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近代汉语副词的研究现状
汉语副词是处于实词和虚词的临界位置上的一类虚词,语法地位特殊;除纯状语性这一共同语法特点之外,每个副词都有很强的个性,吕叔湘先生(1979: 36)也因此称之为“大杂烩”,加上副词又是数量最多的虚词,自然也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缺乏合适的副词研究理论和方法,早期的副词研究常常从意义出发,重点介绍副词在不同环境中的意义和用法,通常采用的是词典式的列举,因此副词的特点、分类等宏观问题长期存在争议,同时重点副词的语法特点,发展演变等微观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理论新方法的影响,汉语副词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近年来,许多近代汉语语法著作都对副词进行了深入的说明,同时副词的专书和断代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出现了一些专著和大量的硕士、博士论文,主要有: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1987: 249—286)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副词部分,将近代汉语中的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否定副词、情态副词五个次类,考察了近代汉语中的一百多个常用副词,大部分副词如“极、最、从来、当初、本来”等举出较早出现的用例。同时对某些副词的发展演变作了初步考察,如“顶”的原义是“头的最上部”,又指“其他东西的最上部”,由此引申为表示程度最高,用法与“最”相似。
向熹(1993: 654—684)在《简明汉语史》的“近代汉语副词、介词的发展”一节中,将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情态副词、语气副词、否定副词六个次类,每个次类下又分若干小类考察了近代汉语中新出现的副词,指出副词出现的时代,并举出一些用例;同时对某些常用副词的本义和发展演变做了初步考察,如副词“一并”,是由“一”和“并”同义连用而形成的双音程度副词,表示两件事情一同发生;“一并”产生于宋代,元明以后广泛应用。
吴福祥(1996: 105—168)的《敦煌变文集语法研究》副词部分,将该书中的副词分为时间副词、程度副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方式副词五个次类进行计量统计和描写分析。每个副词均统计了出现频率,并指出其意义和用法;有些副词还探讨了其来源和产生时代。吴福祥(2004: 104—173)的《〈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根据语义功能,将《辑略》中的副词分为八个次类,即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累加副词、关联副词、否定副词以及情状方式副词,然后分别加以讨论。分析单个副词时,先指出该副词的意义,然后对其句法功能进行分析。
唐贤清(2004: 13—14)的《〈朱子语类〉副词研究》,本论部分把《朱子语类》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语气副词、否定副词、情状方式副词六个次类,对其中的副词做穷尽性统计;分论部分对“煞”类、“大段”类、“尽”类、“索性”类副词在《朱子语类》中的运用及产生发展进行了考察;最后总结了《朱子语类》副词的特点,归纳了副词形成的条件。
杨荣祥(2005: 49—50)的《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以晚唐五代的《敦煌变文》、宋代的《朱子语类》、元代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元曲选》、明代的《金瓶梅词话》为基本语料,整理出晚唐五代至明代汉语中使用的副词,按照语义特点和功能特征将副词分为总括副词、类同副词、限定副词、统计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语气副词等十一个次类。然后分析了近代汉语中如“仍、莫、正、刚”一些多项副词和副词词尾“乎、生、地、个”等的来源及其在近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最后重点讨论了近代汉语中总括副词“都”、类同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语气副词、否定副词六类词的发展演变情况。
陈群(2006: 1)的《近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根据程度副词所表示程度的不同把近代汉语的程度副词分为“太”类、“最”类、“更加”类、“很”类和“稍微”类五类。然后逐一分析每一类中各个程度副词的意义、所修饰成分的性质以及“程度副词+动词性短语”在句法结构中的功能,描写分析得非常细致。
山东大学王群(2006)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山东方言副词研究》,以明清时期的三部白话小说《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为研究对象,将三书中的副词分为程度、总括、统计、限定、否定、语气等十二个次类进行穷尽的计量统计和描写分析,展现了明清时期山东方言副词的基本面貌和特点;结语部分,总结了明清时期山东方言副词的特点,并探讨了副词的性质范围、形成方式等理论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张振宇(2010)的博士论文《〈三言〉副词研究》,把该书中的副词分为范围、程度、时间、否定等六类,并做了穷尽性考察;然后选取了“毕竟、端的、一时、漫、辄、总”等多义副词,分析了它们在《三言》中的义项,并讨论了这些义项的发展演变过程,并理清了这些多义副词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同时对《三言》中“不常、大分、怪见、烂”等二十个具有浓厚方言色彩的副词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
苏州大学刘冬青(2011)的博士论文《北京话副词史(1750—1950)》,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正红旗下》为语料,将这段时期的副词分为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情状方式副词、语气副词、否定副词六个次类,讨论了各类副词的历时发展,总结了北京话副词的整体特点,并归纳了北京话副词发展演变的一些规律。
山东大学栗学英(2011)的博士论文《中古汉语语气副词研究》,概论部分,根据表示所表语气的不同,将中古汉语语气副词分为确认强调、委婉估测、评价、疑问反诘、否定劝止五大类,并对其进行一一描写,清晰地展现出中古时期语气副词的概貌。分论部分,考察了中古时期“都、势必、其实、莫、莫不”等语气副词的出现时间及发展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它们的来源和演变原因。结论部分,总结了中古语气副词的特点,归纳了语气副词的形成特点和五种形成方式。
彭坤(2005)、聂丹(2005)、张晓英(2005)、许卫东(2006)、刘蕾(2009)、宋媛媛(2009)、管晓燕(2009)、张伟丽(2010)、李锦(2010)、薛瑾(2010)、赵质群(2011)、杨艳华(2011)等人的硕士、博士论文也以近代汉语的专书副词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描写和分析得出了十分可信的结论。
2.副词的个案研究成为重点和热点,在副词的个案研究中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使具体副词的特点和演变过程逐渐清晰,由先前单一共时平面的静态描写逐渐转变为多角度立体的动态考察。近年来,副词演变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单篇论文。
李杰群(1986)认为,“甚”在先秦两汉时是形容词,到魏晋南北朝才发展为程度副词。陈宝勤(1998)指出,副词“都”是由“聚集”义的动词“都”引申而来。“都”作为范围副词最早出现于东汉,魏晋到北宋时期,副词“都”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南宋以后,“都”的使用和意义发展迅速,元明时期“都”的用法已经和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和意义基本一致。杨永龙(2002)认为,“已经”成词初见于宋,至明代已经常见。“已+经”本不在同一句法层面,在逐步发展中,意义上“经”的动词义逐渐减弱,句法上两者从没有关系到最终结合为一个整体。“已经+N”是“已经+V”功能扩展的结果。卿显堂(2003)的《副词“尽情”的形式化标志》,认为副词“尽情”萌芽于宋代,正式出现于明代,其形式化标志有二:一是句法形式上使用“将”“把”等处置式的句子;二是语义特征上具有表示多数的数量特征。这种情形到明代得到充分的体现。席嘉(2003)认为,转折副词“可”产生于唐代。汉代产生的“可”作反诘副词的用法,在唐代引申出否定、疑问和强调语气等多种语气。梅立崇(2003)细致地讨论了两类“却”的语义和句法分布特征,揭示了“却”在句法、语义方面的“正负对立”现象及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对应关系。武振玉(2004)的《程度副词“非常、异常”的产生与发展》,认为这两个程度副词均来源于含有“超常”义的词组,都在南北朝时期虚化出程度副词的用法,用于表示程度之高。李宗江(2005)认为,“即、便、就”共有五个相同的意义,在这五个意义上,“即、便、就”分别存在着历时替换关系,此文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描述了它们的替换过程,以及“即”和“就”由动词虚化为副词的过程。唐贤清(2006)探讨了副词“互相”与“相互”产生发展的过程,比较了二者演变的差异性,特别注意了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代词用法。张谊生(2007)指出,副词“极其”是由动词“极”和指示代词“其”经常共现连用虚化而成的。副词“极其”萌芽于南宋,形成于元明,成熟于清朝。节奏的双音化、表述的程度化和指称的虚无化是副词“极其”词汇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曹秀玲(2008)认为,“相当”的虚化是历时演变的必然和共时层面语言运用的偶然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此文考察了“相当”虚化的轨迹,描述其现实表现,分析其虚化机制。雷冬平、胡丽珍(2010)认为,时间副词“正在”在元代产生,它的形成是“正+在这里/那里+动词性短语”结构强化更新的结果。
此外,江蓝生(1990)、孔令达(1996)、钟兆华(2002)、朱冠英(2002)、唐贤清(2003)、邱冰(2004)、武振玉(2004)、李宗江(2005)、孙菊芬(2007)、王秀玲(2007)、叶壬华(2008)、李广瑜(2010)等都对近代汉语副词有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汉语副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难看出,近代汉语副词的研究集中在对专书进行平面的静态描写,横向对比和纵向比较相对薄弱。静态考察可以对专书副词的面貌有全面认识,横向对比和历时比较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副词的整体特征及副词的演变特点。因此,蒋绍愚、曹广顺(2005: 115)认为,对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既要做平面的静态描写,同时也要对专书副词做横向对比和纵向比较,只有这样才能把副词演变的研究引向深入。
我们拟对《绿野仙踪》中的副词做全面、细致的探讨,横向上将其副词与同时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部书中的副词进行比较,纵向上与宋元明时期以及现代汉语副词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