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育文化的变革

半个世纪前，生育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几乎每个家庭平均拥有六个孩子（弗里德曼等，2016）。但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个体、文化、社会因素甚至国际政策的影响，这一趋势发生了改变，甚至迅速逆转，以至于今天，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在未来几十年内都将是社会挑战。实际上，人们对生育的欲望在历史上曾经是创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后来逐渐转化为社会期望的一部分，并成为解释和评估社会个体地位的关键因素。勒内·弗里德曼曾组建过一个跨专业的写作团队对生育史进行梳理，发现神话、宗教、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等领域都涉及了生育和生育符号的概念。这些关乎生育的文化符号对不同社会塑造其价值体系和文化规范都至关重要，证明了生育作为人类永恒的渴求在回应存在和不朽问题上的重要性。

生育观念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因素紧密相连。在狩猎和捕鱼为生的时期，家庭通常是同质化的扩展型家庭，家庭成员都住在同一屋檐下，共同消耗收集的食物资源和猎物，并明确定义了两性关系和亲属关系。在农业社会中，经济活动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更大的扩展型家庭的出现。在这个时期，随着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农田开垦更多，收获也更丰富。个体家庭逐渐形成，男性负担经济方面的责任，女性则负责生育。在工业时期，人类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作用变得不再重要。家庭规模逐渐收缩，子女数量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声望的标准。在现代和后现代时期，家庭规模变得更小，生育的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关注夫妻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子女的品质培养。男女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平等，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科技的进步为男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竞争提供了平等的机会，降低了男性在经济上的核心地位，而女性也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不再只被看作生育的工具。

随着从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转向以现代服务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个体的生殖力和关于繁衍的社会期望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中，家庭与农业生产组织之间存在关系，家庭成员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每个成员都负责团队工作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社会中，家庭生活费用的资金筹集任务由家庭负责，农村家庭的主要责任似乎就是生育子女。因此，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拥有子女多被视为获得高社会声望的一种形式。与农村家庭相比，子女数量不足和不育问题对城市家庭的破坏性较小，主要是因为在城市生活中，邻里关系较少，工作场所与居住地分开，家庭更在意隐私而且自主性更强。久而久之，消费、享受、自由、媒体和虚拟环境变成了城市家庭的重要特质，而现代家庭也获得了现代世界的常见特征，即城市化。

尽管生育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生育仍然是夫妻生活和家庭发展中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对女性的心理和社会地位具有深远影响。在传统社会中，生育子女被认为是上天的祝福，而不生育通常被视为不孝或不负责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生育的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将其仅仅看作生产劳动力的实践，而是根据每个时期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来理解它。在过去，婚姻是双方家庭资源的交换和配置，即“门当户对”的过程，并且更加强调生育的数量。生育决策通常被视为属于“大家庭”而不是“小家庭”的事情，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育的女性可能会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甚至可能会被休掉（闫萍，2016）。如今，生育被高度“性别化”，“不能成为母亲”似乎依然被视为女性的失败和母职的缺失，女性或夫妇不得不竭尽所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生育，这些女性可能会受到家庭暴力、社会边缘化，以及丈夫提出离婚或再婚的威胁。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不孕女性在过去12个月内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高达36%，其中心理暴力占24.6%，躯体暴力占11.9%，性暴力占8.7%，经济胁迫占2.6%（Wang et.al.，2022）。此外，非自愿不生育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在当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中随处可见。许多自媒体账号都记录了不孕女性或夫妇在辅助生殖治疗中的经历和情感体验。

总之，生育观念的演变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变迁。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到现代化的城市社会，每个时期都塑造了人们对生育的认知和态度。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继续演变，多样性和包容性必将成为未来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