代”的概念家族
作为当代西方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范围已经超出西方世界，波及全球。随着后现代思潮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扩散，产生了一系列的“后学”：后现代文学、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哲学、后现代经济、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教育、后现代宗教、后现代科学，等等。虽然后现代话语已成为晚近的时尚，并且一度传播甚广，但有关后现代的大量词汇却没有固定的含义，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后现代”一词被学者们视作当代最被滥用和最具混乱性的理论术语之一[92]。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欢迎混乱和无序，并将其当成自身的重要特征，而这显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尽管后现代思想家大都反对运用现代理论方法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对相关的概念做明晰的界定和分析，他们甚至拒绝任何理论，也不希望自己的话语被提升为规范的理论或宏大的叙事，但是，为了对后现代话语有个比较清晰的把握，本书还是依据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逻辑，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尝试对某些经常被混乱（或交叉）使用的、与后现代主义社会研究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做一个梳理和辨析工作。
（一）现代和后现代
1.现代
英语“现代”（modern）一词源于兼做名词和形容词的拉丁语“modernus”，后者是在公元5世纪根据“modo”（意思是“最近、刚才”）一词创造出来的，指的是“在我们时代的，新的，当前的……”，它的主要反义词是“古的，老的，旧的……”[93]。当代社会理论大师哈贝马斯（J.Habermas）说过，现代这个概念乃是被用来表达“一种要与过去相连的时代意识……视其自身为新旧过渡期的产物”[94]。事实上，英语“现代”（modern）一词主要演变出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意味着“当代、当今”，另一种用法则添加了这样的含义——在现代时期，世界已经不同于古典的和中世纪的世界，对古典的盲目崇拜不再流行，以“现代性的教养”为标志的新的生活方式受到普遍欢迎[95]。而且，后一用法逐渐凸显社会的根本转型以及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更为精致的对立[96]，强调新颖性尤其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97]。相应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主要考察的是区别于传统封建时期的，以城市工业社会的兴起为标志的“现代”西方社会[98]。
2.后现代
关于“后现代”（postmodern）[99]的提法也早已有之。比如1870年前后，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J.W.Chapman）曾使用“后现代绘画”一词，用来指称那些据说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1917年德国学者鲁道夫·潘诺维兹（R.Pannowitz）在《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用“后现代”一词来描绘当时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和价值崩溃的状况[100]。1954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在新版的《历史研究》中，用“后现代时期”表示西方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从1875年开始的、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的“动乱时代”[101]。195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宣称：“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时期的终结点上。……如今，现代时期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取代。”他认为许多过去的期待和想象，以及思想和情感的运用范畴已不再适用[102]。
尽管在20世纪40～50年代，后现代一词曾被偶尔用来描述新的建筑或诗歌形式，但是一直到60～70年代，它才被广泛地引入文化理论领域，并逐渐扩散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学术领域。到了80年代，关于后现代的话语急剧增加，爆发了同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理论决裂的激烈论战。
一般来说，现代和后现代主要涉及一种时间概念，但确切的边界在哪里并不是一清二楚的，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后现代”通常指的是继“现代”而来，或是与现代的断裂，它更多是强调对现代的否定，消解了“现代”的一些确凿无疑的特征[103]。不少学者用它来指称西方“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也有学者反对将现代与后现代对立起来的做法，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104]。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常常被用来作为与它相关的一系列概念（所谓“现代”概念家族），如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理论等的通称；相应的，“后现代”则被用来作为与它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等的通称。
（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1.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通常指现代时期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它强调的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秩序和知识话语。根据凯尔纳、贝斯特的观点，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指接踵中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105]。其实，现代性可能包括四层不同的含义：历史分期，社会性质，价值理念和个人体验[106]，但在社会理论中，现代性更多的是指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状态，强调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来把握现时代人类文明中较为定型的实质性因素，诚如阿多诺所言，“现代性是质的范畴，而不是年代学的范畴”[107]。哈贝马斯（J.Habermas）则将现代性视作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个尚未完成的宏大规划，它追求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与法律）、自主的艺术，并以此为基础来影响和控制社会变迁，合理地安排人们的日常生活[108]。确实，自启蒙时代以来，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大都奉理性为最高的权威，视其为知识、真理和社会进步的根源和基础。
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明确指出，现代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它可粗略地定义为17世纪前后出现在欧洲并逐步向全世界蔓延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109]。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的实现过程可称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它标志着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110]。在某种特殊意义上，现代化被视作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在社会学上的对等物，而且往往成为非西方或反西方国家趋向西方式工业化的一种委婉措辞[111]。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可以将现代性比较明确地界定为：17世纪左右依照启蒙运动的精神与原则而首先在西方产生和建构起来然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一种社会文化模式。但实际上，现代性这个概念非常复杂多义，存在着模糊、矛盾甚至尴尬的成分，充斥着对立与冲突的内容。“现代性的含义不是唯一的，因为现代性本身是对含义的寻求。”[112]鲍曼（Z.Bauman）指出了现代性的变异性和流动性，强调现代性的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113]；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论证了现代性在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上的多元性[114]；柯拉柯夫斯基（L.Kolakowski）声称现代性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之中[115]，维尔默（A.Wellmer）阐述了启蒙现代性和浪漫现代性的不同与对立[116]；卡林内斯库（M.Calinescu）则区分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117]。此外，有些学者认为现代性包括现代化和现代主义两个基本部分[118]，另有学者则将现代性界定为“现代主义”、“现代”和“现代化”的总和[119]。
2.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指现代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它强调的是后现代新的组织原则以及社会秩序与知识话语的转型，尤指不同于现代性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运用不同于现代性的话语。后现代性代表了一个超越了现代性的新阶段，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postmodern era），社会发生了重大改变——转向以文化、文化消费、媒体与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后工业经济[120]。斯马特（B.Smart）指出：“后现代性这个概念指的是我们和现代思维、现代情境和现代生活形式（或一言以蔽之，现代性）的关系和经验的修正和改变。”[121]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西方相关文献中，后现代性一词主要指的是一种其内在精神与传统的现代文化十分不同的“后现代文化”[122]。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后现代性一词指称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新的社会状态，几乎成为“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的同义词。德兰蒂（G.Delanty）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分模糊了现代本身的激进性，后现代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与现代的彻底断裂。后现代性深深植根于现代性文化之中，正如现代性本身也是植根于前现代世界观之中[123]。也有学者使用“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这一概念，意指与现代化相对的一个动态过程，即推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的社会变化过程，它强调的是“现代”之后的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实现的过程及其程度。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后现代性的话语显示有一定衰落的趋势，以至于有人开始附和后-后现代性（post-postmodernity）的提法，认为后现代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后现代不再新奇、不再风行，而仅仅只是一项每个人都在做的无聊东西。
（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1.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modernism）可以看作主要是对现代性做辩护并不断张扬它的文化思潮。有学者指出，可将培根、笛卡儿和洛克看作现代规划的设计师，他们大力倡导对自然的支配（掠夺性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首要性（方法论的普遍主义）和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意义含混的个人主义），主张摧毁枯朽的中世纪社会结构，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奠定了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124]。从19世纪开始，现代主义作为艺术（包括绘画、诗歌、文学、音乐、建筑等）中各种革新和反传统的新趋势逐渐形成并引起很大反响，以至于狭义的现代主义专指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中追求新奇的艺术运动。艺术中的现代主义紧跟着现代性的基本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陈旧形式的否定和对新形式的创造，这在生活的所有领域生产出持续的创造力以及“创造性的解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对永不止歇的变化和发展的需求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气质的信奉[125]。
可以说，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文化产物，它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特征与问题。一方面，它以宣传现代性的理念、彰显现代性的成就为己任，竭力为现代性做辩护；另一方面，它也会对现代性的消极后果提出批评和质疑，有时可能还是非常激烈的批评和相当尖锐的质疑。因此，现代主义本身蕴含着一定后现代的成分，孕育着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但总体上，现代主义还是以肯定、捍卫和维护现代性为主，更注重传播理性、真理、控制、秩序、进步和解放等现代性话语，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性。
2.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主要是指以拒斥现代性、张扬后现代性为基本特征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文化产物，体现在文学、美术、建筑、电影、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领域。它既指一种拒绝接受现代主义符码的美学艺术风格，也指源自后结构主义的、摈弃现代主义思想教条的哲学与理论立场。虽然，根据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哈桑（Ihab Hassan）的考证，奥尼斯（F.Onis）于1934年编辑出版的一部诗选中，率先采用了后现代主义一词。但作为一场消解性、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它真正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大陆（主要是在法国），在政治上是对西方6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失败的反映。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开始风行西方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影响开始波及第三世界国家。后现代主义首先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摒弃。它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性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抨击现代性造就的一切，断定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相反地变成了奴役、压迫和压制的根源。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表明了一部分人对现代性的失望甚至绝望，它似乎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原有经验和解释，不再相信任何宏大叙事或理论，放弃了对确定性的追求。
美国著名理论家詹明信（F.Jameson）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当今处于晚期阶段的资本主义所衍生出来的文化逻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以及当前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与此相应的文化变迁也呈现三种基本形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26]。也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无非是后期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称谓而已[127]。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Bell）就将后现代主义看作现代主义的极端形式，“它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128]。美国另一位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Jencks）也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处于自我批判阶段的现代主义”，并且会和现代主义一起持续存在下去。[129]不过，笔者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存在一定连续性，但也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虽然后现代思想家的观点并不统一，甚至相互间存在着异常激烈的争论，而且不同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的差异也非常显著，但概括起来，后现代主义还是具有如下几个比较一致的特征：谴责现代性的逻辑及后果，用建构论取代实在论，否认客观真理、批判科技理性，反对整体化、元叙事的倾向，注重另类、边缘的议题，鼓吹多元主义的视角及方法，强调话语分析的重要性，提倡表述上的开放性，等等[130]。
（四）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社会学
1.后现代社会理论
后现代社会理论（postmodern social theory）可以说是解释后现代性的理论尝试，是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解释后现代社会的理论成果，同时它也包括那些以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视角考察、质疑现代性的理论探讨，其重心集中在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和对理论上的后现代转向的论证。现代理论——从笛卡儿的哲学设计，经由启蒙运动，一直到孔德、涂尔干及其他人的社会理论——因为试图找出知识的基础，傲慢地宣称能够提供绝对真理，致力于对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追求，同时因为它所拥有的被认为是虚妄骗人的理性主义的特征，从而受到激烈批评[131]。后现代理论家宣称，当代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新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等，正在产生着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面对崭新的社会文化形式，以往的概念和理论已经完全不能适用，必须运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诞生正适应了这样的理论需要，并跻身于当代理论探索的前沿。
不过，目前人们往往是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社会理论这一概念，它除了主要指上面提到的从后现代的角度来反思与探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外，有时还指那些从现代的角度反思、批判后现代性的相关理论。
2.后现代社会学
后现代理论基本上是在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之外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后现代话语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迅速扩散，以关注现代性为核心的社会学也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并产生了许多分歧很大的观点。如美国社会学家塞德曼（S.Seidman）就坚决拥护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并宣告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终结”[132]，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也对后现代性的提法抱以同情的态度，倡导一种“后现代性的社会学”[133]；但当代社会理论大师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U.Beck）等则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现代性还没有过时，还有挖掘的潜力，否认后现代社会已经降临或后现代性转向已经形成，判定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不过是处于“晚期现代性”“高度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性”“反身现代性”“激进现代性”等阶段，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宣称的与现代性彻底断裂的后现代性阶段。我国著名学者郑杭生、杨敏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性：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旧式现代性；另一种是以晚近中国为代表的追求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共存、人和社会双赢，并将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型现代性[134]。为了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各式各样的有关后现代的社会学的讨论，下面尝试区分三个容易弄混的基本概念。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postmodernist sociology）：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研究社会现象，其对象可以是现代社会也可以是后现代社会。汉语“后现代主义社会学”这个概念（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又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modernity）：研究对象是后现代社会，其观点可以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是后现代主义的。不过该概念常常指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研究后现代社会。有时该概念也泛指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关于后现代的议题。
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理论家的研究取向，下面用一个2×2的交互分类图来定位四类相关的理论家。两个维度分别是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视角，而吉登斯、鲍曼、福柯（M.Foucault）、布希亚（J.Baudrillard，又译为鲍德里亚、波德里亚）可看作四类理论家的典型代表。即是说，吉登斯和鲍曼主要依据的是现代主义的视角或观点，不过，前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现代社会，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后现代社会；福柯和布希亚主要依据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或观点，不过，前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现代社会，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后现代社会。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理论家，应该专指“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即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基本观点、运用后现代主义视角或思维的理论家（如福柯与布希亚）。换言之，“后现代理论家”无非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简称而已。若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现实中往往存在两种误用“后现代理论家”标签的情况。一种是将后现代当作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因而把那些活跃于晚近的理论家统统被视为后现代理论家（如吉登斯），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后现代理论家，称呼他们为“后现代时期”理论家（如果承认目前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会更加准确，不易产生歧义；另一种是把那些对后现代议题感兴趣、关注后现代社会、参与相关争论的理论家，也一概看作后现代理论家，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对后现代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严格地说，称呼他们为关注后现代议题的理论家或“后现代性理论家”可能更合适一些（如鲍曼）。
图1-1 按不同研究取向归类的理论家
以上对异常混乱和复杂的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辨析，当然这类工作是不受后现代主义者欢迎的。尽管后现代主义有些走极端，包含不少消极因素，但它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现代性，必须深刻反思现代性的逻辑和后果，提醒人们关注当今社会与文化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问题，努力运用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而这些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1] Deena Weinstein and Michael A.Weinstein，Postmodern（ized）Simmel，London：Routledge，1993，p.55.
[2] Robert A.Nisbet，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1966，p.20.
[3] 由于后现代主义具有较强的反宏大叙事、反理论化、反系统化倾向，并且它是由非常松散、内部差异很大的相关话语合成的，严格说来，将其视为统一的范式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主张该词更好的中文翻译是“后现代思潮”，而不是似乎带有较强统一意味的“后现代主义”。参见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3，脚注2。不过，本书为行文的方便，还是沿用国内学术界的习惯，保留后现代主义的称呼。
[4] Deena Weinstein and Michael A.Weinstein，Postmodern（ized）Simmel，London：Routledge，1993，p.132.
[5] 〔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6] 参见王园波《国内齐美尔研究九十年》，《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7]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4～315页。
[8] 芮必峰、陈燕：《你我交往使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第140～143页。
[9] 姚德薇：《试论齐美尔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0～43页。
[10] 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11] 郑作彧：《齐美尔社会学理论中的突现论意涵》，《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73～184页。
[12] 张巍卓：《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社会》2019年第2期，第214～241页。
[13] 王小章：《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社会》2003年第4期，第6～14页。
[14] 杨向荣、刘永利：《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7期，第255～270页。
[15] 吉砚茹：《现代生命的“社会化”图景》，《社会》2018年第5期，第41～67页。
[1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38页。
[17] 杨向荣：《审美印象主义与现代性碎片——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4～118页。
[18] 于明晖：《自由与美的游戏追逐》，《大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第25～29页。
[19] 孙沛东：《着装时尚的社会学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6～32页。
[20] 郑炘：《暂时性与纪念性——齐美尔关于1896年柏林贸易博览会建筑的现代性分析》，《建筑与文化》2011年第4期，第6～9页。
[21] 张应祥：《社区、城市性、网络——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83～188页。
[22] 叶涯剑：《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其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3] 司武林：《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第150～152页。
[24] 陈巧云：《古典社会学家的宗教问题研究与启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43～46页。
[25] 余建华、张登国：《国外“边缘人”研究略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54～57页。
[26] 王利平、陈嘉涛：《齐美尔论个性》，《社会》2018年第6期，第91～124页。
[27] 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4～57页。
[28] 成伯清：《另一种精确——齐美尔社会学方法论札记》，载张一兵、周晓虹、周宪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一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9] 李凌静：《齐美尔〈货币哲学〉的价值论基础》，《学术交流》2016年第12期，第151～157页。
[30]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01～302页。
[31] 杨向荣：《审美印象主义与现代性碎片——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4～118页。
[32] 杨向荣、佘颖：《形式与审美表现主义——齐美尔艺术形式的审美现代性》，《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4～108页。
[33] 刘悦笛：《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第35～41页。
[34] 王小章：《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社会》2003年第4期，第6～14页。
[35] 樊宝英：《论齐美尔的审美文化思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6～11页。
[36] 于明晖：《现代性视域中的齐美尔文化美学》，江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页。
[37] 刘小枫：《金钱、性别、生活感受——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年》，载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7～18页。
[38] 吴勇立、冯潇：《阿多诺“论说文主义”的思想来源与风格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303～312页。
[39] 李政亮：《柏林文化状况中的克拉考尔——从生命经历到电影观念》，《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第85～94页。
[40] 袁敦卫：《社交形式的变迁——论齐美尔的社会美学及其当代意义》，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36页。
[41] 尚方健、林之源：《辩证法：从早年卢卡奇、本雅明到阿多诺》，《学术界》2009年第6期，第154～157页。
[42] 杨向荣：《文化、现代性与审美救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43] P.Sorokin，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28，p.502 or notes 20.
[44] 弗里斯比于2010年12月去世，他认为齐美尔的思想是缺乏一贯性的碎片，这样的主张曾经形成主流，但晚近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指责这是对齐美尔的误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哲学乃是贯穿齐美尔所有研究的主轴。
[45] 他是齐美尔学生的学生。
[46] Georg Lukacs，Georg Simmel，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 8（3），August 1991，pp.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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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Donald N.Levine，Simmel as a Resource for Sociological Metatheory，Social Theory，1989，Vol.7，pp.161-174.
[51] Donald N.Levine，Simmel as a Resource for Sociological Metatheory，Social Theory，1989，Vol.7，pp.16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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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Gregor Fitzi，Dialogue.Divergence.Veiled Reception.Criticism：Georg Simmel’s relationship with Émile Durkhei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Vol.17，No.4（2017）pp.29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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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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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林、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142页。
[62] 〔英〕奥斯汀·哈灵顿：《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周计武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246～254页。
[63] 参见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64] Murray S.Davis，Georg Simmel and the Aesthetics of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s，1968，Vol.51，pp.3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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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Donld.N.Levine，Parsons’s Structure（and Simmel）Revisited，Sociological Theory，Vol.7，1989，pp.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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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Ralph M.Leck，Georg Simmel and Avant-Garde Sociology：The Birth of Modernity，1880 to 1920，New York：Humanity Books，2000.
[73] Commentary on Georg Simmel and Avant-Garde Sociology：The Birth of Modernity，1880 to 1920，Contemporary Sociology，Mar 2003，32，2；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p.257.
[74] Jacqueline Low，Structure，Agency，and Social Reality in Blumeria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The Influence of Georg Simmel，Symbolic Interaction，Vol.31，Issue 3，pp.325-343，ISSN 0195-6086，electronic ISSN 1533-8665.
[75] John E.Jalbert，Time，Death，and History in Simmel and Heidegger，Human Studies 26：259-283，2003.
[76] 〔英〕迪姆·梅：《社会研究：问题、方法与过程》（第3版），李祖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77]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78] 比如，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的研究就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经验研究，它是关于社会学的前提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认识论、方法论的特征，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等。换言之，元社会学研究不对社会学问题做实质性的探讨，它的作用只是提供进行社会学研究、构建社会学体系和在这些研究与体系完成之后对之进行批判的方法论预设（参见苏国勋、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Ⅰ——社会学理论的开端和终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56页）。需要指出的是，帕森斯坚持认为，他最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社会行动的结构》在双重意义上乃是经验性的研究：首先，它关注西方人所共见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其次，它在社会思想的分析方面是一项经验性研究（参见〔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平装本序言第15页）。
[79]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页。
[80] 〔美〕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高鸿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81] 参见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前言。
[82]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2页。
[83] 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0页。
[84] 某些并非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大家也会排斥理论这个概念。如沃勒斯坦就对理论一词所隐含的封闭、完成的意味非常警惕，他反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世界-体系理论”，而更愿意称其为“世界-体系分析”。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85]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19～220页。
[86]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87]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88] 方法论（methodology）有时用来指称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y），即指导一项具体的研究应该如何开展，选择怎样的具体技术与方法以实现研究的目标。参见Michael Crotty，The Fou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Meaning and Perspectiv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London：Sage Publication Ltd.，1998，p.3。
[89] 指利用不同的或多重的资料来源、方法、调查者、理论等对同一主题或内容进行研究，可以起到相互印证、增强可信性、可靠性的作用。
[90]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影响极大，但有学者指出库恩并没有给出范式的严格界定，而且他在书中多达20多处以不完全相同的意义使用该概念。后来，库恩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这个概念代替范式，它包括：①符号概括，如x、y、z；②共同承诺的信念，如热是物质构成部分的动能；③价值，如预言应该是精确的，定量预言比定性预言更受欢迎；④范例，提供具体的问题解答，如自由落体运动、相似性、意会知识等。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91] 〔美〕约瑟夫·A.马克斯威尔：《质的研究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朱光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92]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4页。
[93]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19页。
[94] Barry Smart：《后现代性》，李衣云、林文凯、郭玉群译，台北：巨流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95] B.Smart，“Modernity，Postmodernity and the Present”，in B.Turner（ed.），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London：Sage，1990，p.4.
[96] 〔美〕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臧佩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22页。
[97]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译本序言。
[98] “现代”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现代世界是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另外的历史学家则指出，现代欧洲开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的历史学家表示，所谓的“现代”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在15世纪末期，很多日子被认为是“现代”的开始。对“现代”的另外一种解读是，其实从14世纪而非16世纪起，欧洲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思维方式和理解世界方式的某些特征。参见〔英〕玛丽·伊万丝《社会简史：现代世界的诞生》，曹德骏、张荣建、徐永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99] 有学者指出，书写方式的不同——“后现代”（postmodern）还是“后-现代”（post-modern）——也表明了某个立场、某种偏见。前者含有对后现代主义抱着一定同情或承认其合理性的意思，而后者则表示一种批判的态度。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参见〔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4页）。一般来说，加上连字符强调了特殊、具体、断裂和怪异，去掉了连字符则表示广泛性、综合性、同时性和一致性（参见〔英〕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二版前言）。
[100] 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101]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2] 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65-166.
[103] 〔美〕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04]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105]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06] 参见张小山《论现代性的四层含义》，《理论探讨》2005年第6期。
[107] 参见〔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3页。
[108] Juren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Wook-Dong Kim（ed.），Postmodernism：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Seoul：Hanshin，1991，p.262.
[109]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110]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11]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2～253页。
[112] 参见〔希腊〕米歇尔·瓦卡卢利斯《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批判纲要》，贺慧玲、马胜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页。
[113] 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14] 参见〔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15] 参见L.Kolakowski，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116] 参见〔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117] 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18] 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19] 〔英〕玛格丽特·A.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评论性分析》，张月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20] 〔英〕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5页。
[121] Barry Smart：《后现代性》，李衣云、林文凯、郭玉群译，台北：巨流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122] 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23] 〔英〕杰拉德·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页。
[124] 〔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27～28页。
[125] 〔美〕道格拉斯·科尔纳、斯蒂芬·贝斯特：《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9～162页。
[126]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84～485页。
[127] 〔美〕金·莱文：《后现代的转型——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常宁生、邢莉、李宏编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128]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98页。
[129] 〔美〕查尔斯·詹克斯：《现代主义的临界点：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丁宁、许春阳、章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23页。
[130]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13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32] 〔美〕史蒂文·塞德曼：《后现代转向》，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133] Zygmunt 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1992，p.23.
[134]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