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世界文学的眼光
——以铁凝的文学实践为例
所谓新世纪文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应该主要是一个时代概念，也就是说，新世纪前后，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方面，从中国内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重要的转型，由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向市场经济时代；另一方面，从世界格局来看，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的弥漫，世界逐渐由过去的冷战时代转向了对话和交流的时代。新世纪文学恰好是对话和交流时代的产物。新世纪文学显然从多方面体现了对话和交流的时代特征，而越来越具备世界文学的眼光，则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方面。
我选择铁凝的文学实践来说明这一问题，是因为我注意到铁凝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她从21世纪之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这一特殊身份使铁凝的文学实践更能折射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特征。2005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成为自茅盾、巴金之后，第三位担任这一职务的作家。铁凝作为新一届的主席，显然与前两届主席有着明显的不同：不同之一是前两届主席都是以德高望重的身份获得这一职务的，而铁凝就任主席时要比茅盾和巴金就任主席时的年龄年轻得多，这就意味着她不是以自己的威望而必须以自己的实干来开展工作，否则不可能得到众多作家的认同。不同之二则在于铁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两届主席基本上是处于冷战时代，而铁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全球化时代。因此，从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角度说，铁凝比她的作协主席前辈更为幸运。关键是，铁凝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铁凝身处中国作协主席的位置，让她有了世界性的视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她当选作协主席不久，一些国家驻中国使馆的文化官员，也包括一些大使，先后到作协来拜访，他们在拜访中都表达了愿与中国作家展开更多文学交流的愿望。这更加坚定了铁凝的想法。一封美国作家的来信，让铁凝的想法变成了具体的行动。这是一封来自美国作家聂华苓女士的祝贺信，聂华苓热情祝贺铁凝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国作协主席。聂华苓同时还在信中邀请中国作家加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她热切期待“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能与中国作家协会合作。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the University of Iowa，简称IWP）是由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于1967年创立的，这是全世界首个由一间大学举办的全球性作家交流计划，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12名作家。自成立以来，已有超过115个国家及1000名作家获邀到访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1979年中美建交，“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周末”。之后的10年间，余光中、梁牧、王文心、白先勇、萧乾、艾青、陈白尘、茹志鹃、王安忆、吴祖光、张贤亮、冯骥才、汪曾祺、北岛、阿城、刘索拉等都参加了这个“国际写作计划”。写作计划为期三个月，鼓励获邀的作家参与大学课程，安排各种座谈会、阅读会等。1989年以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中国的合作中止了。这一次聂华苓主动提及再次合作的事宜，铁凝非常兴奋，她觉得这就是自己所说的义不容辞的事情，也是中国作协应做的“大事情”。在铁凝的努力下，中国作协很快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双方最有开创性意义的一次合作是在几年后的2011年，以往都是中国作家走出去，这次选择让美国作家走进来，美方组织了9名美国青年作家来中国进行文学旅行。中国作协选出9名中国青年作家和美国作家共同旅行，大家一起参观访问，然后写出自己的感受，分别翻译成中英文，聚在一起朗诵、讨论。铁凝说：“他们能由彼此陌生的相互试探变成一种感情上相互的渐渐了解，由此能看到彼此很多的差异。这对作家是个浪漫而又具体的文学体验。”
与海外作家进行文学交流，这当然是中国作协主席应该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但铁凝并不是将此当成一项事务性的工作来对待。随着与世界的对话越来越频繁，铁凝愈发意识到，文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具有政治、经济都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2009年，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中国作为主宾国，中国作协派出了由一百多名作家组成的强大阵营，在书展现场举办了近80场文学活动。中国文学借助法兰克福书展的舞台，做了一次精彩的亮相。这是与铁凝的努力密不可分的。在最初的规划里，只要求中国作协选派几位作家参加本次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铁凝认为，既然法兰克福书展确定中国为主宾国，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采。她提议邀请一百多名作家参加书展。铁凝的提议得以实现。在书展现场，铁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相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作家阵营来参加国际书展，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但她同时也强调，这种意义不会随着作家的突然到来就马上产生，这将是一个慢慢产生的过程。所以走出这一步非常重要。铁凝还专门引用了一位名人的话说：你要想了解一个民族，最好和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去读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她确信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所以铁凝怀有极大的热情去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举办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应该是一个极具建设性和主动性的大手笔。汉学家是一个翻译词，英语为sinologist，西方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统称为汉学家。汉学家往往也是一名翻译家，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是通过汉学家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的。因为工作关系，铁凝接触了不少的汉学家。她发现汉学家多半都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中国作家协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在铁凝的提议下，中国作家协会决定举办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首届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8月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俄罗斯、意大利、荷兰、乌克兰、韩国、埃及等十几个国家的30余位汉学家参加了会议。铁凝代表作家协会向大家承诺：“我们乐于帮助译者联系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出版商，协助解决版权；我们乐于帮助译者申请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资助；我们乐于连续不断地在汉语的故乡接待大家，为大家创造和提供更多的与中国作家接触、交流的机会。”[1]曾经翻译了余华《活着》的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则以这样的倡导做出了回应：“让我们一起开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的道路吧！”[2]由中国作协举办的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每两年就举行一次，到2014年已经举办了三次。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好渠道。就是在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上，“解读中国故事”作为一个鲜明的主题被提了出来。中国作家用汉语讲述着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神奇故事。但不懂汉语的人感受不到中国故事的魅力。因为有了翻译，世界各国的人也能够听懂中国故事了。所以铁凝把翻译比喻为“连接人与人心灵和友谊的彩虹”。
中国作协的对外文学交流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扩大，交流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比如与其他国家合作，举办两国作家的文学论坛，先后就举办了中俄、中韩、中美、中德、中法文学论坛。比如举办国际作家写作营，这也是中国作协这些年扩大国际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相继在江西庐山、河北唐山和天津举办了国际写作营，每一次国际写作营，会邀请一二十位海外作家，与中国作家一起进行文学对话和交流。在这些活动中，都能看到铁凝的身影，她也为此花费了很多心血，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她越来越相信文学的神奇作用。她曾写过一篇散文介绍了她与泰国公主诗琳通的文学交往。诗琳通读到铁凝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非常喜欢，并想将这篇小说翻译成泰文，通过她的中文老师征得了铁凝的同意。2014年，诗琳通来北京，将她翻译的《永远有多远》的泰文版图书赠给铁凝。铁凝特意将两人的会见地点安排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鲁迅文学院。为的是更好地向诗琳通公主介绍中国的文学。诗琳通不仅翻译了这篇小说，还因为这篇小说，她专门在泰国修了一条北京胡同，在这条北京胡同里，就能买到铁凝在小说里写到的北京小吃。[3]铁凝感慨道：“文学的影响就是这么微妙和奇特！”[4]
铁凝并不是一个眼界闭塞的作家，也不回避新时期以来不断冲击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潮，在她的创作中同样能够发现向现代派学习的痕迹。但她对这种学习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她不想因此而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都遮掩掉。而她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对于人类的精神价值有了新的认知。她意识到，与世界文学对话，并不是要求人们都换成同一种叙述腔调、同一种结构方式，而是对世界怀有相同的心理感应。铁凝后来多次跟别人谈到她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访问美国的一段经历。1985年，铁凝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赴美国进行文学交流。这也是铁凝第一次踏出国门。在一次与美国的作家、批评家及读者座谈的活动中，一位美国青年从铁凝的简介中得知她的《哦，香雪》获得了全国的短篇小说奖，便请求铁凝讲一讲这篇小说。但铁凝认为她写的是中国一个偏远山区里的故事，一个乡村的小女孩从来没有见过火车，而一个在现代化都市中长大的美国青年不可能听得懂这样的故事。所以她不愿意讲。而美国青年执意要听铁凝讲故事，铁凝身边的美国翻译也表示非常想听。铁凝有点不情愿地讲了。她想尽快结束在她看来不会受到大家理解的讲述。没想到讲完以后，在场的人热烈地鼓起掌来，那位美国青年还特意对铁凝说：“请你相信我，我听懂了你的故事，它让我很感动！”这让铁凝感到很意外。另一位参加活动的美国某杂志的主编告诉铁凝，这绝不是人们说的客套话，并很严肃地对她说：“你知道你的这篇小说为什么打动了我们吗？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这句话深深铭刻在铁凝的心里。[5]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后，铁凝在开拓文学交流的过程中对这一点体会尤深，她有了一种自觉的和自主的比较意识，总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找异同，用铁凝自己的话说，她是要“在差异性对话和时空的神奇拓展中，享受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共同的魅力”。
铁凝在多次场合中表达了这一意思，并不断地将这一观点加以深化。比如2009年在巴黎举行的首届中法文学论坛上，她就以这一观点作为自己演讲的主旨。她演讲的题目是“桥的翅膀”。她分别讲了三个关于桥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摄影记者孤身在山中遭遇到狼群时脱险的故事。危急中记者来到了一座桥边——但不是真正的桥，而是架设在两山之间的一条水槽，记者终于凭借这条水槽爬到了对岸。修建水槽的目的并不是用来作桥，但求生的愿望将它变成了桥，铁凝感慨道，一个作家应该有能力使自己的写作遭遇危机，这样“才有可能遇见创造之路上的山谷水槽——那逼迫你打破常规的桥”。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两位法国画家的艺术借鉴的故事。铁凝从巴尔蒂斯的画中发现了另一位画家库尔贝的痕迹，铁凝认为，巴尔蒂斯是一个成功的“剽窃者”，他在库尔贝的一幅并不被画家自己重视的画作《为死者化妆》中敏锐地把握到了库尔贝不经意流露出的现代意识，并将其发挥到极致。铁凝说：“我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大师从他的前辈那里‘借’到了通向自己的江河湖海的桥。”在第三个故事里，铁凝讲述了她是如何从传统戏曲里汲取艺术营养的。铁凝介绍了她家乡河北的一出地方戏《借髢髻》，在这出戏里，两个女人絮絮叨叨，却能让观众听得一点也不厌烦。铁凝从中深受启发，她说：“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当我想用说话来表现某个人物的复杂内心时，《借髢髻》成为我和我的人物之间的桥梁。”可以说，铁凝用三个故事为人们“建造”了三座不一样的桥，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6]
在这三个故事里，我们也体会到铁凝是如何享受“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共同的魅力”的，特别是第二个故事里，既涉及不同文化背景，而且也涉及不同艺术领域。铁凝并不是以一个美术专家的身份来评价巴尔蒂斯的艺术风格的，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铁凝的非凡的美术鉴赏才华，而铁凝也以此证明了，即使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因为“情感的相通”，使她与巴尔蒂斯有着同一双分辨艺术的眼睛。
在文学交流的场合，铁凝还愿意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们分享她为自己所建造的文化之“桥”。在第三届中、韩、日三国文学论坛上，铁凝就在她的演讲中告诉在座的作家们，她的一个短篇小说《蝴蝶发笑》，就是因为她读到一个韩国的故事后受到启发，产生了灵感。她说：“十几年前我在韩国曾读到报纸上一则故事：一个年轻人的自行车坏了，他想扔掉再买辆新车。祖父对他说，你应该学着修一修自行车。年轻人对祖父说，如今谁还会自己修自行车啊。祖父说，如果你的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一扔了事，那么有一天你的脑子坏了你也要把脑子扔了吗？灵魂出了事你也要把灵魂一扔？这个朴素的故事引发我写了短篇小说《蝴蝶发笑》，我觉得那位韩国祖父和晚辈的对话其实涉及现代人如何唤醒处理自身种种难处的能力，还有对进步或者是退化的困窘和疑惑。”显然，铁凝拿起这份韩国的报纸时，她不是简单地读一个故事，而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了一座桥，她成功地从这座桥上走了过去，走向“人的心灵深处”。
在与世界各国的作家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培育起了铁凝更自觉的世界文学的眼光。
世界文学，自从一百多年前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中国新文学诞生之际，这个词语一直刺激着中国作家的大脑。德国作家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尤其让中国作家富于联想的是，歌德是在阅读了中国的文学作品后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说自己正在读一部中国的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歌德对其称赞不已，歌德感慨地发表了他著名的言论：“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7]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激励也是显而易见的。“从20世纪初郑振铎提出的‘文学统一观’，到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学’，再到21世纪伊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乃至最近国内热衷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无不显示了这种渴望。这种渴望中包含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论述，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从世界主义到本土主义，从吸纳到输出的转变，但‘成为世界文学’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8]
铁凝也曾向国外的作家介绍过她的世界文学之旅。比如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届东亚文学论坛上，铁凝坦率地谈到她年轻时阅读世界各国文学经典的经历，她说：“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9]毫无疑问，这样的阅读就像是给铁凝配上了一副世界文学的眼镜，也使她自己的文学写作有了一个更大的参照系。既然铁凝乐于将她非常欣赏的法国画家巴尔蒂斯称赞为成功的“剽窃者”，那么，阅读了这么多的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她当然也会尝试着做一名成功的“剽窃者”的。的确，我们能够从铁凝的作品中，发现这些世界文学经典的蛛丝马迹。但铁凝作为“剽窃者”也如同巴尔蒂斯一样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她不过是将世界文学经典当成了一座又一座桥，最终她要通过这些桥到达“自己的江河湖海”。也因为有了这一座又一座的“桥”，使得铁凝自己的文学世界更加敞开，即使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也能便利地抵达铁凝的文学世界。不妨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铁凝作品的解读为例子。大江健三郎与不少中国作家都是好朋友，也读了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很喜欢铁凝的小说。有一年，铁凝去日本访问，大江健三郎和夫人特别邀请铁凝去他家做客。在交谈中，大江健三郎谈起他读过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小说中的情节他记忆犹新。大江健三郎特别对小说中的三个女性人物印象深刻，他认为可以把这三个人物当成同一个形象，“都是在绝望当中寻找希望”。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说他就是一个绝望的人，但他仍然在寻找希望。大江健三郎非常欣赏这三个人物中的一个不良少女的形象，他称赞铁凝对这个形象的构思，他说：“不良少女的母亲是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磨难。她在绝望的处境中仍然要给她的女儿留下希望。在自杀之前，她把希望留给了女儿，女儿凭借着这份希望得以继续生活下去。这种描写太了不起了，也只有铁凝先生做到了。”在这次交谈中，大江健三郎还谈到了莫言等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最后他感叹道：“毫无疑问，在未来三十年之内，中国文学将会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铁凝先生您需要做的就是，在三十年期限到来之前写出更优秀的长篇小说。”
铁凝对世界文学有着自己的认识。她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本无国界，只要全世界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块文学土地，连接起来将无边无际，丰富无比。”我觉得这就是铁凝对世界文学最形象的描述。世界文学是一块又一块的文学土地连接起来的，每一位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每一块土地上的作家都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在铁凝的描述中应该包含无数的桥，因为这无数的桥，让每一个作家都能够从自己的土地走向其他作家的土地上。铁凝非常看重“桥”的喻义。她和人们讨论文学交流时多次使用到桥的比喻。在中国作协的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她发表了题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的讲话，她在讲话中再一次谈到文学具有桥的作用，她说：“在世界仍然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的时候，当一种文化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时候，文学让万里之外的异国民众意识到，原来生活在远方的这些人们，和他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和善良；文学也会使他们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他们将在这种差异中，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文学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10]铁凝心目中的世界文学，既包含统一性，也包含差异性；既包含个人性，也包含对话性。铁凝就是带着这样的世界文学的认知走向世界文学的大舞台的。
世界文学的眼光也大大拓宽了铁凝的文学空间。铁凝自成为中国作协主席以后，必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公共文学事业上，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经过了一段时期对新的角色和工作的适应之后，又开始了写作，不过她把重点放在短篇小说写作上，几乎每一年仍然能够发表一到两个短篇小说。从2008年起，铁凝相继发表了《伊琳娜的礼帽》《咳嗽天鹅》《风度》《内科诊室》《1956年的债务》《春风夜》《海姆立克急救》《飞行酿酒师》《告别语》《七天》《暮鼓》《火锅子》等十余篇短篇小说。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铁凝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她写作短篇小说的特长，精于构思，叙述讲究，也延续了以往的艺术风格。铁凝有自己的风格，但我们始终对她的风格关注得不够，她的风格不是那种具有浓烈鲜明色彩的或具有高亢锐利声音的、非常张扬个性的风格，而是像一缕带着清新气息的微风轻轻掠过。这种风格特征可以这么来概括：她擅长从日常生活出发，虽然体察的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却能以小见大，发掘出生活细节中最丰富的内涵。
关于铁凝的艺术风格，在前面论述她每一个阶段的创作时都涉及了这个方面。我这里不想再就铁凝的风格展开论述，因为铁凝的艺术风格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特别是成为中国作协主席之后，她基本上处于一种业余写作的状态。我想，处在业余状态中的铁凝，应该不会处心积虑地去思考如何在艺术风格上进行变法和突破这一对于作家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事情的，而且即使她有这样的念头，现实也没有给予她去实践的时间和环境。因此我宁愿把铁凝的每一次短篇小说的写作看成在艺术上的“磨刀”，她担心长期的不写作将会使自己的文学感觉变得迟钝，写作技巧变得生疏。在公务繁忙中她仍要挤出时间来，一个短篇的写作相对来说不必占用太多的时间，但每一次的写作，就好比是将自己的文学“宝刀”再磨一磨，从而保持刀刃的锋利。因此这一段时间内写的短篇小说能够看出铁凝在艺术性上特别下功夫，无论是构思还是语言，都能见出铁凝的匠心。以她担任作协主席后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咳嗽天鹅》为例。这篇小说堪称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铁凝是从咳嗽这一日常生活中非常细小的现象入手的。爱干净的司机刘富不喜欢老婆香改的脏乱差的习惯，要和她离婚，但此时香改得了咳嗽的毛病，刘富打算帮她治好了咳嗽再离婚。这期间他又得到了一只病天鹅，这是一只咳声天鹅，叫声就像咳嗽，刘富干脆就叫它“咳嗽天鹅”。从此，院子里香改和天鹅一起咳嗽，让刘富感到更加烦乱。后来他把天鹅转送给省城的动物园。动物园发现这只天鹅太老了，没有存活的意义，将其杀了做成了一道招待刘富的菜。刘富看到这道菜愤而离去，当他回到车上看到一直在车里等着他的妻子时，他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没有把车开向医院，而是开回家，他觉得治咳嗽的病可以慢慢来，现在最要紧的是回家好好过年。铁凝通过咳嗽声相似这一点非常巧妙地将两夫妻的关系变化与保护天鹅的生态问题连接了起来，达到一种暗度陈仓的艺术效果。小说从夫妻感情不和入手，看似写庸常的生活琐事，却在庸常生活中植入陌生化的天鹅故事，最后又从天鹅之死转移到庸常的生活，而小说人物从庸常中有了不平常的发现：司机刘富看不惯妻子的种种习惯，但在养天鹅的经历中，他才意识到，妻子身上的坏毛病恰是她真实的一面，她从来没有遮掩过，意识到这一点，他便“有了几分失而复得的踏实感”。铁凝由庸常—陌生—庸常的递进，把读者导引向了一个生活哲学的境界。总的来说，铁凝这一阶段的短篇小说延续了她的艺术风格。
讨论铁凝这一阶段的短篇小说，最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铁凝的自觉的世界文学的意识也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她努力去表现“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铁凝是如何在自己的小说叙述中表现“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的呢？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展开这个话题。
其一，铁凝对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抱有极大的兴趣，以一种积极的政治情怀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格局的变化。虽然铁凝这个阶段的短篇小说基本上写的是身边的日常生活和普通的人物，但铁凝在观察和处理日常生活时分明带着大世界的眼光。比如《咳嗽天鹅》就是一篇因为生态的忧思而有了创作冲动的小说。生态危机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三大危机之一（另外两个危机是能源危机和精神危机），生态问题也成为当代政治和当代思想学术最前沿的问题。不少作家关注生态问题，书写生态题材的作品，生态叙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都被看成文学的积极姿态。铁凝这一阶段的小说中，不仅《咳嗽天鹅》涉及生态问题，另一篇小说《七天》更是将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作为小说的核心情节。铁凝的小说中也有不少新知识带来的文学灵感。如《海姆立克急救》，其构思来自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而《飞行酿酒师》则将大师的葡萄酒知识穿插在故事之中，变成了一个个情节发展的活扣。但铁凝并不是生硬地搬用新知识和新观念，而是融化在自己的文学体验中。比如铁凝的生态叙述就不是简单地追随生态主题，更不像国内某些生态小说那样唯生态而生态，与中国现实相去甚远。中国现实情景是：一方面，生态意识被当成最先进的思想；另一方面，生态意识又与实践完全脱节。铁凝的小说虽然不是正面表现中国现实的生态问题，但她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并以此来深化小说的主题。天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连最普通的村民都知道这一点，但出人意料的情节发生了，病天鹅到动物园以后反而遭遇劫难，而且杀它的竟是那位天天与天鹅相伴的、将天鹅馆收拾得像天鹅们的“天堂”的景班长。铁凝由此表达了比一般生态小说更见深刻的思索：从生态的忧思进入人态的忧思。就是说，生态问题不仅仅依赖于人的理性来解决，它从本质上也是与人态相关的，人的情感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如果没有与生态意识融洽起来，人们再多么有理性地认识到生态的重要，如果他的天性没有醒来，是不会真正与动物们成为朋友的。在另一篇以环境污染问题为核心情节的小说《七天》中，铁凝同样将生态的忧思引向人态的忧思。
其二，铁凝无疑要表达出“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的，但她尽量不去重复别人的表达，而是在学习经典的表达、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寻找到自己的切入点。比如《1956年的债务》，写了一个吝啬人形象。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中，有不少吝啬人的典型形象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贡、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我相信，这些经典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铁凝也是熟悉的，她在写这篇小说时，显然会与这些典型人物进行对话，作为一种非常强大的参照系，铁凝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塑造吝啬人的诀窍。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发现学习的痕迹。比如小说一开头父亲临死前将还债的事托付给儿子的情节，特别是父亲托付完之后，抬起身子向儿子张开两条胳膊的细节，会让我们联想起《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心疼两根点燃的灯草而举起两根手指的经典细节。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文学经典不仅是参照系，也是一面高高的墙，你如果不能跳过去，你就只能在原地重复。铁凝面对这面高高的墙并没有退缩，她勇敢地超越过去。是什么给予她超越的力量？应该是她对个人经验的自信。因此，铁凝写的这个吝啬人是与中国特定时代相关的，是中国特定的饥饿年代铸就的一种吝啬性格。如果说以往的吝啬人形象多半是让人厌恶和反感，铁凝所写的这个吝啬人却是让人感到心酸。铁凝所写的这个吝啬人是小说中的父亲。父亲在1956年因为孩子的出生不得不向同事借五块钱渡过难关。但他一直没有能力还钱，为了这五元钱的债务，父亲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吝啬。穷困的生活摧毁了父亲的尊严，失去尊严的父亲就会在吝啬路上越走越远，并逐渐地从吝啬中尝出乐趣。但父亲终究要寻回自己的尊严，所以他在临死前要庄重地将还债的事托付给儿子。铁凝的立意并不在于写吝啬，她通过一笔债务，对比了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自然是物质上的，今天的物质丰富程度是当年的饥饿时代完全不可比拟的，然而在铁凝的叙述里却隐含一个质问，质问今天的时代，虽然物质丰富了，却是否遗漏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其三，铁凝相信文学是与人的心灵相关的，所以她致力于挖掘人的隐秘内心，将善良的光亮投射到幽暗的内心世界。比如《伊琳娜的礼帽》[11]。这篇小说读起来有些许俄苏文学的韵味，或许铁凝对俄苏文学的经典有所偏爱，进而出神入化。仿佛是要与这种韵味相谐调，也把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了俄罗斯。铁凝再一次发挥她以小见大的特长。这一次的“小”专门用在对人物的观察上，小到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透过“我”的一双敏锐的眼睛，在飞机窄狭的空间里简直就在上演着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戏！无论是一个当母亲的伊琳娜与一名陌生人瘦子的暧昧的亲热，还是三个年轻男女放肆的调情以及一对衣冠楚楚的华丽男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洗手间的龌龊，都集中在飞机这一特殊的空间里发生了。这个特殊空间就像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很快又会解散，因此置身在这个空间里，人们会把平时的约束和禁忌置诸脑后，都想趁机让自己的欲望释放一把。但是，当飞机降落后，一切又恢复到常态，伊琳娜和瘦子尽管都十指相扣地握着手了，此刻又像是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读到这里，我们或许要对人的瞬息万变表示叹惜。但是，伊琳娜的礼帽出现了！伊琳娜礼帽这个小小的细节引导我们发现了人性的美好一面：瘦子拎着礼帽盒追赶，“我”当机立断地夺过帽盒，还有小萨沙把笋尖般细嫩的食指竖在双唇中间，都可以看作他们对一对恩爱夫妻的祝福。也许这就是铁凝要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生的发现：美好和善良总是持久的、常态的，我们不要被偶尔溢出来的非分欲望破坏了常态中的美好和善良。连伊琳娜也对自己一度溢出的欲望心生愧疚，她将礼帽扣在自己头上，企图用这个滑稽的举动遮掩住愧疚的表情。而铁凝则以一种宽容之心谅解了欲望的一时溢出，因为她相信善良的人们终究要回到常态中来。
《伊琳娜礼帽》是2009年与《咳嗽天鹅》同时发表的，是铁凝担任作协主席之后最早发表的两篇短篇小说。小说发表后，适逢首届郁达夫小说奖评奖。郁达夫小说奖虽然是浙江省《江南》杂志创办的一个文学奖，但他们一开始就立志将这项奖办成面向全球汉语小说写作的大奖，所聘请的评委也是由海内外著名作家和学者组成。《伊琳娜礼帽》最终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的短篇小说大奖。授奖词是这样评价《伊琳娜礼帽》的：“这是一篇显现短篇小说叙事艺术的作品。作者用一次在‘异域’的高空旅行，让人物置身于狭窄封闭的空间，并由此为舞台，以精准而细微的描写，展示了人的内心的复杂性。机舱内由人间携来的不自由，与机舱外天空中广阔的自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似乎正是人类情感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大胆而唯美，丰盈而节制的笔法，使小说焕发着温暖而忧伤的人性光辉。伊琳娜的这顶礼帽，无疑是近两年汉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一朵奇葩。同时，郁达夫或许是最早、最尖锐地意识到现代境遇中‘异域’的内在化的中国作家，从此出发，他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认识自我的新方向。铁凝的小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方向所蕴含的复杂空间和巨大可能性。”[12]
授奖词中的“人类情感”“温暖而忧伤的人性光辉”等提法，非常贴切地点出了铁凝对“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的自觉追求。毫无疑问，这样的小说具有走向世界的潜质。就在我准备写作这篇文章期间，传来了铁凝被授予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的新闻。授勋仪式是2015年5月16日在北京进行的。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部长洛朗·法比尤斯为铁凝颁发勋章，他亲自将法国文学与艺术勋章佩戴在铁凝的胸前。洛朗·法比尤斯在致辞中称赞铁凝的作品中涌动着“一种既抒情又浪漫的声音，致力于描述普通百姓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女性的内心世界”。他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她不断推动中国和法国文学界的联系，并致力于使文学成为连接法中友谊的桥梁。”铁凝在答谢词中说：“一个民族对文学和艺术的亲近程度，决定了这个民族素养的高低。而中国和法国都拥有悠久和深厚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积淀。而文学艺术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路灯，它照亮心灵，并使人对时光和生命心存眷恋。我从事的职业恰好和它发生关联，这本身就是幸运和荣光。”[13]
铁凝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如同为我写作“世界文学的眼光”这篇文章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但对于新世纪文学来说，这并不是句号，而是一个醒目的破折号，新世纪文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意味着，在当代文学发展的60余年间，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的对话和交流正呈现出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态势。新世纪文学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世界文学的眼光”这一时代特征，必将彻底打破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使中国文学完全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1] 转引自王杨《连接心灵和友谊的彩虹——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文艺报》2010年8月11日。
[2] 转引自王杨《连接心灵和友谊的彩虹——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文艺报》2010年8月11日。
[3] 参见铁凝《我与公主的一次美好约会》，《文汇报》2015年4月8日。
[4] 转引自李晓晨《铁凝与泰国公主诗琳通会谈交流》，《文艺报》2014年4月16日。
[5] 参见张光芒、王冬梅编著《铁凝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页。
[6] 以上均参见铁凝《桥的翅膀》，《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
[7] ［德］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8] 谢江南、刘洪涛：《如何成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几种路径》，《光明日报》2015年2月15日。
[9] 铁凝：《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的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文汇报》2008年10月12日。
[10] 铁凝：《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文艺报》2009年11月3日。
[11] 发表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
[12] 引自《江南》2010年第5期。
[13] 参见李晓晨《铁凝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文艺报》2015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