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70年代文学的生存方式之一就是隐形于民间，以一种类似于民间文学的生存与传承方式存在着，并以聚流成河的姿态在一个封闭时代中，使文学成为最有意义与价值的思想载体。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70年代散布于全国的自发的民间性的文学、文化与知识组织对新时期后中国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形成都有着重要影响。

70年代逐渐散布开来的地下文化沙龙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杨健的说法，60年代初出现的这批沙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子弟，背景是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人，另一类是社会关系复杂的平民子弟和“黑五类”子弟，有更多的民间背景。例如，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张仃之子张郎郎为核心的“太阳纵队”是一个诗歌团体，他们崇尚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而且不定期地邀请艾青、海默和吴祖光等文艺名家到沙龙聚会。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与中美之间对话的开始，为70年代的中国青年人思想精神的变化做了最重要的铺垫，可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因为此后，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在接受各种信息和分析信息时将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系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城市沙龙日益增加，在北京，徐浩渊沙龙、鲁燕生沙龙以及史康成沙龙等都较有影响，后者则是诗人北岛等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并且这些沙龙间也以交换书籍的方式不断地交流、沟通，逐渐成为一股颇有影响力的地下文化潜流。此时，在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沙龙，重庆有陈本生、马星临等沙龙，南京有顾小虎沙龙，厦门有黄碧沛沙龙，贵州则有影响很大的黄翔和哑默为首的地下诗歌组织……这些地下的民间文化组织对很多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新世界在向他们敞开：“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80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4]地下沙龙不仅在都市生长，随着知青下乡大潮在70年代初走向高潮，乡村的知青文化群落也日益显示出了生命力，我们熟知的白洋淀诗人群体可以说是新诗歌运动的大力倡导者。

上面提及的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文化沙龙，其主要的活动形式带有鲜明的民间活动特质，比如沙龙中的交流是以“讲述活动”为主，即使某些非沙龙性质的“聚会”，也都是以口耳相传为主。张郎郎曾回忆说，在他坐牢时的精神宴会就是讲故事，各人讲各人的拿手绝活，厨师讲“道道名菜的做法”，他则“侃故事”“侃诗”，并且靠侃故事占据了一席之地。[5]民间文学研究者认为民间文学亦可以称为口承文学，具有口头性、传承性和集体性，其传播的方式之一就是“讲述活动”。“讲述”是一种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在传统时代民间社会大为盛行，讲述时，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在场，因而讲述是最接近意识的自我在场，它因说话者和听着在场而充满生气。70年代地下文化沙龙及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聚会，精神产品的传播依赖的就是“讲述”与“口语”。张郎郎在谈及狱中“侃诗会”时，就提到文学的传播方式是：张郎郎教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子背诵了大量诗歌，段铎为加强记忆再把这些记忆中的诗歌背给王涛和其他伙伴，结果是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都还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6]。像这样充满民间文学传播与创造的文化活动，其实成为20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传承与文化传承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民间社会通过媒介选择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的必然之举，也是民间性在语言上的“遗留”呈现。

沙龙中的传播品，也大都属于“内部”读物、限制性“读物”或“禁书”，其中产生广泛文化影响与思想启蒙意义的读物，是所谓的“皮书”。“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为了配合当时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我国有关部门指定一些重要的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著作（也有不少历史、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述）。这些书籍装帧设计简单，一律以灰色、白色、蓝色、黄色、红色、绿色等单一色调做封皮，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都印上‘供批判用’‘供内部参考’‘内部发行’或‘只限国内发行’等字，时人咸称‘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蓝皮书’‘红皮书’……”[7]“皮书”作为一种特殊出版物，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据有关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革’结束，大约出版了两千种外国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皮书’”[8]。其中文学类“皮书”出版主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个是1972年至1978年间，“这个时期内部出版发行的‘苏修’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约有数十种”[9]。有论者谓，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性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的阅读史是惊人地相似。……他们只能偷偷阅读这些‘禁书’（皮书），在亲密朋友的小圈子内互相交换图书，也互相交换心得，形成一个广泛的‘地下读书活动’。在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和虚伪后，这些书籍成为他们思想启蒙的营养和精神食粮。……先后活跃于京城的秘密读书组织有‘赵一凡沙龙’‘徐浩渊沙龙’等。”[10]葛岩在《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说：“这种时为禁忌的（阅读）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11]“皮书”的传阅带有鲜明的民间阅读的特征：隐秘的、个人化的、诗性的。这里的“诗性”不是通常在讨论民间时所阐释的那种田园诗意，而需要哲学思考的融注，就是说民间阅读的选择往往是其生命形式的一种显现，自由的、自在的精神是其阅读选择最核心的品质。“皮书”所带来的阅读意义恰恰在于其具有敞开文化想象、获得心灵慰藉的能力，这种意义是民间阅读诗意存在的本质。

此外，“70年代文学”的重要承载方式——民刊与手抄本小说，也是带有民间性质的文化活动。手抄本小说是与主流文学相疏离甚至对立的文学样式。“手抄本”小说一般先由某人匿名写作，然后由喜好它的人抄写传阅，传抄过程中抄写人有时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好恶加工或修改。20世纪70年代存在过的好多手抄本，今天已少有人阅读或记得它们，因为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它们几近灭绝了，不再出现于构成当今文学文化的阅读书目中。我们也没有能力按照进化的路径回溯，以便发现过去实际经历的文化。然而20世纪70年代存留下来的手抄本小说与民刊可以多少使我们瞥见文学真实的存在——最具爆发力的、在其真实的环境中的存在，那是一个努力挣脱文化禁锢与主流文学经验的世界，是一个知识者运用民间语言与思维建构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民间情感通过知识化想象与虚构被呈现出来的世界。如果从历史和意识形态角度研究手抄本小说，有一点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我们应对的是每个故事的叙事结构中多元的表现和声音。因为在手抄本小说中，参与写作的民众充当了民间文化的“主体”、代言人，其思想与情感是极为复杂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自由气质，决定了其具有的私人状态的手稿性质，这些都是70年代知识者极为渴望的文学存在方式。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民间知识群落，从1971年到1976年，各类民间艺术活动及群众普及性活动也颇具规模，这时期“一方面是上层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推动，一方面是底层工人群众的自娱自乐，而且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而且“民众民间言论的禁忌开始打破，这是对后来改革开放的形式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社会变化”[12]。1976年后中国“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文学的春天到来了，但是很多有魅力、有影响的文学艺术活动仍潜隐在民间，比如在新时期被称为“朦胧诗”的诗作及其作者，“文化大革命”后很长一段时期还是处于“地下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浮出水面。

无论是地下沙龙、禁书的传阅与内部读物的影响，还是民刊与手抄本的存在都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者一个共同的、潜在的动机是要重新寻找自身文化的源头。这实际上也是启蒙者寻求本真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在70年代政治、文化集权出现缝隙的时期，一部分知识者要想获得某种精神的慰藉、解脱或者说关于“向何处去”的哲学答案，就只有到富有超越性的启蒙思想中寻找，然而70年代中国社会的隔绝状态，使得先进思想难以注入，启蒙者的追寻变得异常艰难，那么，可否在民间资源中寻找本真性呢？这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此时，知识者就必须要融入民间，同民间文化与精神共同生成了一个特有的空间——“知识民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匿名的民众或知识群体正可以充当世俗的自我与终极精神的隔阂之间的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