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方文学的发展、嬗变

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史上，作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南方区别于美国其他地区。的确，南方历史、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独具特色，与北方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人们甚至倾向于给南方文化以特殊的定位，将其视为美国的一个亚文化（subculture）。在以往美国多数人的印象中，南方是贵族统治的农业区，而北方则是民主自由的商贸区。不仅域外人这样认为，南方人也以自己地区的与众不同为荣，这种地域身份的自我认知甚至夹杂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其例证不胜枚举，比如，像福克纳的名篇《献给艾米莉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所表现的，杰佛逊镇的家境衰败的名门之女艾米莉和来自北方的荷马·巴伦交往，顿时在镇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议论纷纷，人们无法相信她会“看上一个北方佬，一个出苦力的”[3]。而且，不仅旧南方的中上流社会、精英人士具有这样的居高临下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区域身份自豪感的耳濡目染下，即使在当代南方处于社会底层、遭受歧视和践踏、被蔑称为“红脖颈”“白人渣滓”的穷困潦倒的劳动阶级中持这样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南方“穷白人”代表作家多萝西·艾莉森（Dorothy Allison）在她的作品《白人渣滓》（Trash）中的一段讲述为此做了生动的演绎。她16岁开始跟母亲在小餐馆做服务员时，一些不给小费的老顾客来用餐，根本没人愿意去接待，妈妈会在旁边小声冲她说：“扬基佬。”[4]在周日，餐馆只供应丰盛的午餐。然而经常有人态度蛮横地在下午两点要求吃早餐。她认为他们是游客，向母亲抱怨，而母亲却说：“他们不是游客，是扬基佬……扬基佬才会在早餐吃煮鸡蛋。”话语平平，却极具杀伤力，充满轻蔑。[5]其实，在她们母女心目中，北方人及来自其他地区、国家的人，只要跟她们不一样，傲慢无礼，说话极为粗鲁，行为令人不齿，都可一概称作“扬基佬（Yankees）”。[6]

植根于这样独特文化土壤的南方文学自然也不同凡响。南方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从广义上讲，南方文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欧洲探险者、移民以及后来的非洲奴隶到来之前。在南方开始有人居住，也就开始有了它的文学的萌芽。当时，当地的土著居民已经通过口头方式传播神话、故事、歌曲。从那时起至20世纪初，南方的文学作品数量丰富、种类繁多，涌现了一批作家，像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威廉·西姆斯（William Simms）、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凯特·肖邦（Kate Chopin）等，但总体而言，能形成广泛、持久的影响，享誉全国的作家尚不多见，与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学成就相形见绌。这段时期内，南方堪称驰名全国的作家当数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en Poe）和后来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艾伦·坡虽然多才多艺，在小说、诗歌、文学理论领域均有建树，为美国文学做出了显著贡献，但却命运多舛。他命运的阴影渗透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他以癫狂、阴郁、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暴力、恐怖肆虐的世界，似乎也为后来的“南方文艺复兴”的哥特式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做出了一个示范。

南方文学于20世纪20年代厚积薄发，迎来了长达30多年的鼎盛时期“南方文艺复兴”，涌现了诺贝尔奖得主、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及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艾伦·泰特（Allen Tate）、尤朵拉·威尔蒂（Eudora Welty）、佛莱纳瑞·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其奇特的文风和强烈的历史感、南方意识、家庭观念在美国文坛独树一帜，硕果累累，强力助推南方文学走向了美国文学的前沿，也使得南方文学作为美国一个区域性文学可以与19世纪诞生了埃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狄更森的新英格兰的文学成就相提并论。不过，泰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南方文艺复兴”可能具有的巨大意义，仍然表达着对霍桑、麦尔维尔、狄更森的仰慕：“我们没有霍桑、麦尔维尔、狄更森。我们有威廉·基尔默·西姆斯。我们搞得（艾伦）坡在波托马克河以南都活不下去。”[7]南方文学也由此构成了美国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年代与版本的美国文学史、作品选集均对南方文学予以专题介绍。而且，“南方文艺复兴”的卓越成就甚至使南方文学的声誉驰名世界文坛，如果说“美国南方文学或许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美国区域文学”[8]，那并非虚言，可以说名副其实。

这种繁荣景象出现的根源是复杂、多方位的。内战的结局在南方人的心灵世界搅起了混杂的情感，既有战败的羞愧，也有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苦涩的自豪，对内战与历史的反思，随之而来的战后重建和对外开放，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型，这一转型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和引发的强烈反应显然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也是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南方文艺复兴”的这些作家用他们的笔对他们为之竭力维护的价值观念进行了辩护和深刻的剖析。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现代化对旧南方的身份与传统的侵蚀。他们的作品主要表现了热爱田园风光、悠闲、秩序井然、宁静的生活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向城市化发展、生机勃勃但又混乱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描写在剧烈变革的环境里旧南方的个性与文化的衰落，南方人的异化感。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被边缘化，封闭在孤独之中，行为、思维怪诞，有些身体畸形。不少故事情节恐怖，充斥着暴力。通过这些作品，作家们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历史、地方、家庭、阶级感。这些作家根据他们对南方生活的亲身经历和理解，构筑了一个抗拒工业文明、商业文化的入侵，留恋过去的时光，带有悲壮色彩的“南方神话”，成为“南方文艺复兴”鲜明的识别特征。怀着对逝去的旧南方依依不舍的情感，作家们打造了这一神话，以浪漫、理想化的笔触再现了南方的荣誉、勇气、优雅、尊严、礼仪、坚毅，或者如密西西比人文学者佩姬·普伦肖（Peggy Whitman Prenshaw）对福克纳、沃伦、泰特的作品主题所提炼揭示的那样：“福克纳、沃伦、泰特的作品聚焦南方的过去、奴隶制、内战，将19世纪南方领袖们的罪孽、勇气、道德的迷茫、荣誉感以悲剧的方式糅合在一起。”[9]这些作家以他们的才华、勤奋在南方的其他领域在全国尚处在黯淡的境地时，为南方在历史上写下了亮丽的一笔，为南方文学乃至美国文学创造了一道奇观，将“南方文艺复兴”这一就其成就而言南方空前、美国罕见的文学运动永远载入了美国文学的史册，将一系列地域特色鲜明、令人过目难忘的经典人物形象和精彩纷呈的故事留给了后世，令人惊叹这一经济相对落后，并且曾经遭受了战争浩劫的地区居然孕育了如此巨大的文学潜力和能量，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不能不使人慨叹物质的欠发达和战争的灾难并不一定会妨碍精神的富有，反倒可能成为激励精神财富创造的强劲动力之源，更能产生撼人心魄的有冲击力、感染力的创作素材，更能凸显人生坚硬的质地，更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和激情。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南方文学进入了一个更新换代的时期。福克纳、奥康纳、麦卡勒斯这些“南方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作家先后离去。此后，“南方文艺复兴”的第一、二代作家中，除威尔蒂依然笔耕不辍，沃伦在诗歌领域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春天之外，泰特、斯泰隆这些人虽然健在，但他们基本上已经过了小说写作的巅峰时期，尽管也偶尔有作品发表，但已经难以与他们此前问世的作品相提并论，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他们似乎到了强弩之末，再无大的建树。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生的作家成为后南方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杰出的才华和成就在美国文坛赢得崇高的荣誉。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先后有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安妮·泰勒（Anne Tyler）、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等获普利策小说奖，沃克·珀西（Walker Percy）、艾伦·吉尔克莱丝特（Ellen Gilchrist）、考迈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等获全国图书奖，雷诺兹·普莱斯（Reynolds Price）、安妮·泰勒获得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哈瑞·克鲁斯（Harry Crews）、巴瑞·汉纳（Barry Hannah）、鲍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莱瑞·布朗（Larry Brown）、多萝西·艾莉森、李·史密斯（Lee Smith）等获密西西比艺术文学院奖、南方图书奖、南方图书评论界奖、欧·亨利奖、海明威奖、美国艺术文学院奖，或进入全国图书奖最终候选名单，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美国顶级新闻媒体电视采访，作品或为《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畅销书或搬上银幕。

仅从表象看，南方文学仍作家辈出，繁荣局面依然在延续。但深度考察，就发现这一时期的南方作家们的价值观、态度以及他们的作品主题和关注焦点已出现颠覆性改变，和此前的南方文学大相径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被视为南方文学标志的特征开始受到挑战，质疑的声音尤其来自女性主义、非裔文学学者，南方文学领域也开始逐渐经历重大嬗变”。[10]受到国际化、同质化浪潮影响的后南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变，尤其是曾遭“南方文艺复兴”蔑视，被长期边缘化的“穷白人”作家群体性崛起，以及黑人作家、女性作家这些之前的弱势群体跻身南方文坛，极大改变了其文学生态，其文学再现也随之转型，注重表现出这一曾以农为本、封闭落后的地区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的生活形态，演绎告别过去、活在当下的人生信条，对其“南方文艺复兴”的先辈们所崇尚、遵循的传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悖反，真切展示了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南方对旧的性别、阶级格局的颠覆，历史与地域情结的消散以及英雄神话的衰落。此时虽然传统影响仍依稀可辨，虽然其怪诞、狂乱的风格犹存，但很多作品似乎走出了历史的阴影，不再沉溺于反思奴隶制和内战带来的后果，沉思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而是将观察焦点对准了当代南方社会所发生的无序和碰撞，注重展示生活在一个高速奔向未来，秩序、结构、意义经常受到挑战，传统文化逐渐被当代科技、工业、政治破坏的世界里人的彷徨、无根情绪，支离破碎的生活形态，以及在消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商品化所导致的后果。作家们以后现代时期特有的怀疑、叛逆精神向曾被“南方文艺复兴”视为神圣崇高的价值观念显示了冷漠和不敬，致力于在当下的世界里探寻，表现属于新时代的生存之道。在这一转型中，迥异于“南方文艺复兴”作家尤其像“农业主义作家”们以及福克纳等倾向对一种体系、机制，一个区域、一个整体，对宏大叙事的衰变的关注，后南方作家的视野似乎收窄、微小化，将目光更多移向了个体、分子，描写他们在当下条件下的生存形态。《南方文学史》就此做出了如下观察：“现在人们更多从非目的论角度思考，……主控规划意识减弱。虽说南方不会很快就变成虚无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的乐园，但关注焦点将从社群转向个人，很多南方文学所描写的……破坏社会结构的混乱无序问题将更多地在个人身上和家庭里看到，而不是在社区里显现出来。”[11]

[1] Hughes Kasarda and Irwin，“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The South Moves into Its Future，ed.Joseph S.Himes，Tuscaloosa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1，pp.61-62.

[2] Louis D.Rubin，Jr.ed.，The History of Southern Litera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1985，p.463.

[3] William Faulkner，Concise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eds.George McMichael et al.，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5，p.1774.

[4] Dorothy Allison，“I'm Working on My Charm”，Trash，Firebrand Books，1988，pp.75-76.

[5] Dorothy Allison，“I'm Working on My Charm”，Trash，Firebrand Books，1988，p.78.

[6] Dorothy Allison，“I'm Working on My Charm”，Trash，Firebrand Books，1988，pp.78-79.

[7] William L.Andrews ed.，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South：A Norton Anthology，New York·London：Norton & Company，1998，p.245.

[8] William L.Andrews ed.，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South：A Norton Anthology，New York·London：Norton & Company，1998，p.1.

[9] William L.Andrews ed.，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South：A Norton Anthology，New York·London：Norton & Company，1998，p.584.

[10] William L.Andrews ed.，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South：A Norton Anthology，New York·London：Norton & Company，1998，p.584.

[11] Louis D.Rubin，Jr.ed.，The History of Southern Litera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1985，p.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