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方、南方文学的历史演进

一 南方的三个历史时期

在美利坚的地理版图上，南方是最大的区域。它的范围通常是指美国南方和东南方部分，横向由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向西至得克萨斯州，纵向由东南段的佛罗里达州向北至马里兰州这一广袤的区域。根据盖洛普的定义，它包括11个前南方邦联州——弗吉尼亚（Virginia）、佛罗里达（Florida）、佐治亚（Georgia）、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阿拉巴马（Alabama）、田纳西（Tennessee）、路易斯安那（Louisiana）、阿肯色（Arkansas）、密西西比（Mississippi）、得克萨斯（Texas），加上肯塔基（Kentucky）、俄克拉荷马（Oklahoma）——南方不仅面积辽阔，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人口众多。

这一地区在16世纪就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颁诏组建的弗吉尼亚公司于1607年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了第一个英属殖民地，标志着英国的势力范围开始扩展到新大陆的南方。从那时起，南方的农作物主要是棉花、烟草、甘蔗。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壤、适宜的地理位置为它们的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决定了农业作为该地区的经济支柱产业将发挥核心作用。从欧洲漂洋过海到达这里的以英国人居多的移民不少属于中产阶级、乡绅或富商的后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新的土地上经过个人奋斗成为了种植园主，进而掌控了南方社会生活的主导权。他们依据自己对英国乡绅生活的理解，构筑了旧南方主流基本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包括强烈的历史、地方、宗教意识和家庭观念，崇尚优雅、荣誉、尊严、侠义、武力，热爱田园生活，由此成为传统意义上所谓“南方性”（southernness）的核心元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形塑作用。从欧洲移民到达新大陆至1861年内战爆发的南方一般被称为殖民、内战前南方（Antebellum South），就其以农为主的社会形态而言，属于“旧南方”（Old South）。1861年因为南方企图脱离美国而爆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战争以南方的战败而告终。像亚特兰大、查尔斯顿、里士满这样的主要城市遭到严重毁坏，南方人的财产和生命蒙受了重大损失，尊严被严重刺伤，本来落后于北方的经济遭到致命打击，濒临崩溃。从1867年至1877年，南方经历了内战后的重建（Reconstruction）时期，北方的共和党人赋予黑人普选权，采取强力措施削弱之前南方的白人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及影响。这一阶段，内战留下的创伤难以愈合。封闭、贫穷、种族关系紧张、教育设施匮乏以及战败带来的羞辱感困扰着南方。针对这种状况，《亚特兰大》（Atlanta）报纸编辑亨利·格雷迪（Henry W.Grady）此后提出了“新南方”（New South）的概念，主张更新思想意识，摒弃“旧南方”建立在黑人奴隶制基础上的种植园经济体制，在南方以北方为榜样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全面融入美国的发展大潮，使这一概念广为流传。南方也被视为从1880年进入“新南方”历史时期。此后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其他地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飞速向前推进，南方也在苦苦追赶，其面貌也有了明显改观。这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拉近了南方和整个国家的关系，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设施、兵工厂在这一地区的建立也为后来这里的工业化、城市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总体而言，由于历史条件局限及原有经济基础薄弱，南方依然挣扎在落后的、似乎被遗忘的状态，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被边缘化，如同美国的一个二线地区。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追赶之后，它的经济指标、个人年均收入、教育投入在某些方面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的部分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仍然属于全国最贫穷人口之列。应当说，南方的发展严重失衡，城乡差距巨大，受惠于经济繁荣的主要是城市，农村的贫困状况并不会随着这一区域的发展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得以消除。卡萨德（Kasard）等人认为南方农村的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仍会是南方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在21世纪制造一个深陷经济停滞、孤立封闭困境的下层阶级”，在这一群体中引爆严重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政治行为[1]。其实，卡萨德所预言的这一下层阶级并不是将来时，而是原来就一直存在，比如像穷白人，只是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正视，坦率承认而已。

到了20世纪70年代，南方的经济增长提速，“‘美国经济的头号难题’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部分”[2]，迈阿密、新奥尔良、奥兰多等城市成为旅游热点，高楼大厦在亚特兰大、夏洛特、伯明翰、查尔斯顿、里士满这样的城市拔地而起，曾被称为“圣经地带”（Bible Belt）、被视为大棉花地的南方获得了“阳光地带”（Sun Belt）的美誉。在近几十年，南方的工业、航天、国防、石油、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服务业有了长足发展。持续增长的传统工业及蓬勃崛起的新兴产业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脱离其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涌入城市谋求生活改善和个人发展的机会，由此加快了南方的城镇化进程，打破了南方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格局和生活方式。随着南方加入后工业时代的浪潮，其资金的流动性加快，市场运作方式更为灵活，催生了资本、商品与地域的剥离。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拉近了地区之间的距离，生产方式呈现出鲜明的“时空压缩”的后现代特点。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同质化进一步消融了地区差异，持续削弱了南方的地方特色。基于地区文化的衰落和全球化文化的兴起，著名南方学者刘易斯·辛普森（Lewis Simpson）提出了“后南方”（Post South）的概念，用来指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下受到国际化、同质化影响的美国南方。如同其他诸多由“后”（post）这一前缀组合而成的术语那样，这一指称的提出具有双重的既相连又悖反的意义，既承认了新生成的合成词与其始源词语的缘起、依附关系，同时又表明了其与这一始源词语的时差、区别、距离。的确，在后南方，虽然仍被称为南方，但已此一时、彼一时，地区风貌已经有天翻地覆、不可逆转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的迅猛扩张引发了小型农场的衰亡，曾经的乡村被城镇吞并，或被规划为郊区，生态地貌被装饰性的路标和商业指示牌占据，种植园、棉花田等景象被购物中心、快餐店替代，沃尔玛、麦当劳、宜家等国际连锁品牌侵蚀着地方风情，大城市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让人难以辨认身在何处。此外，南方原来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被打破，社会流动性加强，大量移民劳动力涌入，例如，即使最穷的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也吸引了日本汽车制造商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工人。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冲击着南方的传统根基。注重家族血缘关系、排外、拒绝陌生事物等特点曾是南方的名片，但社会流动性、大众文化传播以及经济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无动于衷、固守过去等于置若罔闻。全球一体化催化了南方文化产品的褪色，熟悉的红色泥土、骡子、松鼠丛生的山丘、农舍等意象不断消失，农业主义者的浪漫田园理想被资本主义商品化热情所取代，人们关注的对象由田园生活、农耕文化、精神境界的培育转为日常琐事、购物消费等。曾经衍生于稳定牢固的地方意识、观念的人物及其文明也不可避免地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