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综论

周秦汉学术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

引言 简本《论语》与马王堆帛书《黄帝书》之疑问

1973年，河北省定县发现了一座汉代古墓，墓主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即公元前55年，故墓中器物的下葬时间可大体确定，当在公元前55年至公元前54年间。此墓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乃是一批被早期盗墓者火焚致残的竹简。整理者从中清理出《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其中《论语》简有620多枚，多为残简，简长16.2cm，宽0.7cm，满简20字上下，存7576字，不足今本二分之一，这就是著名的定州竹简本《论语》。定州本的分章、字数均与今本《论语》不同。如定州本《尧曰》篇末有一枚题记简记有以下文字：“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而今本为三章343字，竹简本较今本少一章，但字数相若。总体来看，定州本章数多于今本，各章字数一般也多于今本。某些简本的章，今本则分作数章。因此其文本长度似要大于今本。[1]整理小组详细比勘了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异同，认为竹简本包含了汉代《鲁论语》本来的一些东西，并暗示此本《论语》与萧望之奏议放在一起[2]，应该就是当时的《鲁论语》。

但是，从文字上，的确难以判断定州本是哪种《论语》，原因是简本《论语》有的异文与古文《论语》相同，如《为政》篇“毋違”，简本作“無違”，郑玄注曰“古文‘毋’為‘無’”；《八佾》篇“郁郁乎文哉”，简本作“彧彧乎文哉”，《说文》段玉裁注曰“今本《论语》‘郁郁乎文哉’，古多作‘彧彧’”。有的文字与《鲁论语》相同，如《阳货》篇“恶果敢而窒者”，《释文》曰“鲁读‘窒’为‘室’”，是《鲁论》作“窒”，今本亦然；有的异文则与《鲁论语》不同，如《公冶长》“可使治其赋也”，《释文》曰“梁武云：《鲁论》作‘傅’”；还有的文字明显与《鲁论语》不同，却与《鲁论语》传授中的音读相同，如《述而》“易可以毋大过矣”，“易”简本作“亦”，郑玄注曰“鲁读‘易’为‘亦’”；“正唯弟子弗能学也”，“正”简本作“诚”，郑玄注曰：“鲁读‘正’为‘诚’”；《卫灵公》“好行小慧”，“慧”简本作“惠”，《释文》曰“鲁读‘慧’为‘惠’”等。[3]

竹简本的分章与今本差异颇大，如今本分作四十章以上的有《宪问》四十四章，《卫灵公》四十二章，但竹简本记录的四十章以上的章数则是四十七章和四十四章，未知属于哪两篇。据《汉书·艺文志》和《张禹传》，西汉时代《论语》主要有《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三种，今本《论语》乃是西汉张禹整理的《鲁论语》，后经何晏等人集解而传于世。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曰：“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4]竹简本虽然文字、分章接近于今本，但因其异文，却难以与《鲁论语》画上等号。

《尧曰》篇今本有三章，竹简本《尧曰》篇虽附录了今本的第三章，但其“章数简”却记载此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与今本不同。康有为《论语注》认为今本第三章乃是《齐论语》所有，《鲁论语》实为两章。[5]又，《齐论语》多《问王》、《知道》二篇，竹简本无。且据何晏《论语集解序》记载，“《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6]，但竹简本与今本在章句上还是比较接近，故竹简本也非《齐论语》。

何晏《论语集解序》称《古论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7]，竹简本《尧曰》下章“子张问”附录于篇后，因此，虽然竹简本有多处文字与《古论语》同，但它也不是《古论语》。

那么，这个版本《论语》的《汉书·艺文志》失于记载？它是《齐论》、《鲁论》、《古论》之外的又一种《论语》，为刘向所不见？安徽省阜阳汉墓出土之《诗经》简，亦有类似疑问。上述两个问题的提出，实在是出于对《汉书·艺文志》的误读。何以言此？容后再明，此其一。

其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种，因内容涉及黄老学中的黄帝，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命名更是颇有争议。1975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刊载了高亨、董治安两先生的论文《〈十大经〉初论》，文中提到“《汉书·艺文志》‘道家’一类，记有‘《黄帝君臣》十篇’，《十大经》可能就是这部书”。同年第1期的《考古学报》发表了唐兰先生的《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一文[8]，该文从内容、抄写时代和历史背景、传授源流和流传情况三个方面力图证明帛书《老子》乙本前的古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的《黄帝四经》。唐文影响尤大，几被视为定论。之后的许多学术论文和著作都径直将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称为《黄帝四经》，并以此作为研究汉初乃至战国末年黄老之学的主要典籍之一。其后，1993年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刊出了裘锡圭先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一文，亦从学术特点等方面力辩此书非《黄帝四经》。裘先生其文雄深，发表以来，多为学者采信。但是，问题并未到此为止。

辨析《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是否为《黄帝四经》，或者《十大经》是否为《黄帝君臣》，其默认前提乃是：《汉书·艺文志》如同《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书目、卷帙乃两汉时代书籍存世、流传情况之记录，据之可见汉代典籍之大概。此乃学术常识，粗言之，当然正确。但若以此为前提来判断新出土文献与《汉志》书目之关系，则有极易忽视之“学术错位”。同理，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校勘为基础，讨论出土文献与《汉志》书目之关系，也误读了《汉志》的学术特点，出现判断上的“错位”。

何种“错位”？《汉志》乃新书目录，而《隋志》、《四库提要》则主要是旧书（旧有之书）目录也。所谓新书者，乃指刘向校雠重定之书。定州竹简本《论语》是刘向校书之前的《论语》形态，与《鲁论》、《齐论》、《古论》等新校书当然会有异同。从基本形制上说，定州简《论语》的确属于《鲁论语》这一大类中的一种。[9]而《汉书·艺文志》所录《黄帝四经》亦为刘向新定之书。将新出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比附《汉志》群书，这是以“后名”命“前书”，故不可取。刘向校书与《汉志》之关系，为目录学常识，然其中的细节与意义，容易被忽略，所以还有陈述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