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界革命，觉民觉世：1895—1916年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创作
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主张，有力地推动了维新派文学的发展。梁启超尤其重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把小说推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为新文学的创造提供了进化论的科学依据（文学观）；其“新民说”“新民论”“自由说”则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了“人的发现”的思想武器（人学观）；其“时务文体”或“新民文体”影响更大，一时人皆效之，带来了新文体、新语体的变革（文体观）。因而专家认为，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运动“是一次有纲领、有领导、有理论、有队伍、有阵地、有创作实践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具有鲜明的宗旨和明确的倾向性。它的革新目标，在内容上要求文学吸取西方文化，表现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为思想启蒙和维新变法服务；在形式上则呼唤文化的解放，力图摆脱封建文学旧传统的桎梏，主张‘言文合一’，向通俗化、自由化的道路迈进。梁启超是这次文学革新运动的首倡者和领导者，并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先后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文学革新提供了理论和创作阵地，团结了作家队伍，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84]
从知人论世的层面来说，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文学宣扬民族革命思想，各种文体的创作实绩都远迈维新派文学之上；即使南社成员徐枕亚创作的《玉梨魂》和《雪鸿泪史》也不应简单地被论定为“鸳鸯蝴蝶小说”，须知它开创了“恋爱+革命”等小说模式，是一部关注婚姻自由的问题小说、会通中西技法的文人小说、赓续抒情传统的诗化小说、塑造圆形人物的性格小说，因而也是一部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民族主义小说经典。因此，当我们以穿越思维和生态文化学文学史观重新审视1895—1916年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时，就不仅能发现其存在的合理性，更能开掘其审美的现代性。
一 1895—1916年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创作实绩
“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小说杂志和专业出版社的出现、报纸文艺副刊的小说连载以及稿酬制度的确立[85]，促成了清末小说创作的繁荣。其中《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杂志影响尤大，它们既发表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也刊登小说评论和理论文章，对近代小说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据专家统计，维新时期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约有千种以上[86]。在创作小说方面，著名的有李宝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痛史》《恨海》、刘鹗《老残游记》、蘧园《负曝闲谈》、连梦青《邻女语》、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无名氏《苦社会》、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等，它们在思想观念、文体创新、语体变化等方面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小说的发生发展和小说叙事艺术本土化探索做了准备。韩邦庆[87]的《海上花列传》是近代最具艺术性的小说，后来受到鲁迅、刘半农、张爱玲等人的激赏，当代学者则认为：“韩邦庆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开风气者，他是近代最早描写中国现代都市的小说家；更重要的，在当时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家中，他是唯一一位为了探索这一描写还提出了相应叙述理论的小说家。这一叙述理论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常常被作家们所运用。韩邦庆最大的贡献在于运用了‘穿插藏闪’的叙述方法，用以表现现代都市的时空，拓展了小说的表现能力。”[88]我个人认为，《海上花列传》对苏州方言的运用显示出作者在地方自足性和小说艺术民族化探索方面的自觉。
中国古代民族英雄题材的小说创作，为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反抗列强侵略提供了精神支持。《痛史》是吴沃尧历史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在晚清讲史中，这是最好的一部”[89]，小说通过对南宋苟安亡国历史的勾勒，表达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维新思想，也塑造了文天祥、谢枋得、张世杰等民族英雄形象。在反映晚清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中，描写鸦片战争的《罂粟花》（观我斋主人）、描写中日甲午战争的《中东大战演义》（洪兴全）等最为著名，它们塑造了林则徐、邓世昌、丁汝昌等民族英雄。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则开启了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使小说摆脱了“稗史”地位，不再局限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大胆书写当下，直接服务现实，甚至展望国家未来，这不仅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也使小说获得了前此未有的现代观念和世界眼光。
当然，维新时代的民族主义文学作为过渡时代的精神产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比如梁启超的“新民文体”就是一种半文半白的新闻文体和语体，徐彬曾总结“新民文体”的三元素：“（1）梁氏之天才与其得力之一种合于实用的旧文学。（2）日本学者之著作。（梁氏最著名之《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经日人所著为蓝本，其述佛学之明密深透，则自言根据于日文之《八宗纲要》《佛宗纲领》……）（3）日本译自西洋之科学的名词及其他学艺之术语。”[90]郑师许认为：梁启超新民丛报时期的文章“都是朝写晚登，有时竟剿袭东洋一些一知半解的学说。”[91]陈独秀认为梁启超的文章存在“浮光掠影”和模式化的缺点。王森然则援引日本学者园田一龟《分省新中国人物志》说：“（梁启超）先生为广东人中一代之鬼才，其为人之行动，稍失于反复无常，未免缺操守，失人望。”[92]维新派在人品与文品方面的不足固然有着时代原因，却都是值得后来者深思自警的地方。
“国粹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主要发挥了精神领袖作用，他们用考据之学来为“革命”正名，论说“排满”的合理性。“章炳麟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和黄节的《黄史》在1901—1906年间出版，构成了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学术上的抨击。”[93]章太炎“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著述，至再至三”[94]，他1902年以三月十九日是明代崇祯皇帝殉国忌日，遂与冯自由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警察询问其“籍贯为清国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大讶，继问属何阶级：‘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遗民。’”[95]章太炎1906年到东京后即发表演讲，主张“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宗教是佛教华严、法相二宗，因其“最重平等”又“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至于提倡国粹，那“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96]他们的著作与行动无疑在反清排满革命中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暴露了其思想观念的偏执与狭隘。不过，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留下了数部经典，成为宣扬民族革命思想的最重要书籍，也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武器。其中邹容的《革命军》“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97]；陈天华被冯自由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其《警世钟》《猛回头》等因为“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了解，故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而无不及。”[98]
革命派文学最具思想冲击力的当属政论文。其中章太炎的政论文笔锋犀利，是“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99]。他的散文长于旁征博引，援古论今，崇尚魏晋，澹雅有度，在近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当然，章太炎的部分文章“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以致他为某公写祭文，由蓝公武主祭宣读时竟然失其句读，令人失笑。另外，章士钊的逻辑政论、黄远庸的报刊政论以及邹容、陈天华、秋瑾的政论文章，也各具特色，有着浓郁的排满反清革命精神。
“南社”居于资产阶级革命诗坛的霸主地位，成员一度达到一千多位。南社主要成员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周实、宋教仁、范光启、仇亮、吴鼐、黄兴等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爱国志士，南社诗歌的基本主题是反封建君主专制、宣传爱国主义、歌颂资产阶级革命，故而南社赢得了“同盟会宣传部”之称，在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宣传作用。当然，南社社员在文学观念上也有分歧，比如宗唐与宗宋之争：以柳亚子、高旭、陈去病为首的宗唐派，与姚锡钧、胡先骕、朱玺等宗宋的“同光体”之间发生了论争，最终以多数人支持柳亚子而告终。因而柳亚子曾说：清末数十年“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诗人争霸的时代。”[100]但总体上说，南社诗歌继承了以龚自珍为代表的诗歌干预时政、批判现实、宣传变革、呼唤未来的优秀传统，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在艺术上则追求磅礴浩大的气势、雄厚豪放的艺术风格和刚健遒劲的阳刚之美，带有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南社诗歌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诗歌最高成就，是中国现代诗歌最主要的收获之一。
资产阶级革命小说收获颇丰。最早面世的革命小说是“热诚爱国人”的《贞德传》，这部小说1900年刊于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横滨）上，它包含了所有革命小说的基本元素和叙事模式：民族国家、英雄儿女、民主理想、革命宣教等，因此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元典。20世纪初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作家作品有：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许俊铨（静观子）《六月霜》、陈天华《狮子吼》、“怀仁”《卢梭魂》、“汉国厌世者著、冷情女史述”《洗耻录》等。特别值得推介的是黄世仲[101]的《洪秀全演义》[102]，此小说旨在再现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起义历史，歌颂洪秀全等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借以举宣扬种族革命思想，配合现实斗争需要；《洪秀全演义》全书共30万字54回，历时三年修改完善，因而在那个急功近利的革命时代堪称文学精品，“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103]另外，黄世仲的《五日风声》是一篇记录黄花岗起义的三万余言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个月内创作完成，向世人真实地报告起义的全过程，较好地处理了时效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既从宏观上展现了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也在微观上描写了起义英雄的人性情怀，可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为了激发人民的反帝爱国情感，革命小说家也常常借古代英雄故事来教育人民。如李亮丞《热血痕》描写战国时代越国侠客陈音与女侠卫倩联合各路豪杰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的故事；陈墨涛《海上魂》（又名《文天祥传奇》歌颂文天祥的爱国精神；陈墨峰《海外扶余》（又名《郑成功传奇》）塑造了郑成功、张煌言、甘辉等英雄形象，叙述了他们抗击清军、收复台湾、抵抗外敌的故事。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总是置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个人身家，被作者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气节。
有的革命小说借寓言故事宣传排满思想。陈天华《狮子吼》仅成八回，但排满革命思想已有了初步表达。小说书写主人公狄必攘，广结会党并到汉口、四川组织起义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描写了一个乌托邦理想国“民权村”，这个无政府主义“新村”可以说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型。“汉国厌世者著、冷情女史述”的《洗耻录》写汉国在二百多年前被贱牧人（满族）打败，沦为贱牧人的奴隶，汉国军民不甘压迫，在明易民领导下揭竿起义，被贱牧人残酷镇压，明易民也壮烈牺牲；多年以后，明易民之子明仇牧立志为父报仇，结识了铁血大哥、狄梅、艾子柔、迟悲花等义士，共商再次起义大计。小说影射明朝亡国的历史，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旨在鼓舞人们进行反清排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众多革命小说家中，苏曼殊是一位奇才。他在1903年担任《国民日日报》译员，翻译外国新闻和小说。他译作的《惨社会》（出版单行本时更名《惨世界》）于1903年10月8日起在《国民日日报》连载。小说名义上是翻译雨果《悲惨世界》，但至第七回就游离原作，开始写清末社会现象。苏曼殊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姓“明”名“白”字“男德”的人物形象；“男德”有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献身精神，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复仇、革命与共和事业；他以必死的信念去行刺专制暴君，趁暴君前往戏院看戏之机引爆炸药欲与之同归于尽，行刺未遂而自杀身死，以青春和生命殉了他的革命理想。文学史家认为，“男德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较为丰满的革命者形象，也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文学创作中最为成功的革命者形象之一。”[104]
在资产阶级革命小说塑造的英雄谱系中，巾帼英雄形象不可忽视。张肇桐1903年的《自由婚姻》借一对青年男女的革命言行来抨击社会腐败，力图激励人们“以英雄之本领，建立国家之大业”。小说虽然只完成了20回，使英雄大业处于未完成状态，但已初显了主人公“黄祸”与“关关”的英雄气质。他们揭露封建专制并鼓吹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君主专制政体；他们感时忧国并走上革命道路，其革命策略则如小说第九回关关乳母所说：“第一步，我们不是人就罢，倘然是个人，一定要报洋人欺我的仇。第二步，洋人欺我，大半是异族政府做出来的，所以要报洋人的仇，一定要报那异族政府的仇。第三步，要报异族政府的仇，家奴是一定要斩的。……第四步，欲达以上所说之目的，我们同志的人，一定要结个大大的团结，把革命军兴起来。”由此看来，提倡反帝、反清、反汉奸和全民族大团结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意图，而女性解放则是一个次要问题。此后，《黄绣球》《女子权》《中国之女铜像》《惨女界》《闺中剑》等塑造了一批现代女性形象，掀起了中国现代女性题材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开启了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大门。
当然，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从艺术上讲，都不够完美，有的正面人物形象缺乏个性色彩，有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说教成分很重，有的人物对话冗长，如长篇演说，呆板、沉闷，缺乏生活气息。这与此类小说的作者大多非专业作家和艺术修养不高有关。”[105]
二 “恋爱+革命”模式的奠基之作：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新论[106]
在进化观念和革命思维制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新与旧、革命与反动、传统与现代之间往往被划出非此即彼的鸿沟。在此情形下，“鸳鸯蝴蝶派”就成了腐朽没落的代名词。但实际上正如人性幽微具有多面性，“文学作为人学”也具有不可化约的多义性，比如“革命小说家”苏曼殊可以变成一个情僧，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徐枕亚拥有南社成员和革命报纸《民权报》编者的身份。因此，我们只有通过知人论世才能走近历史文化原生态，只有通过深入研读才能发现徐枕亚的《玉梨魂》和《雪鸿泪史》绝非一个“鸳鸯蝴蝶小说”标签所能概括。
徐枕亚既是古典言情小说的殿军又是现代市民文学的魁首；不仅他编辑的《民权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他编辑的“《小说丛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107]，而且“鸳鸯蝴蝶派”的命名与他密不可分，他本人也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108]；他不仅开启了现代言情小说的风潮，而且启发了李定夷、包天笑、周瘦鹃、吴双热、李涵秋、陈蝶仙、刘铁冷、徐卓呆、王钝根等人的都市小说创作；不仅其《玉梨魂》创下了当时小说销量的最高纪录，“再版三版至无数版，竟销三十万册左右”[109]，而且其《雪鸿泪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日记体小说”[110]；《玉梨魂》不仅位列“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59位，而且开创了“恋爱+革命”模式、文学商业化模式、中间人物塑造模式、骈四俪六文体模式等市民小说模式，因此可以说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已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小说经典。
但长期以来，既有的文学史对徐枕亚和鸳鸯蝴蝶派多持全盘否定态度，要么以古典—现代、高雅—通俗的二元标准进行硬性分类，要么以政治—启蒙意识形态标准贴上断代的标签。这种陈旧的文学史观念的局限性已十分明显。即使近年来的徐枕亚研究，也仍多系局部研究，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僵局并给徐枕亚恰当的文学史地位，因此，重读《玉梨魂》和《雪鸿泪史》[111]不仅关乎市民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更关乎文学史整体观的建构，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变迁，更有利于认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自然流变过程，从而发现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并非“断裂”关系，通俗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在我看来，徐枕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划时代人物。如果说鲁迅《狂人日记》是现代中国启蒙文学的发轫，那么徐枕亚《玉梨魂》和《雪鸿泪史》既是现代通俗哀情小说的滥觞，又是文言章回小说的典范。将《玉梨魂》和《雪鸿泪史》置入现代中国小说史，就会发现它们集问题小说、文人小说、诗化小说和性格小说于一身，不仅其思想主旨具有情感启蒙价值，其艺术创新更是在中国叙事学的发展、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赓续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小说艺术进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现代文化民族主义小说的杰作。
（一）问题小说：关注婚姻自由
《玉梨魂》共30章11万字，描写苏州青年何梦霞到无锡乡村小学教书，寄住远房亲戚崔翁家中后发生的情感故事。崔翁之子早丧，遗下寡孀白梨影和8岁幼儿鹏郎；梨影还有一小姑崔筠倩在外地求学；何梦霞业余教鹏郎读书，时作诗文自遣；一日见庭前梨花凋零，勾起一番伤感，便效黛玉葬花故事，堆成一座香冢；他在晚上闻听窗外一阵幽咽啜泣，披衣起视，见梨树下站着一位缟衣素裙的美人，满面泪痕，悲痛欲绝；又一日，梦霞从学校回来，发觉案上少了一册自作诗稿，却多了一朵荼蘼花；他心领神会，手书一信，交给鹏郎带给梨影；鹏郎次日带来回信——何梦霞与白梨影的精神恋爱由此开始。随着书信往还，诗词唱和，二人感情日增，炽烈如火，却又严守古训，殊少谋面，即使见面，也拘束矜持，不敢吐露心声、逾越礼教大防。梨影虑及自己孀居，不可能与梦霞结合，遂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办法，征得崔翁同意后，将崔筠倩许配梦霞。婚事既定，婚姻双方却十分勉强，筠倩更为这不能自主的婚姻而伤心，反使三人陷于愁城恨海之中；梦霞更是传书梨影，责备她“庸人自扰”，表示“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梨影为梦霞的痴情百感交集，却不敢冲绝礼教樊篱，效相如文君之奔；她发现自己所谓两全其美之计，实为一相情愿之事，只有以死了情。梨影死后不久，筠倩也染时疾而殁。梦霞看破红尘，却未学贾宝玉出家之举，辛亥革命为他提供了一个光彩结局——投身武昌起义，战死沙场。关于他的事迹，则由“我”撮取两位朋友来信以及梦霞、筠倩日记而合成。
《雪鸿泪史》是日记体的《玉梨魂》，对何梦霞内心世界的刻画更加深刻曲折，叙事动力更加合理，其“情节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诗词书札，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五六。”[112]因此，“文情之挚，文思之奇，文言之富、文旨之纯，谓深合古者风人之旨，而得近世小说界中所未曾有。”[113]韦秋梦等在“序”中将《雪鸿泪史》与《红楼梦》《牡丹亭》《花月痕》等文学经典进行比较，认为《雪鸿泪史》书写“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且能发情止礼，爱而不及乱，在结构上则详审精密，不仅超越了《玉梨魂》，而且直驾《红楼梦》《牡丹亭》之上：“自有此《雪鸿泪史》出，而《玉梨魂》不足多也，而《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诸书更不足多也。何也，盖彼为其易，而此为其难也。”[114]冯雒泉则认为：“言情小说，前有《红楼梦》，后有《花月痕》，皆脍炙人口。然《红楼梦》情流于滥，《花月痕》情流于浪，仍不得为言情之极作。若《雪鸿泪史》，诚哉善言情者矣！夫于无可用情之地，无可言情之人，而竟用情言情。且出以至性至情，情若离若合，若有若无，括悲情欢情、愁情惨情，而成此一段奇情，又能轨于情之正，是为正宗情，非野狐情。”[115]客观来说，《雪鸿泪史》的确比《玉梨魂》更富诗情画意、文章之美，也更好地赓续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玉梨魂》和《雪鸿泪史》之所以深受读者欢迎，是因为它们较早涉及女性解放与婚姻自由问题。中国传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根本没有恋爱自由，婚姻悲剧也就普遍存在。20世纪初随着新学兴起和女性解放思想的传入，新一代知识青年都向往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将女性解放与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比如何震女士组建女权复兴会，宣传女性解放；她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启发，发表了《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等现代中国女性解放经典文章，清晰地指出：妇女解放的核心是经济独立、个人自由、男女平等，而不是表面化地让女性走出家门和接受教育（如康有为、谭嗣同所主张）。“何震争辩说，不想当男人奴隶的妇女应当愿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只有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奴役形式才能被消灭。”[116]《玉梨魂》和《雪鸿泪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小说通过白梨影、崔筠倩与何梦霞三人的爱情悲剧，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知识青年对恋爱自由的追求和个性意识的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控诉了陈规旧俗对青年男女爱情的压抑，具有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启蒙意义。
夏志清认为《玉梨魂》是中国之《少年维特之烦恼》，讲述了“一个以爱情和自我牺牲为主题的悲剧故事。”他将《玉梨魂》与《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西方文学名著进行了比较，称“何梦霞和德国的维特，都是纯洁而充满理想的情人，注重心灵的交融远甚于肉体的接触。”维特热爱的夏乐蒂也是有夫之妇，虽然维特也追求精神满足，却禁不住表现出肉身欲焰，二人深拥狂吻，夏乐蒂也不禁有火热的反应。而《玉梨魂》中的这对情侣两次见面却毫无越礼举动，即使在最诱人的情境下亦不稍失自制力。这不仅是中德两国时代与社会情况不同的反映，也反映出作者徐枕亚卫护传统的心理。[117]其实，徐枕亚绝非护卫礼教的清教徒，相反，他有着行动的勇气[118]，而小说把两位有情人塑造成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恋者，在当时有着不得不如此的深层原因。有学者宣称“《玉梨魂》无疑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情感解放宣言书’”，此说固然有些夸大，如下评论却切中肯綮：“在近世中国漫长的‘人’的解放历程中，徐枕亚的《玉梨魂》标志着在传统文化语境下个性解放历史趋向终结之际，新时代‘人’的解放历程的开端。继《西厢记》《牡丹亭》之后，它重新打开了中国的情感解放的‘潘多拉盒子’，实现了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伦理的觉悟’奠定了深广的社会情感基础。情感启蒙和‘情’的解放是‘人’的解放和人格建构历程中初始而且最关键的环节，《玉梨魂》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就在于此。”[119]
《玉梨魂》和《雪鸿泪史》除了婚姻自由、女性解放这一主题外，还关注了“坟墓革命”、国民教育、民族革命等国是民瘼。尤其是作者通过何梦霞对乡村教育的见闻实录，为当时中国乡村教育的落后状况存照，令人心生感慨：“小学教师，为最苦之生活，却最易受人轻视。为乡校教师，其苦尤甚，而受人轻视亦尤甚。社会之心理如是，此教育普及之所以难言也。（第二章）八至一四节，说得淋漓尽致，实为普通之乡校同写一照，读之为乡校教师一哭，为教育前途一哭！”[120]如果我们将《玉梨魂》的思想主题与五四新文学的母题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五四文学关注的爱情自由、女性解放、国民教育、民族革命等主题在徐枕亚的作品中都已涉及，甚至1920年代普罗文学“恋爱+革命”的叙事模式在这里也已具雏形。因而周作人认为：“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的祖师，所说的事，却可算是一个社会问题。”[121]
只要稍做知人论世的研究就会明白：无论是徐枕亚的南社社员身份，还是《民权报》的革命报纸性质，乃至《玉梨魂》结尾处交代何梦霞牺牲于武昌起义，都说明徐枕亚的作品具有现代性、时代性、启蒙性和忧患意识，而绝非仅仅拿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徐枕亚小说怎一个“鸳鸯蝴蝶”可以了得？！
（二）文人小说：会通中西技法
除了吸纳了西方先进思想，《玉梨魂》与《雪鸿泪史》还借鉴了当时译介进来的西方文学艺术手法。徐枕亚不仅喜欢莎士比亚戏剧而且对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品十分熟稔，他的小说因为有了源头活水并运用了西方文学诸多元素，故而被称为“新小说”[122]。
首先，《玉梨魂》和《雪鸿泪史》从语言、结构到格调都进行了大胆的“横的移植”。就语言来说，无论是作者自命为“东方仲马”[123]，还是梨娘低唱“《罗米亚》名剧中‘天呀，天呀，放亮光进来，放情人出去’”[124]等片断，不仅丰富了小说语言，而且构成了潜在的互文性，更有利于传情达义。就结构而言，《玉梨魂》写小姑筠倩临终写日记向何梦霞诉衷情，与《茶花女》中玛克病笃时向情人亚猛吐露心意的情节设置如出一辙；《玉梨魂》和《茶花女》结尾同样由第三者交代男主角的下落，结束全书。因而夏志清说“《玉梨魂》是一本让人提得出证据，说明受到欧洲作品影响的中国小说。”[125]更重要的是，《玉梨魂》没有如中国传统文学那样给主人公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而是采用了《茶花女》式的悲剧收场，将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
其次，《雪鸿泪史》的日记体使中国叙事学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日记是一种变相的内心独白，有利于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腻描摹；心理刻画使小说的描写重心由外向内转移，不仅叙事产生了心理化和空间化，情节节奏也因之慢了下来，中国传统的“故事小说”由此实现了向现代“性格小说”的演化；日记又是一种个性化的抒情纪事文体，将其应用于小说创作，就使传统的说书人式的“说—听”模式变为雅人深致的“写—读”模式，读者因之获得更深的生命感悟；日记体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将浪漫主义抒情与现实主义描写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小说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史传叙事模式。陈平原高度评价《雪鸿泪史》的文体创新：“在接触到西洋小说以前，中国作家不曾以日记体、书信体创作小说”，“1899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才使中国作家第一次意识到小说中穿插日记的魅力，……可此后十几年居然无人问津，直到1912年徐枕亚创作《玉梨魂》，日记才真正进入中国小说的布局。”而《雪鸿泪史》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日记体写作的长篇小说。”[126]因此可以说，徐枕亚开创了现代中国书信日记体小说叙事模式，在中国叙事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颇有意味的是，五四新文学第一篇启蒙小说《狂人日记》也用日记体写成，距《雪鸿泪史》仅三年时间，其中一定有继承嬗变的关系，而绝不是“断裂”或质变。
此外，徐枕亚特别注重风俗和环境描写，这是其作品与传统小说的另一个重大区别。他对寒食清明、元宵灯市等风俗的描写，颇有文化人类学价值；他的景物描写不仅具有抒情性，更具有了自主性和隐喻性。《雪鸿泪史》第八章“七月”写逆旅行船，心随景动，极好地烘托出何梦霞多情才子的本色：
新秋天气，晴雨无常。余舟解维后，从容指南而行。约两时许，行经一湖。时未及午，忽遇打头风，舟不能进。俄而万里长天，黯然无色，阴云四合，急雨骤来。平湖十里，水声汹汹，乃有排山倒海之势。舟子两人，各披蓑戴笠，一持柁，一拨橹，冒风雨猛进，而速度已大减，且行且语曰：“老天作恶，遇此逆风横雨，今日恐不及至螺村矣。”余危坐舱中，万感攒集，念交命穷，所如辄阻，旅行亦常事耳。而不情风雨，偏与我为缘，岂非不幸之人，在在招天之妒？即此区区百十里之旅程，亦不许其平安直抵，而做态以相揶揄。前途运命，正堪比例。……
晚餐既罢，舟子为余铺设衾枕，嘱余早睡，既而自去，不脱蓑衣，甜然入梦。余复出舱，立船头远眺。时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一弯凉月，徐渡桥栏。桥影弓弓，倒映波心，清可见底。睡鱼惊跃，徽闻唼喋之声；萤火两三，飘舞于岸旁。积草之上，若青磷之出没。俄而月上树梢，巢中老鸦，见而突起，绕枝飞鸣，良久始已。远望长天一色，明净无尘，唯有树影成团，东西不一，作墨光点点，以助成此一幅天然图画。似此清景，人生能有几度？而忍以一枕黄粱辜负之乎？两岸人家，阒焉不声。回瞩两舟子，月明中抱头酣眠，鼾声乃大作。苍茫独立，同余之慨者何人？……[127]
中国传统小说注重线性故事，似这样无关故事大局的环境描写在传统小说中是可有可无的。而《雪鸿泪史》将景物描写与议论抒情有机结合起来，或者说将西方小说的写实性与传统诗歌绘画的抒情性进行了有机融合，使自然环境与风俗画描写获得了主体性，不仅使小说局部出现了空间化，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一维，而且有利于人物性格刻画。正如上文所引文字书既写景抒情，更写出何梦霞情绪的一日多变，让读者感到此真多情善感之人。这种环境描写的大面积插入，也是现代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我们评价一个作家，应当看他为时代文学增加了什么，而不能以当下的眼光求全责备。与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清末民初的《老残游记》《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徐枕亚有开阔的眼光，既向西方文学敞开，也没有丢掉自己的文化之根，其小说无论是叙事技巧、性格刻画，还是情节设计、主题凝练，都有了绝大的进步，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人小说”成熟的标志。
（三）诗化小说：赓续抒情传统
徐枕亚小说不仅“新”而且“雅”。这是因为他不仅在小说中嵌入了大量诗词，而且以写诗词的笔法创作小说，因而赓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具有新古典主义文学之美；他的小说语言开卷有香、无语不艳，不仅使原本被视为“稗官野史”的小说登入艺术大雅殿堂，而且开创了具有跨文体写作性质的“诗化小说”一族。
首先，诗词进入小说使小说实现了“回俗向雅”的转化。据笔者统计，《玉梨魂》共收录诗词100多首，《雪鸿泪史》则收录诗词430余首——中国小说史上还从未有过一部小说容纳如此众多的诗作。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的正宗是诗文，那么《雪鸿泪史》因为大量融入诗词，不仅使小说获得了抒情功能，而且具有了跨文体写作特质；诗词的嵌入，增加了小说的停顿，改变了小说节奏，使叙事时间慢了下来，甚至停了下来；这些诗词因为契合主人公“才子佳人”身份，故而读者不仅没有觉得“隔”，反而觉得更有利于凸显人物心理的丰富性和情感的复杂性，从而使何梦霞与白梨影成为两个立体多面的圆形人物。
其次，《雪鸿泪史》运用了诗歌叙事抒情手法。与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相比，中国文学更具有抒情传统，而且强调情感的委婉“中节”，往往借助典故、隐喻、意象、意境来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比如《雪鸿泪史》第三章“闰二月”写何梦霞的落寞之感：
东风飞快，剪尽韶华。雨雨风风，又值禁烟时节。校中循例放假焉。午饮薄醉，乡思如焚，粥香饧白之天，酒尽秋来之候，重门深掩，风雨凄凄，凭吊梨花，飘零一半矣。昨日枝上鲜，今朝砌下舞。余固知其无能久恋也。嗟嗟！蝶梦成烟，尚有未归之客；莺声如雨，已催将暮之春。好景不常，虽怀曷遣，诵放翁“又见蛮方作寒食，强持卮酒对梨花”之句，能不黯然欲绝乎？
日来风雨二师，大行其政。今晨阳乌偶出，遽尔逃匿，若十三四好女儿羞见人也。向午淅淅沥沥之声，又到愁人耳边矣。院落沉沉，春光深锁，一时真个冷清清地。酒醒奇渴，自起瀹新茗，焚好香，按洞箫信口吹之，居然一市上乞人矣。又如赤壁舟中客所吹呜呜之调，宛转哀怨，嫠妇安在？闻之或可泣否？一曲既罢，小立回廊，视梨花正纷纷自下。白战一场，无言自泣，风景弥复凄黯，因口占一绝句云：
冷人冷地太无情，一片闲愁眼底生。日暮东风吹更急，满庭梨雨下无声。[128]
这段描写既有寒食风俗，又化用陆游诗、易安词、《赤壁赋》和《牡丹亭》等典故，营造出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境，摩写出“寒乡孤客，穷苦万状，花娇柳宠，触目尽足伤心；燕语莺歌，入耳都成苦趣。三杯闷酒，一曲风琴，近日生涯，殊落寞耳”的心境，描绘出“寒食清明都过了，雨丝风片正愁人”的情境。[129]
再次，《玉梨魂》与《雪鸿泪史》具有古典诗歌的“起承转合”结构和节奏。以《雪鸿泪史》为例：小说共十四章，如同由四个乐章构成的交响诗。第一章至第四章是“起”，第一章交代家庭背景，写何梦霞少年丧父；由于家道中落，成年后的梦霞在朋友邀约、兄长鼓励和母亲催促下，到离家百里外的螺村教书。第二章写何梦霞初至螺村，环境极苦，人生地疏，加上同事杞生之可恶，故而乐于去崔翁家寄住并教授鹏郎。第三章写梦霞与梨影之识遇，三生泪债，一片诗心，互通芳讯。第四章写梦霞病，梨影遣鹏郎送兰花，二人诗书相和，惺惺相惜，情不知其所起，一往情深。第五章至第八章为“承”，是故事的展开。第五章写梨影赠小照，梦霞痴情起誓，致梨影内心纠结，因为在她看来“所谓真爱情者，一度属人，终身不二。”[130]第六章，梨影想出李代桃僵之计，欲以小姑筠倩自代。第七章至第八章写梦霞假期省亲，短暂的分离反使二人相思更深。第九章至第十二章是“转”，写外力的介入和内心的挣扎。第九章梦霞写绝命诗再陈心迹，但杞生侦得二人情事，并从鹏郎处探得口风。第十章，杞生伪书，使梨影恼怒。第十一章，石痴做媒，撮合梦霞与筠倩，但是筠倩受了现代教育，笃信“不自由，毋宁死”，因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第十二章，梨影动之以情理，筠倩允下婚事，但梦霞却怨梨影。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为“合”，把悲剧推向了高潮。第十三章写梨影欲以一死报梦霞；梦霞因为爱情而忘母亲，其母写信给梨影，暗责其对梦霞的用情，并安排其他人代替梦霞校中之事。梨影乃安排船只送梦霞回家乡。第十四章，写梨影、筠倩之死，梦霞痛彻心扉，投身革命，半是殉情半是殉国……在这样的诗化结构中，“起”是积累，酝酿发动，情动于衷；“承”是强化，外部助力，借势发挥；“转”是流转，峰回路转，别有洞天；“合”是奔放，曲终奏雅，戛然而止。可谓深得中国传统诗文艺术结构之妙。
最后，《玉梨魂》和《雪鸿泪史》的诗化与雅化还与其骈俪文体有关。中国最早的骈体小说是唐代张鹜的传奇《游仙窟》[131]；清代浙江嘉兴人陈球作有《燕山外史》，此书根据明代小说《窦生本传》敷衍化而来，将窦绳祖遇合李爱姑的故事演绎成了一部三万一千余字的骈俪小说，通体四六对偶句成文，一时被称为千古言情佳作。徐枕亚受陈球写法的启示，但并未墨守成规，他把规格严谨宜于抒情的骈文段落，与弹性较强适合叙述的散文段落交互穿插，别具一格。尤其“五四”前夕，不仅文言文畅通无阻，政府公文写作也多以骈体行文，因而《玉梨魂》《雪鸿泪史》这样的骈体小说可谓既时尚又古雅。徐枕亚骈体文之精彩可由《玉梨魂》第四章“诗媒”中梦霞致梨娘信中窥见一斑：
梦霞不幸，十年蹇命，三月离家。晓风残月，遽停茂苑之樽；春水绿波，独泛蓉湖之棹。乃荷长者垂怜，不以庸材见弃。石麟有种，托以六尺之孤；幕燕无依，得此一枝之借。主宾酬酢，已越两旬；夙夜图维，未得一报。而连日待客之诚，有加无已，遂令我穷途之感，到死难忘。继闻侍婢传言，殊佩夫人贤德。风吹柳絮，已知道韫才高；雨溅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缘爱子情深，殷殷致意；为念羁人状苦，处处关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泪，又湿今宵。凄凉闺里月，早占破镜之凶；惆怅镜中人，空作赠珠之想。蓬窗吊影，同深寥落之悲；沧海扬尘，不了飘零之债。明月有心，照来清梦；落花无语，扪遍空枝。蓬山咫尺，尚悭一面之缘；魔劫千讵，重觅三生之果。嗟嗟！哭花心事，两人一样痴情；恨石因缘，再世重圆好梦。仆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应动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见梨容带泪；今日凄凉孤馆，何来莲步生春。卷中残梦留痕，卿竟抟愁而去；地上遗花剩馥，我真睹物相思。个中消息，一线牵连；就里机关，十分参透。此后临风雪涕，闲愁同戴一天；当前对月怀人，照恨不分两地。心香一寸，甘心低拜婵娟；墨泪三升，还泪好偿冤孽。莫道老妪聪明，解人易索；须念美人迟暮，知己难逢。仆也不才，窃动怜才之念；卿乎无命，定多悲命之诗。流水荡荡，淘不尽词人旧恨；彩云朵朵，愿常颁幼妇新辞。倘荷泥封有信，传来玉女之言；谨当什袭而藏，缄住金人之口。自愧文成马上，固难方李白之万言；若教酒到愁边，尚足应丁娘之十索。此日先传心事，桃笺飞上妆台；他时或许面谈，絮语撰开绣阁。[132]
由此可见，《玉梨魂》《雪鸿泪史》这样的骈体小说、诗化小说是雅而美的、抒情性的、个人性的创作，从其受欢迎程度来看，也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它们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箭垛、受到批判，则主要因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站在启蒙立场，要使小说成为“立人”的武器和宣传的工具，这就使新兴阶级（平民）对“普及”的诉求与古雅的、贵族化的抒情传统之间产生了内在矛盾，最终发展到了“你死我活”境地。因而，《玉梨魂》这样的诗化小说在清末民初成为绝调，也象征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对于雅文化的重新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要等到梁实秋一代，但彼时中国古典小说的风雅已荡然无存。殊可悼也！
（四）性格小说：塑造圆形人物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比较简单，其性格一出场就基本定型，缺少成长变化和人性深度。福斯特（E.M.Forster）称这类人物为扁平人物、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其本质特征“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这类人物特征浅露简单，人物性格是静态的封闭结构，不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缺乏再思考、再创造的空间。与之相对，现代小说塑造的圆形人物“就像月亮那样盈亏互易，宛如真人那般复杂多面”，因而无法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他们；圆形人物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激烈的内在性格冲突、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人性，比扁平人物更真实，更具审美价值。[133]因此，笔者把那些以塑造圆形人物为中心的现代小说称为“性格小说”。与传统“故事小说”相比，“性格小说”的写作重心从故事向人物转移，人物不再是附丽于故事发展的类型化道具，而是有着独特丰富个性和心灵世界。就此而言，《玉梨魂》与《雪鸿泪史》是典型的性格小说。
常言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小说创作更是“英雄易写，凡人难工”。《玉梨魂》和《雪鸿泪史》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白梨影、何梦霞和崔筠倩这样三个圆形人物，他们都是“中间人物”，是那个过渡时代特有的艺术产儿；他们不仅行动，而且读者能理解他们如此行动的动力原因。研究者只要进行知人论世的评价，就能见出其独特的文学艺术价值。
白梨影是一个多愁善感、卓有清才的年轻寡妇。春暮时节看到梨花零落，也许是记起当年与夫君在树下赏花咏春，也许是感叹自己红颜薄命，因而感时伤怀。也许是寡居无聊，又爱惜梦霞诗才，所以借去梦霞的《石头记影事诗》。偏偏梦霞同样多情，诗信往还中爱上了她的诗作和才华，进而索求照片，继之相思成病，欲效司马文君之事。这本来也算是一段知遇，二人似乎也可以出走，成就一番佳话或者一种悲剧，但是白梨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效仿卓文君，这不仅是因为三从四德、贞操节烈观念不容她“当垆卖酒”，更因为她作为母亲不能丢下孩子，作为儿媳无法丢下孤苦的崔翁，作为寡嫂更要念及正在上学的小姑筠倩。何况，还有杞生这样的小人从中作梗，到处诋毁何白之恋，这不仅会坏了自己和崔家的名声，更会伤及何梦霞的前途。权衡再三，她先是激励梦霞东渡求学以报国；梦霞不去，她便又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以筠倩自代；但梦霞一誓再誓，非梨影不娶——白梨影最终以死殉情，固然与礼教有关，何梦霞也难辞其咎。
筠倩接受新学思想，主张婚姻自由，“惜其婉丽之姿，已深中新学界之毒，飞扬跋扈，骄气凌人，有不可近之色。”[134]但她毕竟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当白梨影为她做媒时，一方面晓之以理，讲何梦霞“文章道德，卓绝人群。彩凤文鸾，天然佳偶”，[135]另一方面动之以情：“姑仍胶执，翁必心伤。翁老矣，历年颠沛，妻丧子亡，极人世不堪之境。今玉女已得金夫，此心差堪少慰。况鹏儿髫龀，提挈无人，事成之后，孤儿寡母，倚赖于汝夫者正多。姑念垂老之父，更一念已死之兄，当不惜牺牲一己之自由而顾全此将危亡之大局矣。”[136]正由于此，筠倩虽然以退学表达了反抗、用歌声表达了不满，但思量再三，最终还是屈就。及至梨影病死，她更加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甚至在日记中表达出了对何梦霞的依赖。她小小年纪，稚嫩肩膊，既难以扛起一个家来，更禁不住愁城恨海之重，遂恹恹病逝。可以说，小说是将筠倩和白梨影作为真实多面的“人”来写的，具有合情性和合理性。后世者如果强求让她们“出走”或私奔，那反而不合情理，脱离了时代。读者只消想一想鲁迅1923年12月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的讲演《娜拉出走后怎样》就会明白，即使“五四”时代，子君那样为爱出走的人也只能落得“要么堕落，要么回去”的结局，因为她们自身没有经济独立，社会更没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筠倩的际遇让人感叹“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何梦霞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性格中充满延宕和犹疑。父亲曾对梦霞充满期许，认为“此吾家千里驹。他日得路云霄，为若翁吐气者也。”[137]但他的性格中充满矛盾：一方面受到兄长和好友影响，立志报国，另一方面，又难过情关，缠绵于儿女私情；一方面要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不忍违逆母意；一面说非梨娘不娶，却又答应了与筠倩的婚事……最终，兄长的一番话使他脱开情网，走向革命：“时局至此，凡在青年，皆当自励。以吾弟才华气概，自是此中健者。……弟须知人生在世，当图三不朽之业。而立功一项，尤须得有时机，不可妄冀。今时机已相逼而来，正志士立功之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盖男儿生当为国，次亦为家，下而至仅为一身，固已末矣。矧复为情网牵缠，不能自脱，至欲并此一身而弃之，则天地何必生此才，父母何必有此子，即已亦何必有此想。想吾弟或愚不至此也。”[138]可谓一语唤醒梦中人。正是他这种矛盾性格，既害得白梨影郁郁殉情，更连累筠倩香消玉殒。他自己念及此事，也不免伤感。何梦霞最终选择在武昌起义战死沙场，一来尽忠，二来也是对情网的解脱。——徐枕亚也以何梦霞这一形象，完成了一个“恋爱+革命”故事，因此，陈卜勋说“我道此书谈正觉，茫茫尘海一钟声”[139]，可谓发现之论，《玉梨魂》与《雪鸿泪史》实在是“哀情”其表、“革命”其实的小说，其说教意图在于告诉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劝人放下儿女私情，投向家国革命。
优秀小说应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可读的无限性。[140]《玉梨魂》和《雪鸿泪史》好就好在没有呼喊标语口号，没有变成高头讲章，它们意蕴丰厚，具有多义性和巨大的阐释空间，无论与清末民初小说相比，还是与“五四”启蒙小说相比，其独特的艺术价值都显而易见，堪称传世佳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经验告诉我们：文学史家绝不能仅仅持守政治意识形态、启蒙意识形态或货币意识形态的一维标准，因为这都是“外部研究”的标准，很容易因为“政治正确”“道德先进”或“市场销量”而将文学重归为“工具”。文学固然在某些特殊时代可以充当“武器”，起到开民智、鼓民气的作用，但文学史写作者首先应以审美意识形态为前提，要看这些作品为文学艺术增添了什么新质、新元素，要看它具有怎样的审美价值，唯有如此才算具有了发现与穿越的眼光。评价徐枕亚、鸳鸯蝴蝶派乃至市民文学，亦当如此。市民文学是一种“趣味主义的轻文学”（light literature），“秉承苦中作乐、避重就轻的生存策略，刻意逃避严重的时代现实及这严重现实对文学的严肃要求，而一味地向自娱娱人、消遣享乐的趣味化、轻松化方向蜕变，并联合趣味相投的其他文学力量，共同构成了一股趣味主义的轻文学思想。”[141]吴福辉对以海派为中心的“轻文学”的标准做出如下界定：一是题材的非重大性、非崇高性，二是尽量世俗化，三是强调故事性、猎奇性与可读性，四是讲究趣味，迎合大众口味。[142]从生态文化学角度出发就会发现，当严肃文学过于强大时，那么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必然会促生“俗”与“不严肃”的市民文学，以消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实际上，只有“轻”“重”结合、雅俗共生的“文学场”才能保证文化生态的平衡，才能使文学多元化地自由发展，才能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徐枕亚和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现代市民文学，承接了中国古代市民文学的传统，满足了人们的天赋人性要求，表现出了对“人”的尊重，使人们得以摆脱生活中的烦忧，得到片刻的娱乐，这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因此可以说，《玉梨魂》和《雪鸿泪史》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新古典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本章之所以对徐枕亚的《玉梨魂》和《雪鸿泪史》进行细读，一是为了站在“生态文化学”立场还原这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而证明小说思想内容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二是希望通过细读发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审美价值，打通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进而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是自然递嬗而非截然断裂的；三是想证明革命文学与人性书写之间并非矛盾对立的，革命文学也并非标语口号，相反，只有刻画了丰富人性的文学作品才能深入人心，才会具有阅读的无限性、时空的超越性和历久弥新的经典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玉梨魂》和《雪鸿泪史》恰恰映照出了1895—1916年政治民族义文学的弊病所在。
[1] 杜耀云：《中国近代史论》，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214页；此书“中国社会的演变”部分第二章标题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895—1916）”。本书认同杜耀云先生的历史单元划分法。
[2] 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 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8—8749页。
[4]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0页。
[5]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3、911、917页；《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页。
[7] [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王维、周泽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8]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报导》，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页。
[9]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1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页。
[11] 曾纪鑫：《千古大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12] [德]卡·马克思：《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
[1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4]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汤志钧、陈祖恩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15] 参看张礼恒《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页。何启（1859—1914），广东三水人，1875年留学苏格兰阿伯丁大学，1879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不久入伦敦林肯法学院攻读法学，1882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大律师。同年回香港后主要从事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1887年以后成为“孙中山的良师益友”。1914年病逝。
[16]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胡适1922年3月为上海《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所撰。此文以1872年为起点，此年恰是曾国藩去世之年，也是维新文学运动将兴之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全面呈现了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过程。
[17] 薛福成（1838—1894），官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曾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著有《庸庵全集》。钱基博著有《薛福成传》。
[18] 黎庶昌（1837—1897）曾随郭嵩焘出使英国，任参赞。著有《拙尊园丛稿》120余篇，可分为论说、传记和纪游三类。黎庶昌对西方逻辑学颇有研究，故其散文条理明晰，富有逻辑思辨色彩。
[19]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20] 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21] 李钧：《先驱者“复古”现象考》，《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
[2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23] 郑克强：《论康有为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
[24] 林家有：《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25] 白锐：《康有为的民族国家观》，《求索》2005年第4期。
[26] 喻大华、李孝君：《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情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7] 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28]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页。
[29] 康有为：《孟子微》，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73页。
[30]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宗教家之康南海》，《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7页。
[31] 葛志毅：《谭史斋论稿三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32] 林家有：《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33] 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0页。
[34] 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页。
[35] 叶恩：《上振贝子书》，《新民丛报》第十四期。
[36] 喻大华、李孝君：《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情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7] 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版《大同书》共八卷，缺少《大同书第四》。
[3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谈欧洲科学危机时有一个“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页。）很多学人引用此文时多引用正文，而对此“自注”不加理会，梁启超因而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其实“科学破产”是彼时某些欧美人的悲观看法，并非梁启超发明。对于美国著名新闻记者赛蒙氏的话“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等等，梁启超说：“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5页。）因此可以说，正是西方人区欧美文明的忧虑给了梁启超以文化反思与自信。
[39]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40]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351页。
[41] 李新宇：《大梦谁先觉》，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
[42]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43] 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4] 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5] 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八九六—一九零七）》，周阳山、杨肃献：《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事业公司1982年版。
[46] 闾小波：《论辛亥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47] 梁启超：《中国立国方针》，《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40页。
[48]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0、35页。
[49] 梁启超：《南学会叙》，《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64页。
[50]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话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51]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52]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专集第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57页。
[53] 杨义：《杨义文存》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54] 关于《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是否梁启超手笔，学界仍有争议。夏晓虹认为出自梁氏之手，见解颇深，推论有理，我从此说。夏晓虹：《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
[55]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56] 夏晓虹：《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
[57] 赤真：《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评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58]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1页。
[59] 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研究资料》下册，北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研究室1977年版，第316页。
[60] “《小说丛话》是一部多人合撰、采用谈话体的形式而内容繁杂的小说理论著作。作者有梁启超、狄平子、苏曼殊、侠人等十三人，他们‘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把他们各自的有关小说创作及其他的感触、看法等等，随手分条记下，写成长短不拘、生动活泼的文字，用笔谈的形式，对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等问题进行研讨，在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年（1903—1904）的《新小说》月刊上连续刊载，以后并集成一帙，于1906年由‘新小说社’刊行了单行本。……《小说丛话》共八十六则，其中除蜕庵、璱斋、慧广各一则、昭琴、知新主人各二则、吴趼人四则外，以浴血生最多，有二十三则。梁启超次之，有十五则。再次之，平子十一则、定一十则、曼殊八则，侠人七则。”蔡景康：《〈小说丛话〉论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61]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遗》，《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62] 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3] 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64] 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65]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6] 冯自由：《章太炎事略》，《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页。章太炎因为文中“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一语而被捕；章太炎在狱中做缝纫囚衣、给犯人写犯人号等工作，最后则得了烧饭的美差，因为“可偷饭”，所以出狱时反而胖了许多。
[67] 黄季刚：《太炎先生行事记》，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68]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69] 陈平原：《后记》，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70] 陈存仁：《章太炎面折刘半农》，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345页。
[71] 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可参看张振铎《论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思想》，《渤海学刊》1996年第1期；黄顺力《孙中山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福建论坛》1996年第4期；黄顺力《孙中山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联合报·副刊》1975年5月1日；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2]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73] 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一八九七年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页。
[74]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75]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66—67页。
[76] 费正清认为：“1911年的革命出奇地温和。它同时也极不彻底，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消极的主要目标，即推翻清朝统治。”同时“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深知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袁世凯玩弄政治阴谋时，“这些年长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权术，甚至没有能力提出实行党派政治的要求。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当模糊，目的不明确且意见相左；而党派政治作为一种政体在中国政坛上仍未经过实验。实际上政治党派此时不过刚刚从传统中脱胎，开始成形而已。”1914年召开的革命党大会上，孙中山删去了“民族主义”原则，因为在他看来，“排满”任务已经完成，再提倡“民族主义”已毫无意义，“他此时放眼亚洲，希望与日本合作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由于与时代的主旋律脱节，孙中山对1916年袁世凯的倒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由此可以印证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性。[美]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489、491、503页。
[77]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8—189页。
[78]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2页。
[79]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80]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页。
[81] [日]幸德秋水：《帝国主义》，东京：岩波书店1901年版，第35页。
[82]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8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页。
[84]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85] 中国传统文人普遍存在“耻言利”和“卖文为耻”观念。但至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学东渐和印刷技术进步，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民众对各类精神产品的需求极为旺盛，巨大的图书市场与报刊集群需要大量的文人从事创作。到20世纪初，中国的稿费、版税和买断版权这三种流行于欧、美、日的稿酬形式已经齐备，近代稿酬制度呼之欲出。
[86]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概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7] 韩邦庆（1856—1894），名寄，字子云，别署太仙、大一山人、花也怜侬、三庆。江苏华亭人。1892年创办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并连载《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成书出版后不久，韩邦庆病逝，年仅39岁。《海上花列传》是中国最早的描写都市欲望、批判现代文化的小说。相关资料：英国学者甘博耳1917年对世界8大都市娼妓人数和城市总人口比率作了调查统计：伦敦1∶906，柏林1∶582，巴黎1∶481，芝加哥1∶437，名古屋1∶314，东京1∶277，北京1∶259，上海1∶137。可见上海娼妓业的发达程度。（杨洁曾、贺宛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这也正是韩邦庆创作这部小说的背景。
[88] 袁进：《都市叙述的发端——试论韩邦庆的小说叙述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89]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90] 徐彬：《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91] 郑师许：《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为哀悼梁任公先生而作》，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92] 王森然：《梁启超先生评传》，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9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94] 李肖聃：《星庐笔记·章炳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95] 冯自由：《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96]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8页。
[97]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
[98]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99]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100] 柳亚子：《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怀旧集》，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38页。
[101] 黄世仲（1872—1912），广东人，又名黄小配，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在《天南新报》《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香港少年报》等10余种革命报刊担任编辑或主编工作。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广东民团局长，后被陈炯明以“侵吞军饷”罪处死，终年40岁。其主要作品有《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党人碑》《岑春煊》《宦海升沉录》《黄粱梦》《宦海潮》《陈开演义》等中长篇小说15部。
[102] 黄世仲：《洪秀全演义》，香港：中国日报社1908年。章太炎以黄世仲推崇有加，曾为《洪秀全演义》作序。
[103] 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104]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105]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06] 本节专论以《取今复古，返本开新——徐枕亚创作新论》为题，刊发于《理论学刊》2013年第7期。
[107] 郑逸梅：《民国旧派文学期刊丛话》，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108] 现在看来，“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命名并非源于刘半农（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而是来自周作人。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报告中提出“《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一说。（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周作人1919年2月又在文章中说：近来流行的《玉梨魂》“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2月2日。）
[109] 郑逸梅：《我所知道的徐枕亚》，香港《大成》1986年9月1日第154期。
[110]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111] 徐枕亚：《玉梨魂》，上海民权出版部1914年版；《雪鸿泪史》，枕霞阁1916年版。二小说见吴组缃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24—595、596—857页。
[112]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54页。
[113]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01页。
[114]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03页。
[115]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08页。
[116] 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东京《天义》1907年10月30日。
[117] 夏志清：《〈玉梨魂〉新论》，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9期。
[118] 据时萌《〈玉梨魂〉真相大白》一文：徐陈二人频频幽会，尽情享受情爱，并以相如文君自比。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上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272页。
[119] 胡焕龙：《〈玉梨魂〉：打开现代国人情感解放的“潘多拉盒子”》，《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120]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29页。
[121] 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2月2日。
[12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23] 徐枕亚：《玉梨魂》，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84页。
[124] 徐枕亚：《玉梨魂》，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31页。
[125] 夏志清：《〈玉梨魂〉新论》，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9期。
[12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95页。
[127]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770、772页。
[128]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81页。
[129]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86页。
[130]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37页。
[131] 《游仙窟》在中国一度失传，直到清代光绪年间始有抄本从日本流回，也只在少数藏书家手中；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也是向沈尹默借用。此小说直至1928年方有铅印本出版，因而徐枕亚创作《玉梨魂》前读过《游仙窟》的可能性极微。
[132] 徐枕亚：《玉梨魂》，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54—455页。
[133] [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1页。
[134]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722页。
[135] 徐枕亚：《玉梨魂》，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49—550页。
[136] 徐枕亚：《玉梨魂》，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50页。
[137]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57页。
[138]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767—768页。
[139] 徐枕亚：《雪鸿泪史》，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854页。
[140] 刘象愚：《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41] 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431页。
[142]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