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新定本文献的互摄与“书亡而文未亡”
战国秦汉之间的独立短章在刘向校书之后，被“收纳”、“绑定”在各类文献之中，因其公共资源的属性，于是，战国秦汉典籍之间就有了相互包含的关系。此种关系的形成，有的乃因后书对前书的征采，有的则属二者同源的各自独立的累积。
有关征采的例子，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记》对《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世本》等文献的采录。班固《司马迁传赞》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55]司马迁亦于《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处言及其采撰，此例甚明，无须多言。故而《左传》、《世本》、《楚汉春秋》等文献中的许多内容亦见于《史记》。
至于二者同源的各自独立的累积，乃指某类“公共素材”在一段时段内被纳入不同的篇籍，各书之间可能有材料的互见，但却无明显的递抄痕迹，应属各自独立的对早期文献的“累积”。上文所举三例即是如此。又如《大戴礼记》有《礼察》篇，此篇篇首孔子曰句之后至“倍死忘生之礼众矣”，与《小戴礼记·经解》篇倒数第二章同，此章又见《汉书·礼乐志》，而《韩诗外传》引“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则背死亡生者众”一句曰“传曰”；自“凡人之知”以下部分又见于《汉书·贾谊传》所载《陈政事疏》中，自为一章。此两章，当为儒家论礼的两个独立短章，为《大戴记》所收纳，且分别为《小戴记》、《韩诗外传》、贾谊所采，即各自独立采撰入书，难见递抄痕迹。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目录》曰此为古记，“大戴取之以为记，贾谊亦采以为书”者，是也。
再如，《礼记·缁衣》篇的情况亦如此。《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称《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为子思所作。《经典释文》引刘瓛说，称公孙尼子作《缁衣》。在沈约、刘瓛的时代，《子思子》、《公孙尼子》都没有亡佚，且正如李零在《郭店楚简校读记》中提到的，《意林》、《文选》引《子思子》，郑樵《诗辨妄》引《公孙尼子》，“并有合于今《礼记·缁衣》者”。从《缁衣》篇的内容上看，“它的所有章节都是按同一格式，即‘子曰’加《诗》、《书》引文。如果我们承认，这里的‘子曰’是记孔子之言，《诗》、《书》是用来印证或发挥孔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找不到任何余地可以留给子思子或公孙尼子”。因此李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缁衣》可能被子思子和公孙尼子同时传述，并且分别收入以他们的名字题名的集子。”[56]从刘向校书前后文献流传的情况来看，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情况的。类似还有上文所述《礼记·乐记》、《史记·乐论》互见的例子。若以《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等汇录早期文献为主的典籍为基点，反观战国秦汉文献之流变，会发现各自独立累积的类型是战国秦汉间古书“收纳”“公共素材”的主要模式。
因“公共素材”的存在，古书之间就出现了相互包含的关系，包括三个层面的含摄：一是一部书几近完全纳入另一部书，如《楚汉春秋》、《世本》、《秦记》被采入《史记》；二是篇或篇组的互见，如《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与大、小戴《礼记》；三是章的互见，如《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其中尤章的互见为多。虽如此，书与书的含纳，篇或篇组的互见，却更有非凡的意义。这意味着，战国秦汉时代的许多古文献，其书虽亡，其文可能未尽亡。简括言之，可有三类情况。
其一，古史书。古史书如《世本》、《秦记》、《楚汉春秋》之类，因其主要内容为《史记》所录，乃书虽亡，文未亡者之一类型。《史记》为先秦古史料之总汇，上古史料之面目，从中可见一斑。除《世本》、《楚汉春秋》等《汉志》著录文献外，《史记》还荟萃了许多其他文献，如《春秋历谱谍》[57]、《禹本纪》[58]、《世家》[59]、《秦记》[60]等。《史记》如何涵容上述古书，则需明了。《世本》多为《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所采，参前人之辑本，可知其书与《史记》之年表相类。加之《史记》又多据《左传》、《秦记》等补充世系、大事等材料，故其年表应优于《世本》。《秦记》多为《六国年表》所据，《秦始皇本纪》末附有其部分内容，合《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观之，《秦记》之主要内容，亦当为《史记》所有。
《世本》、《秦记》相对简约，而陆贾《楚汉春秋》乃以记事为主，故其与《史记》的关系，可见《史记》对早期文献的采录特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司马贞《索隐》注“侯第”曰：
姚氏云：“萧何第一，曹参二，张敖三，周勃四，樊哙五，郦商六，奚涓七，夏侯婴八，灌婴九，傅宽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陈武十三，王吸十四，薛欧十五，周昌十六，丁复十七，虫达十八。”《史记》与《汉表》同。而《楚汉春秋》则不同者，陆贾记事在高祖、惠帝时。《汉书》是后定功臣等列，及陈平受吕后命而定，或已改邑号，故人名亦别。且高祖初定，唯十八侯，吕后令陈平终竟已下列侯第录，凡一百四十三人也。[61]
据此知陆贾《楚汉春秋》记事止于汉惠帝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俱著录，知其唐时尚存，司马贞亦多引据，故知其所言不虚。《楚汉春秋》清人多有辑本，王利器《新语校注》据洪颐煊《经典集林》本校订者，最为完善。据之勘校《史记》，知汉唐之间的《楚汉春秋》传本虽与《史记》多有异文，但其主体已为《史记》所用。司马贞多以《楚汉春秋》校对楚汉之际《史记》文字，涉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荆燕世家》、《留侯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黥布世家》、《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吴王濞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十四篇，可见楚汉之际的《史记》文本基本依据了《楚汉春秋》。《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所引《楚汉春秋》佚文，亦多与《史记》一致，如鸿门宴、高阳酒徒、丁公等事，《史记》采录《楚汉春秋》之迹甚明。考虑到类书、古注多删裁引文，《楚汉春秋》或为《史记》全录，亦非不可能之事（详参附表）。
其二，诸子说理书。大、小戴《礼记》乃孔门论学之渊薮，《夏小正》、《孔子三朝记》、《五帝德》、《帝系》等古文献基本被完整保留在《大戴礼记》中，而《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等亦有部分篇章见录于二戴《记》。不仅如此，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目录》曰：“《白虎通·丧服》篇引《礼·曾子记》曰：‘大辱加于身，支体毁伤，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今案：大、小《戴记》中并无此文。则班氏所称‘礼曾子记’者，自是《大戴》佚篇中文也。据此，则《曾子记》十八篇，大戴所取必不止此十篇，惜卷帙散亡，不可考矣。”[62]当然，二戴《记》与上述古文献在西汉时同时流传，且二戴《记》与刘向整理的古文《礼记》非常接近，很可能源出于古文《记》，王聘珍就持此观点。故一如上文所述，二戴《记》与《曾子》、《子思子》等书为同源关系，而非转抄，其情形与《史记》不类。
其三，数术、方技一类古书，如《石氏星经》、《甘氏星经》、《颛顼历》、《黄帝杂子步引》一类古文献所载方技，于《史记·天官书》、《汉书·律历志》、《抱朴子内篇》等文献中亦可略窥其一鳞半爪。如目前记录禹步之法最早的文献是《抱朴子内篇》，但像禹步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方技，往往有长久的源流，而作为简单的或基础的巫术，在流传中变化是很小的。《荀子·非相》篇曰：“禹跳汤偏。”杨倞注引《尸子》曰：“禹之劳，十年不窥其家，手不爪，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司马贞《索隐》释“身为度”曰：“今巫犹称‘禹步’。”扬子《法言》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故知禹步确为古老的技术，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出土文献亦见此种基本巫术，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载曰：“行到邦门困，禹步三，勉壹步。”乙种亦有“投符地，禹步三”之记。而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有“禹步三”七处，《养生方》两处。故知秦汉之际“禹步三”是一种标准的基础巫术。而其基本步法，却是见于《抱朴子内篇》，如《仙药》篇曰：
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63]
此步法非常简单，所模仿的正是《尸子》所谓“步不相过”的禹步，《登涉》篇所记与之小异，但三步之法，则无不同。简帛所谓“禹步三”者，正与此同。故《抱朴子》所记者，信为古法矣。
上文所涉三类文献，唐以后多失传，但因与《吕氏春秋》、《史记》、大、小戴《礼记》、《说苑》、《新序》等文献互见，故其书虽亡，部分内容却是可以见到的。至如《世本》、《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等古书，正因其内容又见《史记》、《礼记》等影响更大的古书，故其书才更易失传。
附 《史记》与《楚汉春秋》佚文刊对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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