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俄罗斯故事的形式研究

——解读《故事形态学》

普罗普一生著述颇丰，理论建树广泛，学术思想体系完整。但从故事诗学的角度看，需要重点讨论他的三本书，即《故事形态学》（1928）、《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1946）和《俄罗斯故事论》（1984）。这三本书奠定了他在俄罗斯故事研究史乃至世界故事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呈现出他对一生关注的故事诗学的理论阐发和对俄罗斯故事搜集史与故事研究史的全面总结。

从本章起，至第四章，本书将以三章的篇幅，每章分别以其中的一本书为文本，讨论普罗普的理论学说。在这些学说中，形式主义研究是他的开端，也是他的创造性工作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之所在。

《故事形态学》是普罗普从事故事诗学研究的处女作。他在这本书中，创造性地提出故事研究的形式主义方法，即“形态学”。他借此分析故事的内部结构和表达形式，成为世界范围内同类研究的滥觞。

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第三章中论述故事的31种功能时，认为许多故事的发生始于“缺失”，并将“缺失”列为故事的第8a种功能。当我们在回溯普罗普故事诗学研究发生的源头时，似可借用这一说法——这位大学者的漫漫学术之旅的始发站，不妨以“缺失”二字作为站名，这个“站名”可以解出多重的意味。

1918年从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毕业后，普罗普最初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学教德语、俄语和俄罗斯文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不足，因为“沙皇时代对语文学家们的训练是十分薄弱的，其中民间文学更是完全不受重视”[1]。而俄罗斯民间文学不仅本身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形成还具有源头和土壤的意义，要想深入探究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其中体现的民族精神，离开对民间文学传统的了解是不可能的。因此，普罗普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对他尔后的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在大学毕业之后便读起了阿法纳西耶夫编选的著名的故事集，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2]在研读中，他不断发现问题，扩展研究范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从1926年起开始发表单篇论文，1928年出版了处女作《故事形态学》。他在晚年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当时是让自己处于一种“离群索居的状态”，“白天上课，晚上、节假日里写书，即后来出版的那本《故事形态学》。写作是独自进行的，没跟人商讨，也没有任何指导”[3]。这样说来，一本日后成为经典的著作，始于作者旨在完善知识结构的自我补习。

另一重意义上的“缺失”则是普罗普在着手故事研究以后发现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20世纪初的欧洲故事诗学界已经有了可观的成绩，但也确实还有不少空白地带，有待后人去填补。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第一章“问题的历史”中对当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在普罗普看来，当时关于故事的学术文献不算丰富，且多为文本，再就是局部问题的研究，而整体研究性质的理论著作则十分缺乏。斯佩兰斯基教授在他的《俄罗斯口头文学》（1917）一书中，曾描述过这种状况，并将其原因归结为材料不足。普罗普不赞成此说。他举出布尔特和波利夫卡编纂的三卷本巨著《格林兄弟故事集注》和俄罗斯地理协会故事小组近年来所搜集故事的庞大数目为例，说明“问题不在于材料的数量，……而在于研究的方法”[4]。面对繁多芜杂的故事材料，既无严整的分类，亦无统一的术语体系和完善的研究手段，这使准确地提出问题并做出正确的解答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过，在进入自己的论题之前，普罗普并不打算去追溯整个故事研究史，他将重点放在了“只对解答故事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尝试做一个批判性的阐述”。这些基本问题下文将逐一论及。

另外，普罗普认为对一个对象的研究一般可分为结构与组成、过程与变化、起源三个方面，从研究的顺序来说，起源研究应该放在最后，因为“只有在对一个现象进行描述之后，才可以谈论它的起源”。“在阐明故事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先必须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5]然而故事诗学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关于故事的研究主要是起源学方面的，大多没有尝试过初步的系统描述。在普罗普看来，这样的谈论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他将自己的第一步探讨定位于对故事本质的描述。

“缺失”常常意味着机遇，普罗普捕捉到了这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