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慈善救济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大凡比较圣明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社会，在国家面临灾难时，他们通常会采取一些救济措施。虽然这些活动具有强烈的国家行为色彩，但是在他们的号召与带动下，社会上很多比较富裕的士绅也开始举办慈善活动，他们成为政府救济活动中的有益补充。近代以来，在那些较早开放的城市，人们的思想受到外来冲击更大。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作为西方社会思想一部分的慈善救济思想逐渐被部分人士所认知、接受，并付诸实践。受外来慈善救济理念的影响，中国本土固有的慈善社团为了更好地发挥慈善救济的功能，它们在社团的组织、经营理念及慈善活动的开展中渐渐地吸收西方社会的一些思想，开始了自身的蜕变，它们沿着从传统向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在慈善救济活动中，传统社团与近代社团开展了密切的合作，它们共同参与到近代天津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当中。各慈善社团的救助活动给那些因饥寒交迫处于死亡边缘的贫苦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同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到1949年，存在了近40年。它的历史虽然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极短的一瞬，但就其社会历史活动方面的变迁而言却是相当剧烈的。就慈善救济理念的角度而言，38年的民国史是中国慈善救济思想发生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慈善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历史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发展，清末闭关锁国政策遭到破坏，传统慈善救济思想在中外各种因素的冲击之下开始发生了变化。清朝覆灭后，继之而起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迫于各种社会压力，更是从寻求加强自身统治的目的出发，开始在社会慈善救济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初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形式上比较完整的慈善救济制度。

天津是近代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天津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开放。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把侵略的触角伸向此地。作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大埠，它吸引了各地商人纷纷前来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天津商业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但是，近代以来，天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面临灾荒的袭扰。民国时期，天津作为政治中心北京的门户，更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不时来临的战争与灾荒给天津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干扰了整个天津社会农业活动、商业活动以及工业活动的正常运行。近代以来，从总体上来观察，整个社会生产力依然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作为重要的贸易港口、京畿门户，天津社会稳定与否直接牵动着作为政治中枢的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天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成为统治者一项重要的举措。

作为较早开放的城市之一，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并在天津建立了各自的租界。义和团运动以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三十里以内中国军队不得驻扎，这使得天津成为帝国主义统治者争相瓜分的理想之地，最终在天津形成了九国租界的局面。天津成为当时中国拥有租界最多的地区，也成为帝国主义以及近代反动军阀相互勾结策划各种阴谋活动的大本营。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保持租界的稳定与繁荣，加强了对租界的建设。西方的一些先进理念与思想伴随着天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广为传播。租界成为闭塞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又一个窗口。西方慈善思想作为一种进步的思想理念为人们所认可与接受，这期间西方人为缓和中国人民同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纷纷举办了一些慈善事业，这些事业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近代天津社会，使人们认识到了慈善救济在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

天津开埠通商后，早期富裕起来的商人连同从封建社会中蜕变而来的士绅，秉承了中国早期的慈善思想，并在西方近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慈善行为的现代化转变。每当灾荒或战争发生时，这些富有慈善之心的富裕士绅及商人群体，包括那些在他们带动并潜移默化影响之下的其他社会阶层也积极投入到慈善的行列。可以肯定地说，民国天津的灾荒史同时也是一部民国天津的慈善救济史。

慈善史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后，方兴未艾。学者们就近代慈善救济活动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与历史学其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相比，这些研究还显得相对不足。区域慈善史方面的研究也显得薄弱。天津作为北方极具典型特征的城市，慈善活动也极具特色。民国时期天津不仅涌现出了大批的慈善家，而且成立了数量众多的慈善团体，他们活跃在近代灾荒慈善救济的舞台上，他们的慈善活动伴随着慈善事业的现代化步伐，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此时的慈善救济已不再局限于大城市，而是向着乡村延伸，更为可贵的是天津的慈善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天津本地，而是扩展到了全国各地。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天津慈善社团对1928年至1930年西北灾荒的救助活动。灾荒消息一经传来，在热心人士的倡导下，立即引起了慈善家及各慈善团体的热切关注，作为有着广泛影响的舆论宣传媒体《大公报》与《益世报》等报刊都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在它们的宣传带动下，天津社会各界掀起了赈济西北灾荒，特别是救济陕灾的热潮。继之，辽宁也发生了罕见水灾，作为赈济陕灾的重要社团——西北赈济委员会又马上开始筹备辽宁水灾赈济，如同陕灾救济一样，慈善家们为筹集捐款不遗余力，他们甚至还到外地宣传，广泛联系各地的慈善团体。他们的这些活动，无形之中也带动了外地慈善事业的积极开展。笔者在查阅报刊资料的过程中，每当看到这些慈善救助活动中所涌现出的一个个慈善家，常常被他们的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的形象时常浮现在笔者的脑海里。历史已经过去，也许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得到了传承，令人欣慰。当今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在目前我国贫穷还不可能很快得到彻底解决的国情下，社会还需要慈善，我们必须弘扬乐善好施的慈善精神。翻开历史尘封的记忆，今人有责任去书写这段历史上的慈善活动，弘扬慈善家们的精神，这也是个人选择慈善社团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内有的学者指出民国时期慈善事业运行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政府的慈善救济活动存在诸如贪污、营私舞弊等。但是，通过对民国时期天津灾荒救济过程中各种慈善活动的考察，笔者认为民国时期天津的慈善活动和其他地区相比要稍好些，救济到位，贪污腐化在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下很少发生，慈善团体运行机制基本上沿着良性路径发展。在各种灾害面前，难民得到了尽量的安排与赈济，政府与民间慈善团体的赈济活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历次灾荒与其他地方相比，天津灾荒中死亡人数都较少，救济较为及时，救济面之广，历次救济时间之长，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得到了上至国家高层统治者下至普通人民的充分肯定。也正是由于政府和各慈善团体的救助活动，使得天津社会基本保持了稳定有序发展的良好趋势，民国时期天津的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作为一种互动效应，商业、工业、金融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反过来又为天津慈善救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后盾。

与全国其他地方慈善研究相比，天津慈善事业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的深入。我们应该好好地整理近代天津灾荒史，从各种灾荒救济的慈善活动中，探求慈善救济的运行机制，慈善活动成功运作的原因，总结成功得失。在现代化迅猛推进的今天，考察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慈善活动，扬弃那些慈善救济活动中存在的不和谐音符，总结先前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使我们当前的慈善事业在运作中更好、更健康、更有效、更及时，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救济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者曾桂林认为：“慈善事业的地域性特征是随着地域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区域，其慈善组织的类型、数量、善款来源等方面有较大差异，由此所形成或反映的慈善事业地域特征自然也有差别……区域慈善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虽然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但远未臻于成熟，基本上仍属起步阶段。”[1]天津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漕运、河运的重要中转基地，早期就开始出现了经济的繁荣局面。天津作为拱卫统治中心北京的重要门户，历史地位优于其他各地。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和开埠通商，天津迅速成为华北的经济、商业、交通运输中心。加上近代社会变迁的剧烈运动，天津成为在朝重要官员及封疆大吏们除了北京之外的首选寄居之地，清末民国来天津做寓公的政府官员不计其数，同时天津还云集了众多社会贤达。这些都为近代天津慈善事业的举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而使得天津成为近代华北地区慈善事业开展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天津慈善事业的开展对推动北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关于慈善的研究从研究时段上看，断代研究较多，断代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明清，民国时期慈善研究显得薄弱，特别是区域史的研究也仅仅集中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天津是华北地区的经济商业交通中心，战略要地。鉴于天津城市地位的特殊性，近代天津慈善事业发展的典型性，天津慈善事业在全国慈善救助中的重要性与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性，民国时期天津慈善救济事业研究的相对薄弱性，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力争更好地还原天津慈善活动的历史，可以为当今慈善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