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齐美尔的学术遗产

齐美尔[2]是德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巨人，被冠以生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美学家等称号。齐美尔188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凭借论文《根据康德的物质单子论看物质的本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884年获得教授资格。但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加之他学术风格的独特性，他迟迟未能被聘为教授。直到1901年，他才被聘为副教授，那时他已出版了6本著作，发表了70多篇文章。1915年，在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被通过31年后，56岁的他才被法德交界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聘为教授。3年后，齐美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逝世。

齐美尔一生著述颇多，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诸领域无不涉及。在齐美尔的文本中，他常常有意“采用小品文风格，关注于碎片化的东西，在文章中不喜欢赤露自我，以审美化的眼光审视现实，并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并注重把艺术品当作自己随笔的范式。”[3]齐美尔对现代日常生活事物的剖析不时迸发着思想的火花，面对现代日常生活事物的碎片化景观，他总能在漫不经心的言语中直面碎片背后的实在，进而深刻地揭示了潜藏在生活碎片背后的深刻社会本质。如在讨论音乐对于社会意义的建构与呈现时，就强调应当立足于社会层面来阐释音乐的地位和功能。[4]这正如斯威伍德所言，“齐美尔没有提出任何文化分析的特殊概念——距离、悲剧、碎片化和物化，形成了泛泛的批评的一部分。……文化产品的不同形式之间的联系被如此抽象地论述，以至于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和制度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而处于自由飘浮的状态。”[5]可以说，在齐美尔的著作中，文本内容呈现出碎片化的风格，任何一个内容都是孤立的独立存在，并且被嵌入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和普遍规律之中。这种风格使评论者无法从齐美尔的文本中看出宏大叙事般的社会关怀，也不会认人意识到文化在聚结权力关系的社会斗争中的不可或缺作用。

研究齐美尔的学者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这缘于齐美尔本人思想肖像的多面性展现。齐美尔在学界有着多重的思想肖像，他既是生命哲学家，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同时也是经典的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和美学家，有着大量关于艺术、文化和审美的论著与小品文。博尔德认为，齐美尔的作品涉及社会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涉及哲学、形而上学、美学和文化。[6]就齐美尔的著述风格而言，他的写作风格并不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行文自由和随意，而且也从来不会刻意去建构一个清晰的严谨逻辑体系，这使得他的作品有着显著的碎片化风格，这种著述风格也往往会使研究者陷入逻辑缺乏的蛛网般迷雾之中。这种令人眼花缭乱和“准学术”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显得很不成熟和很不专业。而且，在当时社会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齐美尔的很多论述都不符合学院中的“学术规则”，往往被视为不务正业，或者用他的同行们的话来说，他的“蜻蜓点水”般的研究工作表明了他的浅薄涉猎。虽然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齐美尔的同时人以及后来者对他的高度认可和评价。虽然他在生前抑或死后都遭遇着几乎被遗忘的命运，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学者，如卢卡奇、克拉考尔、布洛赫、阿多诺、本雅明和哈贝马斯等，都从齐美尔的文字获得过不少养料，而他也获得了不少人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齐美尔的每部著作，都充满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细致入微的观察。齐美尔完全堪称是先进的思想家之一，对学界青年和同事而言，他则是首屈一指的灵感源泉。[7]（韦伯）

那个时期，无论时间长短，没有人不对齐美尔思想着魔，齐美尔是整个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8]（卢卡奇）

齐美尔是详细描绘这个世界的碎片化图画的大师。[9]（克拉考尔）

惟有齐美尔的著作向我们提供了面向具体对象的运动的第一人。[10]（布洛赫）

齐美尔正是在心理主义的观念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将哲学拉回到面向具体对象的运动的第一人。[11]（阿多诺）

齐美尔也许是第一位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12]（弗里斯比）

由于对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社会学的贡献，齐美尔的著作——包括美学著作以及那些阐释“货币经济”的文化作用及其影响的著作——穿越于“文化社会学”的广大视域中，并因此而声名显著。[13]（海默尔）

只是到了现在，齐美尔才开始被认为是非常（也许是最）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他被认为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是一种异端思想，而这种异端思想在他死后多年才变成社会学智慧中的常识；他被认为是一位思想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合乎当时的经历。[14]（鲍曼）

虽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齐美尔在生前和死后似乎都处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齐美尔在写给韦伯夫人玛丽安娜的信中曾说道：“关于我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可汇报的事情。只有无法想像的莫名其妙的内心的兴奋与紧张。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与修道院般被隔绝的堪称荒凉的局外性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中生活着。”[15]在写给胡塞尔的信中也说道：“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命运之中，我感到自己的存在完全是多余的。”[16]齐美尔的一生是寂寞与孤独的一生，虽然获得了不少好评，但客观上来说，在生前抑或是死后，齐美尔并没有获得学界足够的重视。在临死前的一篇日记中，齐美尔留下了自己的学术遗言：

我知道我将在没有学术继承人的情形下死去，但事实也确应如此。我的遗产就如同现金，为许多继承人所分享，每个继承人都按自己天分将所获得的那部分派上用场，但是从他们的使用中，不再能够看出他们所继承的却是我的遗产。[17]

带着形而上学的悲情主义，齐美尔写下此话时复杂和矛盾心情可想而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后人从齐美尔的著述中各取所需，但却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为他们所用的思想实际上源于齐美尔。正如有学者所言：齐美尔有许多学术继承者，然而并不是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聪明到能够认出他们的父亲来。[18]

哈贝马斯曾撰文探讨齐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对卢卡奇、本雅明、霍克海姆以及阿多诺等批判理论家的影响。[19]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讨论了齐美尔对卢卡奇、本雅明、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等批判理论家的影响。哈贝马斯特别指出，齐美尔对青年卢卡奇的论文选题产生过影响，并给予本雅明研究现代性大都市生活的灵感。甚至还有学者认为，齐美尔的思想曾影响了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20]希勒在1911年所写的并发表于表现主义的先锋杂志《行动》上的一首诗描述了卢卡奇、布洛赫和帕克在内的拥护者们所着迷的齐美尔的形象魅力。“所有的差别皆是幻觉/难道火烈鸟会比鹳更高贵/我深深地陷入座椅，痛苦不已/追忆着伟大的分析家吉克/繁多的物体包围着我/哎，困惑起伏不息/壁炉的烟雾漠不关心地围绕着我/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显得愚蠢无比，却长存心底/二十年如一日，刺激着我不得安宁/我痛苦地坐着，虚弱无助。苍白无力。”[21]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齐美尔去世以后，他的思想遗产后继者们所瓜分和遗忘，他的学生们，如卢卡奇、布洛赫、舍勒、布伯、本雅明等学者也纷纷偏离了其老师的思想方向，虽然如此，但在他的学生很多著述的字里行间还能看到隐约看到齐美尔的思想痕迹。由于齐美尔“随笔式”的文风，在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思想界，“随笔式”思想以一种积聚了诸多思想力量的方式而展开。可以说，齐美尔与他的追随者们形成了一种“随笔式”思想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有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阿多诺等诸多思想家，而齐美尔恰恰是这些哲学家中的第一人。斯卡福发现，齐美尔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在后来很多思想家的作品中都能发现齐美尔的影子，如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关于“异化”和“物化”的阐释，克拉考尔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所推动的“文化批判主义”，以及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互动论”观点，都深受齐美尔的影响。[22]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卢卡奇。严格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杰出代表卢卡奇并不完全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但在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关联中，卢卡奇又是不可绕过的一个人。卢卡奇的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很深，杰伊写道：“如果没有卢卡奇的著作，西方变异的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许多著作就不会统一起来。无论作者本人后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如何，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本开山著作。”[23]卢卡奇思想所呈现出来的批评基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同样也是齐美尔文化分析的主题。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参加了由齐美尔所提出、卢卡奇所着力发掘的物化批判讨论，他们和卢卡奇都是在一个共同的传统中讨论着相似的问题。虽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上，对齐美尔思想的传播起着阻碍作用是卢卡奇，但也正是通过卢卡奇这一中介，齐美尔的很多观点影响了阿多诺、霍克海姆、本雅明和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因此，通过卢卡奇，我们可以合理地建构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的思想关联。

齐美尔与卢卡奇都是在新康德主义[24]浸染中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也充满浓郁的新康德主义元素。不仅齐美尔、本雅明和阿多诺等德国思想家的身上体现着新康德主义印迹，匈牙利人卢卡奇也深受康德思想的熏陶和影响。齐美尔、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的文化哲学转向可能并非有意倒转马克思主义，但是却与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齐美尔与卢卡奇纷纷将思想的重心放在了文化哲学之上，这也是建立两人思想关联的重要线索。卢卡奇之所以被齐美尔的魅力所吸引，很大原因就在于齐美尔对现代文化的剖析给予了他很好的灵感。齐美尔关于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冲突以及文化现象的种种表征的分析，也确实让青年卢卡奇相当着迷。在卢卡奇的一系列文献中，他描绘和分析文化的诸种方式，以及他将社会学视为一种形式，这其中都有齐美尔的影子，甚至在卢卡奇后来的文本《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齐美尔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仍然是卢卡奇批判与质疑主要对象。虽然卢卡奇在齐美尔1918年逝世时所写的悼词中对其思想高度评价，并明确承认了齐美尔的著作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意义。但他在悼词中也同时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齐美尔的学术成就已不如他，齐美尔对他的学术影响只是起一个“非凡的倡议者”的角度。而且，在卢卡奇的眼中，齐美尔的学术遗产飘忽不定，他只是现代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且有趣的“过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