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总论

杜工部曾说：“秦中自古帝王州。”作为周、秦王朝的发源地，关中地区历来为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秦时明月，汉家雄关，再加上唐韵缠绵，关中地区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精华核心，成为备受后人景仰的繁盛之区。它东有崤函之固，西占陇蜀之利，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历来被人们称为“金城千里”的帝王之都。

经唐末战乱之后，民生凋敝，文物荡然，汉唐盛世的辉煌遂不可复现。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一度想建都关中，但是战乱之后长安凋敝，再加上当时蒙古骑兵残余尚在陇右活动，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使关中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政治复兴的机会。这片有着悠久文明的丰厚土壤，在以后的岁月中结出的硕果只有学术。北宋时期，张载在关中倡导“关学”，与程颐兄弟的“洛学”、陆九渊的“闽学”，鼎足而三，蔚为北方理学主流。明代大儒吕楠、马理、冯从吾等更倡导“文必载道，行必顾言”的“关学”传统，使关中成为理学之邦。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使关中士人在取得科举功名方面增加了难度，但是却造成了他们淡泊名利、潜心诗文创作的客观条件。同时这种相对独立的创作环境使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也与时风保持一定的距离。孙治《学古堂集序》曾云：“北地风气悲凉，土俗劲直，其所长者，皆诗之所通也。其所短者，皆诗之所避也。且山川辽关，津梁疲远，公车制举之言，或终岁弗及于境。士大夫世其学者，惟左、国、班、马，及王、孟、李、杜诸书耳。夫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志一而性朴，气强而力果。或间气一钟，必为诗之三宗也欤。”[1]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明代关中地区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如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赵时春、胡缵宗、文翔凤、金銮等著名诗人。熊文举《文西序》曾云：“天西北角，风气刚厉，盖积高之府，是为灵奥都居，大文萃焉……西京高古典严，超轶百代，步武崇躅，荡涤开辟，则推有明。崆峒踔厉鸿远，无不善摹者，莫能尚，岂西周之于文学固天性乎？等而下之，允宁之法、德涵之骏、苑雒之奇、浃陂之丽、浚谷之闳，仲木、伯循之理，星辉电灼，彬彬各有其文。而端毅、忠介、恭定、恭毅、槲山诸君子，又以事功节概轴地撑天，名山大川，轩翥暎发，又何伟也。太青草微拟玄，瞀儒莫能窥其涯际，岂谓浅易文之艰深，徒写难字欺典记乎？”[2]而清初关中士人正是在这样优秀的文化传统浸润下开始了他们振兴“关学”，激扬“秦风”的文化里程，创造了关中学术文化的又一个高潮。

有清一代，地域性文学流派层出不穷，除了文派、词派、曲派之外，诗歌流派也是百派争流，群星璀璨。据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所论，除了“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等以诗学理论和诗歌风尚命名的流派之外，以地域冠名的就有“河朔诗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岭南诗派”、“秀水诗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等不下十种[3]，主要集中在江南等地，而对于西北诗人只字不提。蒋寅先生曾说：“在清代初年，天下至少形成三个地域性的诗学分区：一是江南诗学，一是山东诗学，还有一个是关中诗学。迄今为止，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江南诗学和山东诗学，关中诗学似乎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关中诗学是值得注意的，不仅因为关中诗学与关学关系密切，而关学又是清初思想史的重要一页，更重要的是关中诗学的确具有不同于江南、山东的倾向，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4]蒋寅先生还撰有系列论文专门讨论清初李因笃、康乃心、李柏、李颙、王弘撰等人的诗学理论，开启了清初关中诗学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