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目前研究的一点看法

户籍编造是整体户籍制度的重要一环。编造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展示，它将律令条文、历代诏敕的修正、时代发展、地域空间等因素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鉴于新资料的陆续发现，更加利于唐代户籍编造具体状况的揭示，也引起了对既有研究的重新思考。

首先，户籍类文书的刊布与研究是共同展开的。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的户籍类文书成为研讨唐代尤其唐前期户籍制度的核心资料，而有限的散见于各类典籍中的唐代户籍规定是激活出土文书的关键。至于古代日本与唐代户籍法令的对比研究，以及唐代《户令》的复原工作，都为户籍编造研究的深入夯实了基础。所以，这些文书研究不仅仅属于出土文献的范畴，也是唐史的重要组成。但由于出土文书带有一定的地域因素，因而对唐代前期户籍制度具体执行的勾画难免带有空间上的限制。这一点在已有的研究中都有所考虑，学者们通过精准的录文工作与文书登录方式的总结，避免了对户籍实物的过度解释。部分涉及唐代西州、敦煌家庭规模、人口寿命、生存状况的研究，也都是作为一个地方样本而进行的。这种客观而谨慎的研究态度是本书时刻注意的。

其次，唐代户籍编造的周期变化一度成为研究重点，户籍类文书的种类及其相互关系也得到了深入挖掘。然而，对唐代户籍编造的讨论遵循了出土文书的时代断限，集中在唐前期尤其唐玄宗一朝的户籍状况。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部分是20世纪仅有的对秦汉到唐前期户籍制度给予贯通考察的杰作，并且，唐前期户籍编造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但没有对唐后期的具体变化展开论述。总体而言，唐代户籍编造是一项“有法可依”的国家经济举措，而律令条文的规定与主要户籍类文书的外观也表现出较高的吻合度。基于此，中外学者的精湛研究给唐代户籍编造制度的长时段考察乃至还原奠定了基础。

最后，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的基本研究一度比较沉寂。由于秦汉时期户籍类简牍及人口簿籍、长沙三国吴简、新获吐鲁番文书等资料的不断发现、公布，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再度成为学术热点。而唐代户籍编造是中古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它的实际情况与演变过程也就需要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