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奥地利民族问题

一 欧洲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运动

欧洲自古就分布着一些古老的民族，从历史上来看，欧洲古代主要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高卢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罗马人等。欧洲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影响比较频繁，尤其是在中世纪以后，由于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了民族的征服与迁徙，比如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征服，罗马人对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统一，奥斯曼帝国、马其顿帝国、土耳其帝国等各个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同时也影响了统治民族的分布与发展。一方面形成了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在分布上相互交错，另一方面使得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造成了欧洲各国从历史上就普遍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此外欧洲还存在着不同的宗教派别，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这些宗教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与斗争，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斗争。另外教权与皇权由来已久的斗争也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

欧洲在中世纪处于宗教神权统治之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14世纪在意大利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上的变化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化，也影响了人们的意识观念。15世纪开始出现了以复兴古典文化为主要形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用古典的文艺形式反映资产阶级的目的与要求。它以人权反对神权，以理性反对蒙昧，以自由反对专制。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上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神权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旗帜，吹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同时皇权最终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世俗的国家成了社会的决定者，也成为国际上的行为主体，而教权对人们的影响开始衰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壮大，在经济、政治上出现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家，比如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确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立法基础；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根源》中揭示了人类不平的私有制根源，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与国家统治。启蒙运动激发了人们的自我意识与追求自由的权利，同时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最早进行国家与民族统一运动的是意大利，在马志尼领导下开展了“青年欧洲”运动。美洲和欧洲相继发生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美国的独立运动、法国的大革命、英国的权利法案。统一的民族国家结束了封建时代的城邦割据、彼此分裂的状态，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政治与宗教二元体制下的统治格局。占主要地位的是神学与教权的统治，世俗的国家权力则依附于教皇的权力。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7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世俗权力战胜了宗教权力，教皇的地位和权力开始衰落。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主权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交往中的主体。人们在国家主权观念上开始摒弃传统宗教意义上的标准，布丹和马基雅维利对于国家主权的论述突破了传统的国家观念，他们认为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统一可以不必约束于道德的观念；洛克和霍布斯使得这种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宗教价值的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这就为政治上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运动促使人们自由与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兴起，他们要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破除政治上的障碍，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但仅是资产阶级自身还无法完成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任务，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权利意识并不能成为民众的意识，因此如何让资产阶级特殊的意识转化为普遍的意识，成为资产阶级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他们把既带有自然性又具有政治意识性的民族主义作为反对封建帝国王朝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形成促进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国家的诞生。

17世纪的欧洲旧的帝国王朝价值观念失去了原来的作用与意义，民族及其所形成的文化开始成为人们认同的价值尺度。帝国解体后形成新的国家，国家之间的边界需要重新划分。以民族的边界作为国家的边界，满足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所以新的国家形式即民族国家成为17世纪至19世纪最主要的国家形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正是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国家统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资产阶级国家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道路，民族主义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自欺欺人的基本做法是：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把一种高层次文化全盘强加在社会之上，在这个社会里，以前低俗的文化统治着大多数人，有时甚至是所有人的生活。”[1]

欧洲各民族在发展与形成中有着相近的文化与宗教影响，但是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形成途径上，东欧与西欧却有着巨大的差别。西欧经过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并完成了国家与民族的统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及其政治、经济制度开始确立。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却走上了与西欧完全相反的道路。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并逐步得到确立时期，东欧还处于封建帝国统治的时代，政治上的君主专制，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宗教、文化等领域实行集权制，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

东欧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东欧几乎成为每一个大国侵略与扩张的目标，这就形成了东欧在历史上多次被不同的国家所征服和统治，帝国的兴衰就会形成不同民族大规模的迁徙，从而使东欧和中欧在民族问题上变得异常复杂。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民族意识的加强而激发了民族之间的斗争与矛盾。奥地利地处中欧，一方面在文化与宗教上深受西欧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问题上和东欧又有着类似的经历。民族关系与分布错综复杂，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语言、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由此带来的民族冲突与对抗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愈加激烈。

综上所述，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促使现代民族的形成，资本主义发展引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到民族征服的帝国主义变化。欧洲民族发展过程既与欧洲各国政治斗争以及宗教斗争联系在一起，又受到外来民族的征服和迁徙影响，从而造成了欧洲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普遍性。

二 奥地利与民族问题

奥地利地处欧洲版图的中心，在欧洲政治事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它却有着艰辛的历史与非常复杂的民族构成。奥地利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冲突与斗争，可以说“在奥地利，每一个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可以认为具有民族意义”[2]。虽然奥地利人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民族和国家观念，但是由于民族成分复杂，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与认同，因此作为“奥地利人”却并没有自身的民族认同。奥地利历史上曾经是大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这就更增加了奥地利人在民族认同上的难度与复杂性。针对这一情况，史蒂芬·贝莱尔指出“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而这种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改变，“奥地利人才真正尝试构建一种同德国人分离的民族身份”[3]。因此奥地利的民族问题是其国家与民族复杂性的一个反映。

奥地利历史始于公元11世纪，当时它还是巴伐利亚的一部分，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军事管辖区域。12世纪中叶在巴奔堡家族统治下成立公国，奥地利开始成为独立的国家。13世纪的马尔什原野之战使哈布斯堡家族开始成为奥地利长达近六个半世纪的统治者，从此奥地利便与这个家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14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封建制度日趋衰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发展。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与匈牙利、波西米亚和克罗地亚联姻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帝国。17世纪至18世纪奥地利成为欧洲仅次于俄罗斯的一个强大帝国。随着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他们对于哈布斯堡民族压迫政策表示不满和反抗，使得民族问题成为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当时“哈布斯堡家族的殖民政策和建立军事边界的政策，使得奥地利君主国变成一个五光十色，七零八碎，组织紊乱的国家组织，其中每个地区都有种种民族集团，而每一个少数民族内又包括着另外一些少数民族”[4]。19世纪初，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开始形成奥地利帝国。法国大革命促使现代民族国家产生，尤其是拿破仑入侵对于统治着诸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家族来说，如何保持自己在领地中的统治地位成为他们的焦点问题。19世纪初，拿破仑对于欧洲的征服激起了各国以及各个民族的强烈反抗，以民族为主体的斗争以及民族主义思潮迅速传遍欧洲。虽然这一思潮也影响了奥地利，但是利用民族来抵抗法国的侵略并没有获得胜利。奥地利帝国因战败而沦为法国的附庸国，直到1815年拿破仑在战争中失败，奥地利才改变了自己的处境。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教训，使得奥地利帝国在民族国家意义上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为了维持这个多民族帝国的存在，弗兰茨在统治期间进行了政治、经济、法律与宗教等各方面的改革，这对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西欧经济发展的影响，19世纪奥地利帝国也开始在交通、工业、纺织业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波西米亚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而匈牙利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个民族意识加强，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广泛传播。这一时期如马扎尔人、波兰人等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与权利观念。但是作为奥地利统一的公民社会始终没有形成，而是“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公民社会及政治生活便独自发展起来。人民主权的自由理念，与民族主义对于特定地区的特定人民的忠诚的强调融合起来”[5]。同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唤醒了“非历史民族”的觉醒。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下，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等错综分布，每个民族都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与社会生活。作为在欧洲外交中处于“欧洲之必须”地位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它控制着民族复杂的地区。这里的民族冲突与矛盾异常尖锐，尤其是境内马扎尔人统治下的匈牙利发生了民族起义。1867奥地利与匈牙利通过谈判达成一致，从而使哈布斯堡君主国形成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主权国家并存的二元帝国。同奥匈帝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欧和西欧之间一样，这个二元制国家既具有西欧影响下的现代成分，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自由。同时也受东欧封建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种族主义、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经过长期相对稳定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宽容的社会政策，但是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彻底被打破。战乱、物资匮乏，尤其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产生的革命主义与民族主义被激发出来。奥匈帝国最终被一系列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所代替，最终无法避免按照民族解体的命运。

三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19世纪中叶，奥匈帝国在经济、文化上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维也纳和波西米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不相上下。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与此同时，1848年欧洲革命对于奥地利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奥地利和匈牙利民族矛盾开始加剧，在以捷克人为主的波西米亚地区德意志“自由派”和“青年捷克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尤为严重。这一时期，无产阶级运动也得到了发展，工人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奥地利得到广泛传播。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组织工会、集会的权利，在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影响下，奥地利工人阶级也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组织即社会民主党。1888年12月30日至1889年1月1日，在维克多·阿德勒主持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举行了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海因菲尔德宣言》，他们明确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他们还积极领导工人争取普选权和合法劳动权利的斗争，推动了工人运动发展，在理论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论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柯尔认为：“在第二国际中，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占有非常重要而备受尊敬的地位。就许多方面来说，奥地利党都是一个模范党：奥地利社会党人不但热情高，而且纪律严明；……”[6]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因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特殊性在于：在二元君主制深深地植根于民族冲突之中，而对于奥匈帝国政治生活却无能为力。同样，民族主义者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主义者们，迫使党的领导者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者政治阶级斗争领域，而进入到民族范围之内，这一领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至今还未曾探讨”[7]。他们竭力超越民族界限以维护工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统一性。他们“倡导法治、责任制政府和超民族的宪政”[8]，因此，作为一个超民族政治组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度被认为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继续存在下去的希望。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使他们把推翻哈布斯堡君主制统治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不但如此，他们还成功地团结各民族社会党人，从而在党内形成了一种类似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哈布斯堡统治下各族人民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认同，人们只有民族认同，而对于国家的认同则非常淡薄，这一问题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部同样存在。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布隆举行代表大会，党成了七个不同民族的联盟，每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组织并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大会通过了把奥地利改为由各个民族形成的联邦国家的决议，这样民族矛盾就越发使它面临分裂的危险，尤其是当捷克人于1910年退出该党时，对社会民主党和哈布斯堡君主国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0世纪初，经历了漫长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奥匈帝国已筋疲力尽，国内外的民族矛盾使得它在内政与外交上危机四起。“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能够唤起境内人民对其本身或对国民精神热诚效忠的社会单位。”[9]尖锐的民族矛盾也存在于民主社会党，比如散居在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三个帝国中的波兰人，“波兰人的社会主义运动便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运动，每个运动都不得不在各自的统治者所强加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而且每个运动也都一面希望实现民族团结，一面又不得不同所在国的其他民族工人进行共同的斗争”[10]。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矛盾造成了党的分裂，甚至严重地影响党的正常工作，特别是捷克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影响最大。当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安东宁·涅米克要求在更大的全奥地利社会党内建立自治的党，同时声称拥有建立自己工会的权利，这样就使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面临分裂。在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关系上，民主党人感到按照马克思理论与方法无法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社会党人必须处理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统一性问题，以及在工人运动中如何克服民族分裂来保持统一性就成为社会党人的主要工作。因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面对工人运动中的民族问题就必须表明党的态度与立场。正是在这一点上，鲍威尔所提倡的中间路线对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部不同党派之间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使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具有战斗力的政党组织，以至于时任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称为“国际的铁师”。[11]

面对奥匈帝国境内复杂的民族问题，以伦纳和鲍威尔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解决民族问题并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民族理论。他们反对以地域划分民族，提出了“非地域”的“民族性格”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特别是鲍威尔“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中，他是唯一能为左派提供对民族的‘积极的、非民族主义的’理解的人”[12]。从另一方面来讲，以奥托·鲍威尔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理论虽然没有能够解决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以及挽救帝国灭亡的命运，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力图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倒的确对民族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尽管他们没有能为一个民主的奥地利联邦规划出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但是他们却曾为那些民族分裂的力量不那么强大的国家处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自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3]。

注释

[1][英]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2]Otto Bauer,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Trans.J.O'Donnell,E.Nimni(ed.),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450.

[3][奥]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黄艳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导论：第1页。

[4][奥]埃·普利斯特尔：《奥地利简史》（下），陶梁、张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496页。

[5][奥]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黄艳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6][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下），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7]Otto Bauer,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Trans.J.O'Donnell,E.Nimni(ed.),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xxiii.

[8]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黄艳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9][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下），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页。

[10][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下），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页。

[11]周懋庸：《关于奥托·鲍威尔的一次学术会议和论文选集：〈奥托·鲍威尔——理论和政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7年第1期。

[12]殷叙彝：《德国学者乌利·舍勒尔论述奥托·鲍威尔思想的现实意义》，《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5期。

[13][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下），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