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关研究的学术史

科学意义上的故事诗学研究发轫于19世纪中叶，先驱者是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德国神话学派。他们从语言学层面入手，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使用语言哲学的视角，探讨包括口头故事和故事本文的来源、形式与传播路径。他们将这种民间叙事的来源归结为人类早期的“共同神话”[3]。以本菲为代表的流传学派则强调“以地理概念为出发点”，寻找故事流传的最早国家和最初原型[4]。那时欧洲很多学者对故事的时空流布的考察结果归结于东方的印度，认为印度是故事的主要故乡。欧洲人类学派兴起后，从泰勒、安德留·朗到弗雷泽，尽管他们的具体研究观点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故事（包括神话）的来源与人类早期初民时代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主要是与初民的宗教、信仰、仪式和习俗等相联系，进行民俗考察，将故事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层面。继人类学派之后，以科隆父子和阿尔奈为代表的芬兰学派，即历史地理学派，对故事的搜集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芬兰学派以流传学派的理论为出发点，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故事异文进行比较研究，就其形式方面的类似特征，划分情节类型，“具体确定这些故事情节最初的发祥地及其流传的历史地理途径”[5]。阿尔奈编纂的《故事类型索引》（1910）作为此派研究的重要成果，体现出芬兰学派所主张的“地理历史比较研究法”。这部索引出版后，经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的增订，形成“阿尔奈-汤普森体系”，后世将两位学者的英文姓氏合称“AT”。自此之后，这种故事分类法便为世界范围内的故事研究的经典。

通过以上简略叙述，可以看到，面对故事这样一宗人类历经数千年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精神财富，很多学术界的求索者们，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观点，做了自己的解读。尽管他们的学说今天看来有不少流于假说和臆测，人们尽可评说褒贬，但通过他们的解读，毕竟开辟了通往故事宝库的途径，使人们有望窥探其中的奇珍异宝。再者，他们的这种工作，展示人类发展历史的辽远，呈现人类内心世界的丰富，许多解读过程也向世界昭示着人类求索真理的勇气、智慧和坚韧。当然，由以上简述也不难发现，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故事研究，大都局限于对起源问题的思考，各流派的分歧则主要体现于对故事起源的不同解释，这正是普罗普所处的时代。

以下还需要对俄罗斯学术界本身对故事研究的历史做简要的回顾。19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的故事研究处于“前科学时期”[6]。在17世纪和18世纪，已有编辑故事资料的出版物面世，不少冠以《俄罗斯故事》之类的书名，但那些出版物多是经文人加工改编的骑士惊险小说类的通俗读物，科学意义上的故事搜集整理尚未开始，故事诗学研究更无从谈起。

1845年，俄罗斯地理协会（РГО）成立，这是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这个协会之下，设民俗学分部，该分部在民间文学搜集方面做了大量积极的组织工作。在这期间，俄罗斯各省的众多无名通讯员们记录了大量口头民间文学作品，使俄罗斯地理协会的档案馆增加了收藏。在这批资料中，故事记录本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位置，这就为后来系统的故事文本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打下了基础。至19 世纪50—60年代，“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界几乎是同时产生了各种学术流派或学说”[7]，在欧洲学界的各大流派中，均程度不同地有俄罗斯自己的代言人，如布斯拉耶夫之于神话学派，维谢洛夫斯基、佩平之于流传学派，维谢洛夫斯基之于人类学派，安德烈耶夫之于历史地理学派等。但是，这些学者都有宽泛的研究领域，虽不同程度地涉及故事搜集和研究，还有人对故事诗学的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却没有专攻于此；也有人偏重于编纂索引，在理论考察上并不系统。此外，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本土特点，如从体裁和起源方面，指出故事与俄罗斯勇士歌的关系等，而在理论上，还是欧洲各流派的回响，独立建树不多。被誉为“俄罗斯的格林”的阿法纳西耶夫，是布斯拉耶夫的学生，神话派学说的主张者，曾出版了不少理论著述，但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编辑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1855—1863），令后世受益无穷。他与其说是一位故事诗学的理论家，不如说是俄罗斯“学术界第一位故事资料的出版者”。普罗普就曾谈道：“如果阿法纳西耶夫留给我们的仅仅是理论著作，他的名字在民间文艺学史上也会占有一席之地，但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人知。”[8]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罗斯故事诗学的研究开始向深广发展，并不断有所创新。有些理论的提出，甚至走在欧洲学术界的前面。如索科洛夫兄弟、泽列宁、翁丘科夫、阿扎多夫斯基等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在俄罗斯故事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都有新说。他们对故事讲述人的深入研究独树一帜。就普罗普而言，他的最为知名的贡献，是对俄罗斯神奇故事所做的结构形态分析，这在世界故事诗学领域，首开对故事诗学的结构研究的先河，事实上他的创造性工作并非仅限于此，这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将陆续谈到。

对普罗普的故事诗学的评价是有争议的。叶列米纳（В.И.Еремина）指出，普罗普的著作“从来不曾被单一地接受，人们总是对它们议论纷纭，它们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但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漠然置之。普罗普的著作激发着创造性的思想，人们不断重新回到这些著作上来，并且还会有后代学者来此长久地流连”[9]。普罗普的处女作《故事形态学》（1928）问世至今，俄罗斯国内以及国外对他的关注既有纵向上的高低起落，亦有横向上的强弱不同。总起来说，20世纪30—40年代，他所提出的结构形态分析方法，限于俄罗斯国内小范围的传播，而且评价褒贬不一。褒者认为，这是令人欣慰的重大理论发现；贬者排斥，认为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否认它有任何价值”[10]。他的第二本著作《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出版后，同样毁誉不一。俄罗斯学界泰斗泽列宁、日尔蒙斯基等予以盛赞，肯定这本书对俄罗斯乃至世界民间文艺学的巨大意义；也有反对者批评它的“唯心主义立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重炮猛轰。[11]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俄罗斯国内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兴起，特别是《故事形态学》的英译本在西方出版，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创立的结构分析方法的意义被重新发现，在国内外的影响呈直线上升趋势。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弱。俄罗斯国内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梅列金斯基、普济洛夫、契斯托夫等人先后发表多篇研究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评价普罗普的思想遗产。在西方，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布列蒙、格雷玛斯、马兰达，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普罗普的故事诗学理论开展了研究，还做出了创造性的发挥。

中国学界对普罗普的了解，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大都限于他的《故事形态学》的若干章节，而且中译本大多是由一些从事英美文论研究的学者从英文转译而来的，他们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普罗普理论与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中国民俗学界也有学者论及普罗普的形态分析学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出现了运用普罗普的形态分析学说研究中国故事的著作。近年来，还有一些译介研究文章发表，涉及此前未被谈论的普罗普对故事历史起源的研究等问题。应该说，自作者翻译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译本出版后（2006），在国内民俗学界和文艺学界都引起广泛关注，普罗普在中国的影响也不断趋于全面和深入。

今天，无论在俄罗斯本土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民间文艺学界，尤其是故事学界，若化用一句评价《红楼梦》的名言说：“开谈不讲普罗普，读尽诗书也枉然”，恐怕不算是过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