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

《春秋》按年记录了两百四五十年的历史，仅从内容上来说，它应该被归类为编年体史书。但有意思的是，古代的学者从未将它与一般的史书，比如二十四史并列。清代以纪晓岚等总纂的《四库全书》，也只是将《春秋》收录在经部，而不是同为编年史的《资治通鉴》所在的史部。

明明是史书却没人把它当史看，这就不得不提《春秋》的经史之争了。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的五经[1]定为经典，并设置五经博士予以解读及传授，由此产生了经学。

经学将《春秋》看成政治著作，通过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来阐述孔子的政治理念，早期的主流，以《公羊传》为主体的公羊学即是如此。后来，五经之外又补以四书，合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四书五经的经学体系。

在晋初，以杜预为起始，提出《春秋》是史学著作的观点。此后的众多历史学者都继承此观点。于是，《春秋》到底是经书还是史书的争论就开始不绝于耳。

对于经学家来说，如果认同史学家《春秋》是史书的说法，那么《春秋》的字句不过是对当时史实的描述，就难有微言大义无限上纲上线的作用；同样地，史学家如果依从经学家《春秋》是经书的说法，则《春秋》的史文就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信度将会大幅度降低。

经学家、史学家面对的都是核心立场的颠覆，所以各不相让，由此经史之争绵延数千年不绝。

到了近代，出现了调和派，他们提出《春秋》亦经亦史的观点。调和派认为，先秦无经也无史，经史都是后世的分类，所以不必太过纠结。但调和派的论调并未起到真正的调和作用，反而被迫加入争端，和经、史两派打成了三派的纷争。

《一说春秋》无意介入经史之争，因为这会模糊讲述《春秋》的焦点，本书希望聚焦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春秋》到底记录了什么？《一说春秋》基于《左传》，并以《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史记》作为主要补充，参考近现代新出土的材料及考古发现，希望能够将《春秋》所记录的史实还原清楚。

二是古人如何看待这些史实？比如《春秋经》会通过个别字的春秋笔法来评论，《左传》通过「君子曰」来评论，《公羊传》《谷梁传》通过问答形式来评论。除此以外，战国诸子以及后世对于《春秋》的典故皆有不同角度的评说，《一说春秋》将它们筛选汇编，以展示古人在不同环境下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三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史实？《春秋》记录的都是千年前的浩渺繁事，如果不能对今天的我们有所借镜，又有何益？不过，好在《春秋》能提供给我们的实在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1] 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到汉代《乐经》失传，是为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