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大荒文学

目前学界对北大荒文学的界定也存在着差异，较为典型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北大荒文学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初期，表现并反映开发‘北大荒’（指严格意义）的生活和人物的文学作品”[21]。

二是“北大荒文学当属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即生活或曾经生活在黑龙江中上游流域的作家群，以这片土地为审美对象创作的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文学作品”[22]。

三是“凡是写出这一方人的风采心声情韵的，都是‘北大荒文学’”[23]。

北大荒文学中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精神个体性，人们又称之为“朔雪风格”，即刚劲、壮美、雄浑、粗犷的风格[24]。实际上真正狭义的北大荒文学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北大荒几次大规模的开发而发展繁荣起来的。1945年年底，毛泽东根据当时局势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本着“培养干部，积累经验，示范农民”的方针，在黑龙江创办了第一批国营机械农场。1947—1949年，黑龙江地区共有103个农场，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同时出现了鲁琪、钟山、丁耶等诗人。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黑龙江省密山镇（今密山市）建立铁道兵农垦局，1957年著名作家李准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25]被誉为北大荒文学的第一篇代表作，大大激发了人们开发北大荒的热情。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浩浩荡荡开进沉睡千年的北大荒，出现了第二次开发建设北大荒的热潮，他们爬冰卧雪、顽强斗争，为荒原开发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文化群体，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还不乏创作经验的官兵一方面开发北大荒，支援全国建设；另一方面也为北大荒文化发展繁荣做贡献。对北大荒的开发不仅仅带有经济功利目的，还有文化开发的诉求。郭沫若用诗歌《向地球开战》为十万垦荒大军壮行，“现在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换阵地，向地球开战。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先攻破地球表层，然后再进入外层空间。这样广阔无边的战场，已经展开在我们六亿人民的面前。……赶快向地球开战吧，同志们/无论在天涯海角，让我们陷阵冲锋。”[26]这是对北大荒文学的热切期盼，客观上推动了北大荒文学的发展。王震将军高度重视北大荒文学事业，他为北大荒的开发写下了一副对联：“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为反映这一火热的生活，1958年11月，转业官兵在虎林所辖的密山县北大营农垦局创办了《北大荒》文学杂志[27]。客观地说，反映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文学作品是北大荒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也是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篇章。北大荒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作者，创作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北大荒文学在国内文坛亮相。作家们对北大荒文化的大力表现，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将其放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碰撞、融合中，表现出北大荒文化的独特魅力及多方吸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北大荒文学因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1960年4月，文学期刊《北大仓》（从第三期开始改名为《北大仓文艺》）在佳木斯创刊，郭小川20世纪60年代初到北大荒采访，写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地上难寻”的诗句。这对北大荒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一批作家随之涌现。不容忽视的是在1958年之后，又有一批“右派”作家，如丁玲、聂绀弩、艾青、吴祖光等下放到北大荒。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作了一批反映北大荒生活的作品，丁玲写了《初到密山》《杜晚香》，聂绀弩创作了诗集《北荒草》。后来，北大荒人中还出现了林予、宗涛、王忠瑜、林青、郑加真等作家。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宗涛的长篇小说《大甸风云》及散文《北大荒踏查记》，郑加真的长篇小说《江畔朝阳》等都扩大了北大荒文学的影响。聂绀弩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为培养新人做出了贡献。农垦总局对文学创作高度重视，为反映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感人事迹，宣传部门组织业余作者创作了剧本《北大荒人》，还从“右派队”借来了两位名人，其中就有被分到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六队参加劳动的吴祖光。王震将军亲自参加剧本的讨论，剧本由范国栋执笔[28]，剧本在20世纪60年代公演轰动全国，并由北影厂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推动了北大荒文学的发展。“北大荒人”的称号也从此诞生。“‘北大荒’一旦与文艺联结起来，它的含义便发生了历史性的蜕变，具有了特定的审美含义，逐渐成为一个地域的、具有文学流派含义的美学概念。”[29]可以说，一部北大荒文学史就是北大荒人的拓荒创业史。这种心理逐渐形成了一种北大荒人的集体无意识，也构成了北大荒文学的内在品质。

20世纪80年代，《文艺评论》开辟了研究北大荒文学风格的专栏，其中关于北大荒文学的界定问题，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按题材（以地域范畴划分为标准）予以界定。将三江平原的全部、嫩江平原部分和大小兴安岭山区生活题材的作品，以及把反映北大荒的生活，表现“北大荒精神”的作品称为北大荒文学。“北大荒文学主要是按照客观的、自然的、特定的地理环境来界定的。北大荒文学，就是在北大荒这个地域上产生的，反映北大荒的生活和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的总和。它不单单只含小说，而且也含散文、诗歌、电影、戏剧的文学脚本等等。”[30]二是按作者加以界定。也就是北大荒人或者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作者创作的作品称为北大荒文学。三是题材、作者双重界定。在地域划分的基础上，把北大荒人写的、表现北大荒地域上人的生活作品，称为北大荒文学。本书则采用题材作者双重论界定北大荒文学。北大荒文学应以垦区文学为中心，包含整个黑龙江的乡土文学在内。[31]而对北大荒文学的界定“就是生活在祖国最北方的人们的文学，它描写这块土地上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人和事情”[32]。相对而言，对北大荒文学广义的概括更具说服力：“北大荒文学应以垦区文学为中心，包含整个黑龙江的乡土文学在内，是一个广义的‘北大荒派’”[33]。因此“人们习惯上把黑龙江的文学用既能表现这一文学总体风格，又和地域特色相吻合的‘北大荒’这一地理名词来代表，这就是人们乐于称道的所谓的北大荒文学”[34]。当韩少功“寻根文学”的口号提出后，中国文坛上便兴起了“寻根热”。这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展。以金河为代表的东北作家及理论作者迅速亮出“东北文学”的旗帜，不久，黑龙江又提出了“北大荒文学”的口号。北大荒文学是指整个黑龙江的乡土文学。

北大荒文学的时间界限不能仅仅限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而应是从北大荒最初的文学算起。本书重点研究范围限定在共和国开发北大荒之后产生的文学，即上限到20世纪50年代末，十万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拓荒为界。但这并不是否认北大荒文学的承续性，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萧军、舒群、金剑啸等作家的创作，四十年代关沫南、陈雷等同志的创作，以及后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曲波的《林海雪原》、丛深等同志的《间隙与奸细》等等，均应属于北大荒文学的范畴”[35]。这些“都对北大荒文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奠基或发展作用，所以对北大荒文学不能割截历史，取其一端，破坏这一文学流派的整体性”[36]。这些作家受到自然环境、风俗民情的濡染，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审美追求，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人物、语言特色上，都有着相似性。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地域色彩，生成一种粗犷豪放、雄浑厚重的风格。北大荒文学风格是与时代、地域、民族、文化等多种元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影响了北大荒人独特的审美追求。20世纪80年代，《文艺评论》就刊发研究北大荒文学风格的论文。主要有“朔雪风格”，即“坚硬”“蓬勃”“灿烂”的风格[37]；“粗犷和质朴的特质，体现出一种剽悍和浑朴的美”[38]。北大荒文化是长期以来在对土著文化血脉的传承改造基础上，在与齐鲁、燕赵为主的中原文化的碰撞交融和相互影响中，注入新的因素，而不是强加来的。这还包括与以俄罗斯为主的异国文化的激荡互动，北大荒以土著文化为基础，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汇集了军旅文化、中原文化、城市文化、农场文化、俄罗斯等异国文化，这些文化是丰富的，恰恰是多种文化经过复杂的交流、融合之后，又体现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心理和群体精神，这种文化具有客观性和开放性。其核心是敢闯敢拼的拓荒精神、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这构成了“北大荒精神”的精髓。作家的写作体现出一种观念，这与他的精神立场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文学创作体现的价值观念，是由作家的精神立场转化于写作中；另一方面文学要彰显作家的价值观，是通过读者阅读作品体悟到的作家姿态。前者是精神立场决定写作姿态，后者是写作姿态反作用于精神立场。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荒真正迎来了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机，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的品格成就文化上的辉煌。

作家通过创作体现出北大荒文化黏合剂的优势，北大荒精神的语言符号体现。北大荒文学是以“北大荒”文化为载体，以北大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北大荒文学表现出少传统重负而又多付诸实践的开拓精神，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北大荒人的行为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国家行为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开发建设，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五十四万城市知青建设北大荒，再加之被流放的文化名人和支边青年的加入，强化了北大荒文学的政治意味和鲜明的时代感。很多作家心灵深处沉潜着难以割舍的“北大荒情结”，北大荒甚至是他们创作的王牌资源。北大荒文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拥有复转军人中的文化工作者或文学骨干而组成的作家，如林予、钟涛、林青、丁继松、郑加真、郭力、王忠瑜、梁南等，在异常艰苦的垦荒生活中，他们一手扶犁耕耘着北大荒的土地，一手握笔再现了垦荒生活的真实景象。加之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作家的呼应，北大荒文学出现了小说《雁飞塞北》《大甸风云》，戏剧《北大荒人》，散文《冰凌花》《大豆摇铃的时节》，诗歌集《野百合》《爱的火焰花》，报告文学《雁窝岛》《在南泥湾道路上》《战斗在北大荒》等享誉全国的作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荒文学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影响，形成创作的高峰，产生了轰动效应。“文化大革命”后以丁玲、聂绀弩为代表的一部分流放到北大荒的老作家的复出和以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肖复兴、蒋巍等为代表的北大荒知青作家的崛起，再度掀起北大荒文学创作的高潮。此后，北大荒本土和扎根在北大荒的作家扛起了北大荒文学的大旗，代表作家有孙少山、王凤麟、杨宝琛、韩乃寅、贾宏图等，他们以《八百米深处》《野狼出没的山谷》《北京往北是北大荒》《大江弯弯》《破天荒》《岁月》《龙抬头》等作品彰显了北大荒文学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北大荒文学呈现出与其他地域文学不同的特征。但由于不同年代、不同生活道路，造就了作家不同的气质和文学追求。北大荒作家或执着于对那段不堪回首历史的反思，或执着于精神家园的守望，或执着于展现作为建设者的北大荒人的自豪。从时代的高度观照北大荒人的开拓精神，挖掘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为北大荒文学勾勒了鲜活的精神轨迹。构建其内在的精神品格，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个体的文化认同，引领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军垦式拓荒文化为北大荒留下了文化胎记。坚韧、倔强、疾恶如仇的性格，豁达而热烈的气质，与北大荒人的爽直、刚健勇猛与复转军人不服输的性格相统一。用文学表现北大荒社会生活时，原生态再现北大荒的荒芜、粗野的自然风貌和客观地表现人们的生活与斗争，呈现出一种不饰雕琢，狂放粗野、悲怆雄强的风格，追求自然、古朴之美和创业艰辛的悲壮美。透露出北大荒的风貌和北大荒人勇于创业的精神气度，李准的《老兵新传》奏响了开拓者进军北大荒的序曲。

北大荒毕竟是荒凉落后之地，乡野的荒寂与贫穷，尤其是在野蛮落后的民风习俗中体现出人的愚昧、麻木和狡黠。从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到梁晓声的《苦艾》，张抗抗的《何以解忧》，再到孙少山的黑色系列，关恒武的《两半屯》等，可以看出北大荒原生态的人文环境，那种一如苦艾一样绵绵不绝的苦涩，作家的怜悯、愤怒之情弥漫开来。北大荒文学作为东北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产生一批北大荒作家，此后，又有一批“右派”作家被流放到北大荒，70年代后成长起来一批知青作家及一大批本土作家为北大荒文学大壮声色。北大荒文学是北大荒文化的载体，传达的是北大荒文化的一种精神品格和审美价值取向。特定地理环境下的自然生态所呈现出的荒寒之美成为作家的一种审美自觉。萧疏浅淡、灵静悠远的景观和建设者的宏大气魄高度契合。自然的野逸之美从满足感观层面的自然描写上升至精神层面的美学追求，北大荒人作为自然世界中的一个构成元素，在自然法则中，同其周围的一切事物一起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生存群体。在北大荒文学创作中，人以外的自然界成为作家艺术审美精神的寄托，探寻着文学表达方式的多重可能。北大荒文学所传达出的审美品格，正是人与自然在相互依存所展现苍茫古朴、粗犷浑厚、大气豪迈的风格，显示了北大荒人豪放、热情、率真的性格特征，外部形态与内在心灵相统一的大气美，体现主体精神的坚守和心灵自由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