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陌生化观念

在西方诗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与陌生化相关理论的是亚里士多德。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还没有正式提出陌生化这一说法，在《诗学》与《修辞学》中，他更多是使用惊奇、不平凡、奇异等字眼。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新奇”的诗学观念。

首先，亚里士多德从个体接受心理的维度阐释了新奇。他在《修辞学》里说：

屡次做同样的事也是使人愉快的，因为习惯了的事是使人愉快的。变化也是使人愉快的，因为变化意味着恢复自然状态；老是做同一件事，意味着境况过于固定……由于这个缘故，凡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事物，不论是人是事，都是使人愉快的，因为就眼前的境况而言，这是一个变化，并且因为这种隔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事物是稀罕的。求知和好奇，一般说来，是使人愉快的；好奇意味着求知的欲念，因此好奇的对象就成了欲念的对象；求知意味着使人恢复自然状态。[1]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触及了人们在感知过程中的心理：求知和好奇。亚里士多德从主体的接受心理出发，认为人们普遍欣赏和向往远方的不熟悉的事物，并希望从中获得审美享受。亚里士多德主张“变化”，因为“变化”意味着“恢复自然状态”，而“习惯了的事”意味着“境况过于固定”。而这，实际上是对个体感知心理的自动化与陌生化的对应关系的另一种阐释。以主体的求知和好奇心理为前提，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倡在诗歌中也应当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描写非同一般的、人们不熟悉的事物和人物，从而使这些事物和人物与日常生活隔得比较远，借以引起人们的新奇感和向往之情。

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新奇的论述提供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倡导的陌生化的心理机制：从接受的维度出发，人们永远有一种求新趋异和趋奇猎怪的心理趋势。在接受过程中，主体在接受之前存在着一种先在的阅读经验和审美定势，用阐释说和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即存在着一种阅读的前理解或期待视野。但是主体如果以同样的一种审美定势去接受某种同一化的审美对象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主体心理接受定势的自动化和机械化定势，从而会失去对审美对象的新鲜感和感受力。因此，文学创作就应当以一种陌生化的手法，打破这种前理解或期待视野，使主体从麻木不仁的自动化状态中惊醒过来，以一种新奇的和特殊的感觉方式去重新感知和审视对象。

其次，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中的新奇手法相当重视，认为新奇手法所产生的惊奇审美效果是悲剧所必须具备的。

一切“发现”中最好的是从情节本身产生的、通过合乎可然律的事件而引起观众的惊奇的“发现”，例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和《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的“发现”。[2]

惊奇是悲剧所需要的，史诗则比较能容纳不近情理的事（那是惊奇的主要因素）……惊奇给人以快感，这一点可以这样看出来：每一个报告消息的人都添枝添叶，以为这样可以讨听者喜悦。[3]

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惊奇的‘发现’”“惊奇”的“快感”，究其实质，就是一种陌生化效果的体现。戏剧只有在情节的结构方面运用多变的处理手法，才能使观众有惊奇的快感，也正是在这种“惊奇”的“发现”之中，观众得以超越日常的习以为常的知觉经验，产生出乎意外的新颖美感。

再次，在风格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主张用奇特的“名词”[4]来创造一种新奇效果。

《诗学》中提起的其他的名词可以使风格富于装饰意味而不流于平凡；词汇上的变化可以使风格显得更庄严，因为人们对风格的印象就像对外地人和同邦人的印象一样（意指物稀则贵）。所以必须使我们的语言带上异乡情调，因为人们赞赏远方的事物，而令人赞赏的事物是使人愉快的。[5]

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这些字应混合使用，借用字、隐喻字、装饰字以及前面所说的其他种类的字，可以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与平淡……最能使风格既明白清晰而又不流于平凡的字，是衍体字和变体字；它们因为和普通字有所不同而显得奇异，所以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6]

通过采用与众不同的“其他的名词”，从而创造一种别出心裁的审美效果，这是亚里士多德在风格上的一个要求。这些“其他的名词”其实是一种奇异词，它包括：外邦人使用的具有异乡情调的词；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而形成的隐喻词；诗人自己创作的而一般人几乎从来不用的创新词；诗人在原词的基础上新增添一部分内容而形成的变体词；用较长的元音取代原有的元音或接受其他音节的延伸词；缩略了某一部分的缩略词；作为修饰成分的修饰词；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歌采用这些具有新奇效果的奇异词是非常“适宜”的，而且，诗歌也非常适宜采用这种手法以引起人们的新奇、惊异之感。只有通过将平常熟悉的事物变得“不寻常”，变得“奇异”，才能使文章的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与平淡。在创造和使用奇异词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强调应当大量采用创新、隐喻和变形等手法。他在《修辞学》中指出，人们对风格的印象就像对外邦人和同邦人的印象一样，所以必须使我们的语言带上异乡情调，这样才能使语言带有特殊的效果，如使用奇异词，从而可以使风格富于变化而不流于平凡，可以使语言显得新颖奇异，并能引起主体的注意，使主体感到愉悦。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俄国形式主义倡导陌生化的先声。俄国形式主义者在谈到陌生化手法时，也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的语言应具有异域的、奇特的性质，事实上它也常常是异域的：如苏美尔语之于亚速利亚人，拉丁语之于中世纪欧洲，阿拉伯语之于波斯人，古保加利亚语之作为俄罗斯标准语的基础；或者它也常常是一种被提高的语言，如与标准语相近的民歌语言”[7]。很明显，什克洛夫斯基在关于陌生化语言的创造上，明显是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困难的、艰深化的、阻碍重重的语言。不仅如此，在理论实践上，什克洛夫斯基也强调应当对现存的日常语言体系进行打碎并加以变形，或者根据旧的词根来创造新词，从而创造出一种活生生的新词，提高作品被感受的可能性。而这，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其源头。

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诗歌内容与日常生活内容所进行的区分。亚里士多德主张艺术模仿现实，但他又认为，诗歌当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和日常生活隔得较远。这就表明，在他眼里，诗所反映、所模仿的现实生活并不等同于日常的现实生活，而是与日常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是陌生化了的日常生活。另外，亚里士多德还强调采用一定的艺术手法来达到对日常生活的陌生处理，比如说采用“奇”字，运用适当的夸张（添枝添叶）等。在对诗歌内容与日常生活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而将词分为普通词和奇异词两种，并对两者进行了定义。普通词是某一地域的人们共同使用的词，而奇异词是指任何不同于普通用语的词。也就是说，普通词是某一地区人们的日常语言，而与之相异的奇异词，则是指诗人们自己创作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从来不用或很少使用的词，或者说是通过诗人对已有词的加工创作而形成的新的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使用奇异词可以使语言变得更为华丽，而且，使用奇异词可以改变日常生活语言的一般化，从而令诗歌语言带有新奇感。

应当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奇异”词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语言有着很多相通之处。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就此驻足了，他没有对此继续深入下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奇异词虽然摆脱了日常生活用语的一般化而富有新鲜之感，但奇异词必须依附于普通词。如不加限制地使用奇异词，所创造出来的不是谜语，而是粗劣难懂的歪诗。而且，过于华丽的词语也会影响悲剧对性格和情节的表达。在亚里士多德眼中，文学语言是创作者借以模仿现实世界的媒介，言语的新奇仅仅意味着创作主体风格的独特和奇特，这种独特和奇特也仅仅只是接受者认识、感受主体创作艺术性的媒介。而且，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创造奇异词的手法也仅仅限于一些文字上和修辞学上的运用，这就使得他的“新奇”诗论显得过于狭隘。

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修辞学》中并没有出现陌生化的字眼，他对惊奇、奇异和新奇等的论述也只是停留于修辞学手段的层面分析上，还没有上升为纯诗学理论的高度。但是，他所提出的“新奇”诗论，以及对诗歌内容与现实内容的区分，强调创作时应采用一定的艺术手法使文本不流于平凡，认为戏剧的情节应当设置有陌生化效果的“发现”和“突转”，戏剧的效果在于引起观众的惊奇等论述，实际上已开西方陌生化诗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