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关东军的“发明”

一 侵华急先锋

“关东”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中、日两国都有这样的称谓。在中国，指的是地处中国东北方，山海关以东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四盟市的广阔地区，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而明以后又俗称“关东”，清朝后又称为满洲东三省，直到当代仍在民间盛行。在日本，则通常指本州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地方，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琦玉县、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位于日本列岛中央，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关东军所指的“关东”，却并非完全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它既不是日本的“关东”，也不是中国的“关东”，而仅是指中国东北辽南旅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大连地区，即当年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的租借地。

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把中国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这块租借地划为俄国的一个州——“关东州”。1904—1905年以争夺中国东北权益为目的的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战胜而告终，俄国不得不将自己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南满）的一切特权拱手转让给日本。即俄国“将旅顺、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水租借权，与关联租借权”及组成的一切特权，以及租借地“效力所及地之一切公共房屋财产”，“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一切支线……无条件让与日本”。随后，日本为巩固和维护其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在旅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日本侵略者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实际成为“关东军”的前身。1919年4月12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以原陆军部为基础，另组成了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关东厅为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则为最高军事机关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直属日本天皇指挥。由此，日本关东军正式成立。此后，随着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的兵力急速扩增。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及至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自成立之日起，关东军就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从1919年成立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不断地策划阴谋，制造事端。像策动“满蒙独立”、挑起“宽城子事件”“万宝山事件”“南岭事件”，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中国东三省，扶植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等，关东军扮演的都是幕后主使和直接参与者的角色。

不仅如此，在侵占东北后，关东军还将侵略魔爪伸向了关内，紧锣密鼓地做好入侵热河的准备。1933年1月3日，关东军故伎重演，挑起了“山海关事件”，贼喊捉贼，诬蔑是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对热河发动进攻，仓促应战的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关东军轻而易举地侵占了热河全境。至此，华北地区的热河省也被划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

二 所谓“治标”与“治本”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中国东北各阶层人民激烈的反抗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下，从黑龙江畔，到长白山下，在东北广阔的黑山白水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遍地开花。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以马占山为代表的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也纷纷揭竿而起，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疆场，以血肉之躯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也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不断发展壮大。他们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密切地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展开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日本侵占热河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和团结东北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改编、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此后，人民革命军各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和吉东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并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群众基础较好和自然条件有利的偏僻山区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游击根据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在此基础上，从1936年2月开始，东北抗日武装队伍第二次改、扩编，组建了统一的东北抗日军队——东北抗日联军，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达30000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3大游击区，抗联各军在辽、吉、黑广阔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威胁着日伪统治，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的主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而据日伪统计机关统计：1935年39105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110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推算：1931—1937年抗联歼敌103500人，1937—1945年歼敌82700人，共计186200人；牵制日军兵力：1937年20万，1940年40万，1941年为76万。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日本帝国主义将中国东北视为实施“大陆政策”，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后方基地，因此“满洲国治安工作是大业中的基础性大业”[1]，必须全力“恢复”。为此，日本在中国东北采取了“治安第一主义”，不惜动用军警宪特等力量，不择手段，对东北抗日运动进行残酷镇压。日本关东军充当了镇压东北抗日运动的首脑机关，既是策划者、指挥者，也是实施者。“在关东军统辖与指导之下，日、满两国各机关共同协力剿灭匪贼。”[2]“皇军为确保治安，连年奋斗，成为施策的骨干。”[3]

一开始，关东军试图使用占绝对优势的强大兵力，通过连续的军事进攻“讨伐”，彻底剿灭、肃清抗日武装力量，“剿灭匪贼以讨伐为主”。强调“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4]。然而，结果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残酷的军事镇压非但没有使抗日运动销声匿迹，反而呈燎原之势，声势越来越大。“大小匪团散在广大地区，巧妙地避开警戒网，威胁良民生活，阻碍王道乐土之建设。”而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广大东北民众的支持：

民众对匪贼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像我们所认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可说，三千万民众在精神上与匪贼无大差别者为数不少，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与匪贼完全分开，如果进行精神上争夺，假定匪数有三万，精神上的匪军之友军，不知有几倍或几十倍。这些匪贼精神上的友军，虽不敢持枪反抗我们，却是扶育匪贼之母体。历来讨伐效果不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5]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更使关东军如芒在背，忧心忡忡。“特别是共产思想之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实乃治安维持上极为忧虑之事。”[6]“满洲治安的最大症结是共产匪的存在。”“痛感对付共匪，如只依靠武力讨伐，犹如只铲除地面之草，不能铲除其根。”[7]

单纯军事围剿失败的“教训”使关东军认识到，恢复伪满洲国的“治安”，要“治标”，更须“治本”，“标”“本”兼治，才有可能扑灭东北大地上已经熊熊燃烧起来的抗日烽火。

那么，什么是“治标”？什么又是“治本”呢？

所谓的“治标”，就是在关东军统一指挥下，“日、满军警一体”有计划地对抗日重点地区实施大规模、血腥的讨伐作战，“扫荡各处匪徒，覆其巢穴”。“肃清匪化地区，或断绝匪团生存之路，使匪团势力衰弱、溃灭，以至最后达到不容一匪存在。”

所谓的“治本”，就是与军事讨伐紧密配合，严格实行“分离匪民”，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联系，使抗日运动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切断匪之粮道，使匪团失去宿营地，断绝匪之情报来源等。”[8]其措施主要包括“归屯并户”、建设“集团部落”、设定“无人区”、强化警备道路、通信网等，其中尤以“归屯并户”、设定“无人区”最为重要、最为毒辣。

关东军强调，“治标”与“治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治安肃正工作方法，虽仍沿用过去方式，但要特别警惕跟随匪贼的行动而行动，要主动积极地确定肃正地区，将治标、治本、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全力彻底消灭匪贼，特别要摧毁共匪地盘及盘踞地，以期扩大永久性成果。……进行治本工作，特别是要组成集团部落、设定无人区、强化警备道路、通讯网等设施，力求治标、治本工作的统一。[9]

在加强治标工作的同时，进行治本工作，特别要利用集团部落，彻底分离匪民。[10]

进行猛烈、坚决、穷追的治标工作，与此相配合，更积极进行治本工作，以期今后治本工作的彻底。……治标工作与治本工作密切联系，这不限于一个时期，而是长期地使治标工作计划与治本工作计划相吻合，特别是建立集团部落、训练自卫团、建设警备道路、通信网等，都与治标工作有关，在各种工作中如两者不能协调，不仅减少治本工作的效果，而且使治标工作亦受影响，故应严戒。……治标工作与治本工作既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工作，也是治安肃正工作之所必须，而且治本工作如不以超过治标工作的热诚来进行，不会收到效果。因此，担任此项工作者，应在发动治标工作之前，树立治本方策，以作治本工作的参考。治标工作的进展是刻不容缓的，须使两者相互协调，以完成治本工作。[11]

基于上述认识，关东军制订了恶毒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1936.4—1939.3），即关作命第778号及其附件《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妄图“自昭和十一年四月以后三年内，领导日满宪警担任治安肃正工作，以期彻底肃清、镇压在满共产党”。依照这一计划，日本关东军先后组织发动了1936—1937年东边道独立“大讨伐”、1937—1938年三江“特别大讨伐”以及1939—1941年野副“大讨伐”等。在对这些地区的抗日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实施严酷的血腥镇压的同时，日军特别强调与军事讨伐密切配合，全力进行所谓“治本”工作。

三 归屯并户

“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划设“无人区”，是日本关东军所谓“治本”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治安肃正”的关键所在。

村庄本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劳动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居地。所谓“归屯并户”就是人为破坏原有自然村屯，强行驱逐原住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搬进所谓的“集团部落”，原本的自然村落则被划定为“无人区”，变成荒无人烟的原野。“分离匪民的具体工作，即实行并屯（建设防卫部落及聚家部落）和设立无人区，主要目的是从地理上将匪团与居民隔离开来。”[12]

自1933年提出建立“集团部落”方案算起，东北日伪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1935年，为试验推广期。第二阶段，1936—1939年，为建立“集团部落”高潮期。第三阶段，1940—1945年，为接续期。“无人区”形成的基本特征是：“集团部落”的实施、转移，以及高峰期的出现与军事围剿紧密联系。即随着“治标”工作的实行，“治本”工作亦随之展开。

“归屯并户”，建设“集团部落”的构想，最早是由伪吉林省磐石县参事官前岛升于1933年11月提出的。当时该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活跃，日伪当局虽经多次武力讨伐，收效甚微，一筹莫展。因此，前岛认为：“若将分散于山林地区的农户集中于一地，可以截断匪贼的粮道，切断敌人的情报网，而对我方来说，则可成为讨伐队的据点，进行部落的联合防卫。”[13]之后，继任前岛的参事官荒谷千次，经与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研讨”，制订出建设“集团部落”的计划，上报伪满中央政府和关东军。关东军认为这一方法对于强化“治安肃正”切实可行，决定先在伪间岛省的延吉、和龙、珲春3县进行试点。伪间岛省在朝鲜总督府的协助下，在上述三县以毁房、枪杀等残酷手段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将原地居民强行迁入8个“集团部落”。同时，在“集团部落”内驻扎日伪军警，强迫民众加入自卫团，推行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严防民众同抗日武装接触；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服等任何军需品外流。最终这种措置“收到很大效果”，伪满康德元年（1934）日伪正式在伪间岛省建设了36处防卫性“集团部落”。

伪间岛省建设“集团部落”试点工作的“显著成效”，使关东军“大受鼓舞”，决定在全东北范围内推广。在关东军的授意下，1934年12月，伪满民政部以第969号训令下达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的训令：

查我国幅员广阔，未尽开发荒僻之区，住户星散，以至国家凡百设施，均欠彻底，且难发挥村屯自治之机能。长此以往，则占全国过半之农村，将永守其原始生活而无向上之术，非徒人民不能浴国家之惠泽，且国家治安亦难期其完全。欲救此弊，道固多端，然最适切者，莫如将此星散住户量为整理，使之结成集团村落，而完全归于县政统治之下。[14]

在此之后，东北日伪当局加紧建设“集团部落”。从1935年开始，逐步向抗日武装斗争活跃的伪奉天、安东、滨江等省推开。至是年底共建成1529个“集团部落”。1936—1937年两年，伴随着“治安肃正三年计划”的实施，日伪当局建设“集团部落”达到高潮，范围也扩大到东北全境，总计建成10646个。之后建设“集团部落”步伐有所减缓，1938年预计新建2531个，实际建成1933个，1939年进一步减少为872个。至此，从伪满康德元年（1934）到伪满康德六年（1939）末，日伪在东北全境建设的“集团部落”共达13451处，[15]350余万民众被强制迁入，占东北人口总数的14%以上。1940年以后，东北日伪当局又将建设“集团部落”的重点指向所谓的“西南国境线”，开始在热河省长城沿线实行“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截至1943年，日伪当局在承德、平泉、宽城、宁城等地区建立起“集团部落”667个，被驱赶迁入的民众达100万之多。[16]

日本侵略者建立“集团部落”的同时，对于实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的地区，即指定为“匪区”，划为“无人区”，未经日伪当局允许，严禁人民进入居住、耕种，违者即按通匪罪论处，格杀勿论。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1945年供认：“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省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的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总数达14000个。”[17]

应该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推行“归屯并户”，建设“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的阴毒政策，取得了一定“成功”。它在给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数计的损失，给人民群众日常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不便的同时，隔离了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断绝了抗日武装对民众的保护和民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援，使抗日武装在给养、宿营、兵员补充、情报等方面均遭受到极大的困难，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接连被血腥绞杀。1940年，“在东边道地区消灭了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部）后，更加助长了这种趋势，结果，至1941年春季，在伪三江省地区消灭了赵尚志的部队，在伪滨江省地区消灭了陈翰章部队”[18]。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因此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