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地域文学研究视域中的清初关中诗歌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也多有差异，所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地方音乐和民情风俗。《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1]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收集各地的民歌，供之廊庙，用以“观得失”，察民情。《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有十五国风，展现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得失。
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致认为人的气质决定于其风土。《孔子家语》云：“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圫土之人丑。”[2]古代思想家还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风土也紧密相关。这种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后来《汉书·地理志》、《乐志》还详细探讨了风土与人们生活习性的关系，由此引发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地域气质论。六朝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到地域与学风的关系，如《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音辞篇”都指出南北语音、学风、民俗的差异。清初顾炎武、傅山、潘耒也曾注意到南北学风和文风的不同，后来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曾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全面研究。然而就文学的地域特征来说，直到宋代以前，地域观念还很淡漠，文学的地域性并没有引起学者重视。因为秦汉以至盛唐，大多为大一统的集权国家，文化和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京师士大夫中间，未能出现多元的文学格局。虽然中唐有了殷璠《丹阳集》这种地域诗选，但也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地域诗歌流派。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实际上到宋代才开始受到学界重视。江西诗派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其取舍标准在于风格而非地域，所谓“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3]，但它以地域命名仍显现出地域观念在诗学乃至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清时期，随着王朝疆域的开拓，交通的发达，强大的一统国家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南方地区如江、浙、赣、川等自唐宋以来文学基础雄厚的地区文学事业持续繁荣，而且闽、粤、滇、黔等历来较闭塞落后的地区，也成为新兴的文学基地。西北、东北甚至新疆等相对南方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也出现了文学兴盛的局面。归允肃《赵云六倚楼游草序》曾云：
古今风会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异。唐宋以岭表为荒绝之区，昌黎莅任潮阳，极言风土之陋。柳子厚以为过洞庭，上湘江，逾岭南，人迹罕至，其情词可谓蹙矣。明之仕宦无所不及，亦未见人情如此之困。今国家统一宇内，梯山航海，无远弗届。仕宦者大率乐就外郡，而尤以南方为宜。五岭以南，珠崖象郡之饶，人皆欢然趋之，与唐宋间大异。岂非以海宇宁谧，无风波之阻，为仕者乐尽其长，宜德泽于万里之外，声教四讫之所致欤？[4]
他已经注意到随着交通的便利，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昔日蛮荒之地也成为文明之邦，士大夫乐于出仕岭南等地即为明证。乾隆中吴镇为王曾翼作《吟鞭胜稿序》，也对新疆在清代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局面极为欣喜。他曾说：“天之下、地之上，皆诗境也，然声教所阻，则讴歌遂阙焉。若夫声教远矣，殊方绝域睹记皆新，而乘轺持节者，于其山林水土民风物产之类，未能吟咏之万一。……新疆为金天之奥区，自汉迄明，羁縻而已。及至我圣朝，悉成编户，此诚千古所希逢，亦宁非文教覃敷之景运。将欲令昆仑月窟之左右，尽变为风雅之乾坤乎？则新疆不可无诗，而作新疆之诗者，尤不易。……先生以江左宿儒，通藉最久，一官而成一集，殆有家风。……自东而西，则由玉门、安西以至喀什噶尔、叶尔羌，其内地之诗，经前人所题咏者，先生独开生面。至新疆回部之诗，则古所未有者，而今忽有之，以采民风，以宣圣化，是非徒雨雪杨柳、感行道之迟迟也。”[5]由此可见，广袤的中华大地已形成不同往昔的多元的文学格局和异彩纷呈的地域特征。
明清时期，各种地域文学流派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明初开国，有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粤派等不同的地域诗歌流派，与庙堂诗派“开国派”、“台阁派”分流竞进，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清代文坛，除了以文学风尚为标志的“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外，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群体为单位构成的。而诗歌流派最为繁盛，如虞山派、河朔诗派、高密诗派、畿辅七名公、关中三李、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毗陵四子、越中七子、湘中五子等等，诗社更是层出不穷，指不胜屈。可以说，地域诗派潮流的涌现，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风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6]
明清时代流派纷呈、门户林立的诗歌创作，引发了文学批评对诗歌风土特征的注意，也激起了学界对诗歌的地域特征和文学传统的自觉意识。杨际昌《国朝诗话》曾云：“三楚自竟陵后，海内有楚派之目，昊庐先生一雪之；秦中自空同酷拟少陵，万历之季，文太清翔凤复为扬波，海内有秦声之目。”[7]魏禧《容轩诗序》亦云：“十五国风，莫强于秦，而诗亦秦唯矫悍，虽思妇怨女，皆隐然有不可驯服之气。故言诗者必本其土风。”[8]清代关中诗人也自觉继承和弘扬地域诗学传统，表彰先贤。[9]杨鸾《玉堂诗钞后序》曾云：“往者富平李子德先生，嗣音北地，树帜词坛。郃阳则有王黄湄、康孟谋两先生，风格峻洁，不染恒蹊，卓然成一家之言。文章千古，公论攸存，固非乡曲所能阿好也。”[10]可见清代关中诗人对其自身所属的地域诗歌传统的自觉维护。
明清诗人不但自觉继承和发扬各自地域文学传统和地域诗学风格，而且有意识地编选各地的郡邑诗话和地方诗文总集和选集，为地域文学的繁盛和传承推波助澜，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据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统计，清代就有各种以郡邑文学批评为代表的诗话作品30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郑方坤《全闽诗话》、杭世俊《榕城诗话》、林正青《榕海诗话》、赵知希《泾川诗话》、董沛《甬上诗话》、饶仪锦《庐山诗话》等等。而各种地域诗歌总集和选集更是层出不穷，汗牛充栋。比较著名的如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陶梁《国朝畿辅诗传》、阮元《淮海英灵集》、王昶《湖海诗传》、郑方坤《岭海丛编》、刘绍攽《二南遗音》等。
（一）新时期地域文学研究的繁盛与清初关中诗歌研究之冷遇
近代以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地域特性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1901年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了《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论文，全面论述了中国地理与文化及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地理决定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也影响社会风俗、民族精神、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梁启超开启了近代地域文学研究之先声。1905年，刘师培发表了《南北文学不同论》，他认为南北文学之所以不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为声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二为水土，“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1]。他不但指出了南北文学的差异，而且揭示了南北文学相互渗透交融的历史进程。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继承了梁启超和刘师培等人的思想，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南北学派，北派多感情，南派富想象，而屈原取得的辉煌成就恰恰就在于他能够“通南北之驿骑”，具有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特征。王国维还在《宋元戏曲考》中将元杂剧作家籍贯进行排列，根据杂剧发展的不同时期，杂剧作家中北人、南人的数量差异，判断杂剧创作中心的转移。这也是地域文学研究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成功应用。
近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对同光以来的著名诗派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近代诗家“可以地域系者约可分为六派”：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12]他将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风尚与诗派风格结合起来论述，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开启了近代诗歌地域流派研究的先河。他还撰文专门论述了高密诗派，也开创了清代诗歌流派研究的新局面。1943年，唐圭璋发表《两宋词人占籍考》一文，对两宋词人之籍贯按省排列，论述了宋代各地词风之异。1950年，胡小石发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从山水文学、文学教育、文学批评等方面论列了东晋下迄南唐，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较早论述地域文学的研究成果。这些具体的研究实践为后来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精彩的范例。但是由于后来庸俗政治学的影响，研究地域文学一度被称为“地理决定论”并受到批判，所以很长时期地域文学研究处于停滞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的解放，许多研究领域的禁区被打破，而文学的地域研究和流派研究也方兴未艾，蓬勃发展。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的《诗的地理》和《中国文化地理》两书开启了这一时期的地域文学研究之先河。金克木先生《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也为新时期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方法上的指导。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第三章专列“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两节，系统论述了中国文学史中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于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时代和地域的不平衡有着深刻的意义。[13]而各种地域文学和流派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如李敬敏的《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和文学》（《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曹道衡的《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李浩的《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晓琳的《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钱建状《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等文章。专著如莫励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汤江浩《北宋临安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论著，将家族、地域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创获甚大。
随着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明清文学中的地域和流派研究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如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陈书录《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邹秀容《云间词派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台湾中兴大学，1997年）、张兵《清初遗民诗群研究》（博士论文，苏州大学文学院，1998年）、钟林斌《公安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富鹏《岭南三大家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对明清相关地域文学进行了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化和开拓的意义。而各种地域文学史也不断涌现，从纵的方面对不同地区的文学发展进行了认真梳理，具有继往开来的宏通史识。如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马宽厚《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乔力《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彭放《黑龙江文学通史》（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版）、范培松《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邱明正《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聂大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其中有相当篇幅论述到明清地域文学的成就。
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曾谈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这一现象。他指出：“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14]其实早在明代中期，著名诗人兼诗论家李东阳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问题。其《怀麓堂诗话》曾说：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幽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15]
这里已经注意到南北文学发展的差异问题，南方文学的繁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曾大兴在《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一文中也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地域不平衡问题。他还通过列表具体分析了各地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盛衰演变和具体原因，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相对于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文学研究的地域不平衡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明清时期，与南方文学的繁荣发展相呼应，南方文学的研究也极为繁盛，相比之下，对于北方文学的研究极为冷清。清初朱彝尊在与王士禛书中曾慨叹：“两诵来书，论及明诗之流派，发蒙振滞，总时运之盛衰，备风雅之正变，语语解颐。至云选家通病，往往严于古人而宽于近世，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辄当绅书韦佩，力矫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传江左者，久而日希。赖中立王孙裒之《海岳灵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隽》、赵微生副使之《梁园风雅》，专录北音。然统计之，北只十三，而南有十七，终莫得而均也。”[16]可见当时学界对北方文学的轻视。清代道光年间，张维屏在编选《国朝诗人征略》时也慨叹：“二百年来陕西名人，如李楷、孙枝蔚、李念慈、王弘撰、李因笃、王又旦、康乃心全集皆未见，岂道远莫致耶，抑无人刊行耶？可见者惟《邈云集》耳。”[17]而谢章铤在《答石生廉夫书》中对李因笃、李柏、王弘撰、李颙、王心敬、康乃心等清初关中学人均极为敬佩，但以不能读其诗文全集为憾。[18]近代以来，南方文学的研究更是蓬勃发展，出版了许多专著和相关论文，可以说对明清时期江南、岭南、荆楚各地的地域文学流派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创了南方文学研究的繁盛局面。相比之下，北方文学研究略显逊色，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不多，出版的著作更是寥寥无几。1997年，陈书录先生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出版了《明代前后七子研究》一书，开启了明代北方文学研究的先河。2006年，陈书录先生指导黄玉琰完成了其博士论文《明末清初中州诗人群体研究》，对明末清初这一重要北方诗群做了系统研究。王小舒《清初的河朔诗派》（《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曾经详细讨论了“河朔诗派”这一清初北方重要诗人群体。杨挺《明代陕西作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师海军《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0年）、魏强《明中叶秦陇文人集团及其诗学观》（《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对明代秦陇诗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胡缵宗、赵时春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开创了明清北方诗歌群体研究的新局面，但是相对于南方文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学界的重视依然不够。而对于清初关中诗歌的研究，成果更是少得可怜。虽然清初钮琇已经提出了“关中诗派”的概念[19]，而乾隆时期王鸣盛也有了“三秦诗派”的提法[20]，严迪昌先生在其《清诗史》一书中也对清初秦晋遗民诗人列了专节论述，并对“关中三李一康”和王又旦、屈复评价较高。张兵先生博士论文《清初遗民诗群研究》也深入探讨了清初关中遗民诗群，对孙枝蔚、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清初关中诗人的创作盛况具有启发意义。李世英先生《清初诗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专列“北方诸诗人的诗学思想”，论述了关中李因笃、孙枝蔚的诗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也引发了蒋寅先生对清初关中诗学的兴趣，他曾先后发表《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康乃心及其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求索》2005年第2期）等文章，深入探讨了清初关中诗学，贡献卓著。高春艳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了《李因笃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是新时期以来对李因笃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一些学者对清初关中诗人如孙枝蔚、李因笃、李柏、康乃心等做了一些个案研究，为我们深入研究清初关中诗人群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许多清初关中诗人如李楷、韩诗、李念慈、康乃心、张恂、雷士俊等人的诗歌创作仍然没有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令人极为遗憾。
探究清初关中诗歌研究不够兴盛的问题，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远离，昔日繁华的长安已经黯然失色，只留下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让后人凭吊。而被历史上称为“陆海”的八百里秦川，也由于过度开垦而不再富饶。再加上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朝廷的苛捐杂税，关中地区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随着经济的衰退，文化发展也受到了制约。明清两代，各地的官学和书院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书院教育对于培养士人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经济不发达，秦陇地区的书院也不够兴盛。大多数关中士人由于家庭贫困，甚至无法完成秀才、举人考试，更不用说远赴京师参加会试。据郎菁《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长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统计，自隋代实行科举以来，迄清代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陕西历代共有进士2530名，明代有952人，清代有1089人。与南方科举比较兴盛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相比，明清时期陕西的进士数量大为逊色。据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统计，明清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江南地区不但科举数量众多，而且科名也极显赫，被称为“天子门生”的状元在明代江南有89人，清代有112人。而陕西在明清两代也只出过3个状元。科举的兴盛虽然与诗文创作的繁盛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些科名卓著的士大夫在朝廷有机会高居台阁，左右诗坛风会，促进文学创作的兴盛。另外，这些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可以利用便利的机会和雄厚的财力出版自己和友人的著作。明清时期江南的刻书和藏书事业极为发达，与这些富庶的官僚士大夫的推动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明清时期关中诗人的著作得到刊刻和流传的比较少。就清初来说，李因笃《受祺堂诗集》、《受祺堂文集》、王又旦《黄湄诗选》、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李楷《河滨诗钞》、《河滨文钞》等都只刊刻过一次，流传不广。由于他们的诗文集流传不广，所以许多研究者很难见到，自然无法置评。张维屏就在《国朝诗人征略》中慨叹清初关中诗人诗文集的难觅。沈德潜编选《清诗别裁集》，因为找不到王又旦的《黄湄诗选》，只能从王士禛《感旧集》中选录几首。[21]
第二，清代统治者禁毁的原因。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士人采取打击和拉拢的两手政策，尤其是康熙皇帝，他通过“博学鸿词科”用功名利禄诱使汉族知识分子与新王朝合作，对明遗民较为礼遇。清初关中士人李因笃、孙枝蔚、李颙、王孙蔚、王又旦等人也得到了特别的恩礼。李因笃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曾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由于他屡次上疏辞官，康熙皇帝特别恩准其归乡养亲。孙枝蔚也被特旨授为中书舍人，准其还乡。李颙虽然坚决拒绝清廷征招，康熙皇帝西巡之时，还赠其“操志高洁”的亲笔匾额以示褒扬。但是到了乾隆时期，随着清王朝统治的进一步稳固，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的控制，兴起了一系列“文字狱”，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思想。又通过编辑《四库全书》搜罗天下藏书，抽毁和禁毁许多所谓“大逆”和“违碍”书籍，许多士人因著述和藏有所谓“违碍”书籍而被牵连入狱，甚至倾家荡产，身死族灭。[22]清初关中士人虽然没有牵连进这些“文字狱”中，但是很多关中诗人的著作要么被列于“禁毁书目”，要么被列入“四库存目”，要么根本没有提及。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列入存目的著作有孙枝蔚《溉堂集》、李因笃《受祺堂诗集》、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杜恒灿《春树草堂集》、王心敬《丰川全集》、杨素蕴《见山楼诗集》等；列入禁毁书目的有李柏《槲叶集》、雷士俊《艾陵文集》、东荫商《东云雏诗》、屈复《弱水集》等；[23]没有提及的有李楷《雾堂全书》、王孙蔚《轺香集》、张恂《樵山堂集》、王又旦《黄湄诗选》、王弘撰《砥斋集》、曹玉珂《缓斋诗文集》、康乃心《莘野遗书》、南廷铉《南鼎甫诗集》等。由于惧怕清廷严密的文网，许多清初关中作家的著作在清代得不到重视和研究。由于四库馆臣推崇“温柔敦厚”的清正诗风[24]，对意象苍茫、骨力刚健的“秦风”颇为不满，因此对清初关中诗文评价普遍不高。这也是清初关中诗人的著作不能入选《四库全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的原因。由于明清时期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的现实，当时诗人和学者大多有“北不如南”的观念。清初徐嘉炎《赠别华州王山史兼呈秦晋诸同学》曾说：“东南称才薮，不如西北士。西北崇朴学，东南尚华靡。朴学必朴心，华靡徒为耳。此固地气然，人情亦复尔。”[25]可见“东南称才薮”已经是人们的共同认识。虽然朱彝尊、王士禛、钮琇、计东、施闰章等人对清初关中诗学之兴盛赞不绝口，但由于明清时期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的诗坛陋习的影响，尤其是钱谦益对李梦阳和关中地域诗风肆意攻击之后，南方学者大多闻风影从，耳食陈言，对清初关中诗人评价每况愈下，加之乾隆年间清廷对清初关中诗人著作的禁毁和四库馆臣对其诗作的贬抑，使得清代很长时期关中诗人及其著作无人问津。清初邓汉仪《诗观》、魏宪《百名家诗选》、王士禛《感旧集》选录清初关中诗人甚众。乾隆年间，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也选了关中诗人李因笃、孙枝蔚、康乃心、李念慈、王又旦、屈复等人，基本上涵盖了清初关中的重要诗人，但是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关中只有孙枝蔚、屈复入选。20世纪90年代，钱仲联作《顺康雍诗坛点将录》，关中诗人只有孙枝蔚一人入选[26]，也可见学界对关中诗人逐渐冷落的发展趋势。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廷文网渐疏，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清初关中诗人及其著作。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虽然惋惜未能收集到李因笃、孙枝蔚、王又旦等人的诗集，但还是根据各种文献记载对他们进行了介绍。民国时期，徐世昌编辑《晚晴簃诗汇》，收集了清初许多关中诗人的作品，但是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南方学者轻视西北诗人的观念也并没有改变。赵尔巽等人修《清史稿》，竟然将《清史列传》中所收关中诗人王又旦、屈复等全部剔除，显示了更为狭隘的学术观念。
20世纪初，由于受到王国维“一代有一代文学”思想的影响，元明清诗文的成就和价值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冯沅君所著《中国诗史》，所论诗人仅止于唐，宋代只收词人，元代只收曲家。闻一多更是提出“唐以后无诗”的观点，对宋元明清的诗歌成就一笔抹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和狭隘文学观念的影响，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陷于停滞，而元明清诗文的研究也没有受到重视，更不用说偏于一隅的清初关中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许多文学史著作也对明清诗文论述极为简略，例如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只论述到明代文学，对清代诗文只字不提。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论述清代诗文词也只用了两节的篇幅（不包括近代诗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地域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明清时期地域文学逐渐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开始注意到文学的地域问题，并对清代一些著名的文学流派如虞山诗派、桐城文派等进行了论述，但是也没有提到清代关中诗人的创作。蒋寅先生主编的《清代文学通论》专列了一章论述清代文学的地域特征，也论述了一些地域流派，但没有提到清初关中诗人。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对清初关中诗学成就的轻视导致了学界普遍对清初关中诗歌研究的忽视。
（二）清初关中诗学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清初关中诗人成就突出，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曾引起过当时和后世学者的关注和好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元明清诗文研究逐渐被学界重视和地域文学研究的逐步兴盛，对于清初关中诗人研究也有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清初关中诗学研究之主要成果
由于清初关中士人大多是学者兼诗人，他们也是振兴“关学”的代表人物，因此与清初诗学研究相比，关于清初关中学术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较多，现分别论列如下。
“关学”是后来学者对宋代张载以来关中学术的总称，冯从吾《关学编》云：“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眉邑，倡明斯学”，“而关中之学益大显于天下。”[27]后来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又做了《关学续编》，对清代以来的关中学者及其思想做了阐发。民国学者张骥曾采集关学典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成《关学宗传》56卷，共收录宋元明清关中儒家学者近250人。徐世昌《清儒学案》著录清代关中学人亦复不少，为研究清初关中学术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中期，关学研究一度沉寂。各种哲学史著作对张载及关中学者大多不做论述，即使提及了，也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论文只有赵俪生在《大公报》（1947年）发表的《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一篇。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张载及“关学”研究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而清初关中学人也逐步进入学者的视野，发表论文和专著也较多。代表性的有刘学智《心学义趣关学学风——李二曲思想特征略析》（《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武占江《李颙与关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赵吉惠《关中三李与关学精神》（《西安交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刘学智《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从关中“三李”谈起》（《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2期）、常新《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等论文；赵俪生《顾亭林与王山史》（齐鲁书社1986年版）对清初顾炎武入秦与王弘撰、李颙、李因笃等人的交往有详细考辨。近年来，一些博硕士学位论文也开始以清初关中学人为研究对象，如房秀丽《李二曲理学思想研究》、高馨《王弘撰思想初探》、原延平《清初关中儒学群体与南北学术交流》、常新《李柏思想研究》等。方光华《古都西安——关学及其著述》（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也对清初关中学术列专章论述，显示了学界对清初关中学术的逐步重视。
随着清初关中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清初关中文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清初关中诗人研究的专著只有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1928年默存斋本），对谱主生平和诗文做了系年研究。新时期以来，关于清初关中诗人研究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也逐年增多。代表性的有曹冷泉《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蒲城诗人屈复》（《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赵俪生《清初关中二李一康诗之比较的分析》（《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赵逵夫《孙枝蔚的一篇佚文与清初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陕西理工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张兵《清初关中遗民诗群的构成与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蒋寅《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康乃心及其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求索》2005年第2期）、张兵《秦风遗响 工部精神——清初关中诗人李念慈及其诗歌创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高春艳《论李因笃的诗歌创作》（《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论李因笃的文学成就》（《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杨泽琴《孙枝蔚诗学思想刍议》（《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等论文，对清初关中一些代表诗人诗作及其诗学思想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近年来，一些博硕士学位论文也开始以清初关中诗人为研究对象，还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如高春艳《李因笃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海娟《王又旦年谱及交游考》等，对于进一步研究相关作家提供了便利。
虽然清初钮琇已经提出了“关中诗派”的说法，乾隆年间王鸣盛又明确提出“三秦诗派”的观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关于清初关中诗人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阶段。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单个作家的研究，清初关中诗人群体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除了赵俪生《清初关中二李一康诗之比较的分析》一文对关中“二李一康”综合研究以外，著名学者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在“顾炎武与吴中、秦晋遗民诗人网络”等章节中对王弘撰、王又旦、“三李一康”和其他清初关中诗人都做了深入论述。张兵先生博士论文《清初遗民诗群研究》也深入探讨了清初关中遗民诗群，对孙枝蔚、王弘撰、李柏等清初关中著名作家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论述，揭示了清初关中诗坛的创作盛况。
2.清代关中诗学研究之展望
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明清地域文学研究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李圣华先生在其《明清区域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局限及走向》一文中对现在地域文学史编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认为明清区域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误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缺乏创新意识，转抄旧的文学史，拼凑加工，少有新意，文学史几乎成为作家作品论的‘缝接’。”“其二，局限于旧的文学史观，沿袭旧的书写模式，陈陈相因，拘泥不化。”“其三，缺乏宏观的文学史意识，由此滋生了两大问题：一是为避免文学史描述的‘单线发展’模式，而变成杂乱无章的‘散点铺陈’。……二是陷入狭隘的地域观念。”“其四，文献发掘不深，流于表面，不仅使文学史的描述未能实现区域文学研究所应有的细致深入，而且也有许多空白未被触及。”[28]虽然论述的是地域文学史编著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研究地域诗学不无裨益。鉴于当前明清地域文学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陈书录先生在其《加强区域文化视野中明清区域文学的特色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明清区域文学研究的宗旨是“探究与把握区域文学的区域特色，发掘不同区域文学特定的历史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9]他还提出了一些研究的具体方法，倡导明清区域文学研究中“应该深入进行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并在流派意识、主题取向、文学主张、审美情趣、意象或意境或人物形象、文学渊源等多方面继续深化与开拓，但尤为重要的是应该进一步强化明清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努力把握不同区域文学流派或群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特征”[30]，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清代地域诗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以上诸位学者的观点，笔者觉得清初关中诗歌研究将来可以在这些方面展开：其一，基本文献的整理。清初关中学者和诗人的著作极为丰富，但是至今只有李颙的《二曲集》得以整理出版，其他著作大多没有校点整理本。一些有志于关中文学研究的学者可以选择一两部著作进行校点整理，为学界研究提供方便。其二，单个作家的系统研究。现在许多博、硕士论文都将单个作家的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许多硕士研究生可以选择单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发掘，以后再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其三，诗人群体研究。一些学者可以选择一个或几个诗人群体进行研究，对这些诗人的创作特色、主题取向、审美情趣等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突出他们的地域文化特色。其四，文学—文化研究。这是一种交叉研究，通过地域文化、家族文学、学术思想、人文品格、文化交流等多角度综合研究，全面揭示清初关中诗歌特定的历史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