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构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结构思路
本书围绕民国时期天津的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灾害展开梳理。通过近代以来天津慈善社团的活动演变来探索天津近代慈善救济、慈善思想的现代化历程。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民国以前的天津慈善社团（1639—1911）。着重就近代天津慈善社团兴起与存在的各种因素，特别对民国时期天津的发展状况做详细介绍，这里面包括天津的历史地理环境及其经济发展状况，近代天津的农业、商业、工业、金融业等的发展情况，并考察传统社会中天津慈善社团及其思想来源和实践。第二章，民国前期的天津慈善社团（1912—1927）。该章对诞生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社团——天津红十字会展开梳理，包括它诞生的背景、组建过程及其组织机制，并对红十字会成立后所进行的慈善救助活动进行深入的考察，再现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卓越风采。该时期天津灾荒频发，新的慈善社团不断产生，它们与政府的慈善救济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成为政府慈善救济事业的有益补充。无论是壬子兵变还是两次直奉战争，天津慈善团体的救助活动都在帮助灾民渡过难关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期间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慈善团体对国外的救助，以对日本地震救助为例，充分体现了慈善救助的真谛。我们通过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慈善团体几乎成为慈善救济的主导者，它们对于灾荒救济不遗余力，查灾、勘灾、赈灾、募捐，始终走在第一线。第三章，民国中期的天津慈善社团（1928—1937）。民国中期政府继续扶持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个时期，天津经济继续发展，涌现出了更多的工厂企业精英，乐于从事慈善事业的社团群体更加壮大。对外救灾成为当时慈善社团救助的一个显著特征，对西北灾荒及长江水灾的救济即是一例。第四章，日伪统治时期的天津慈善社团（1937—1945）。对该阶段天津社团的运作，重点考察了1939年天津大水发生时各团体的救助情况。但该阶段由于天津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地，各慈善团体在日伪的管控下，慈善救济活动失去了往日的积极性，救济力度相对弱化。第五章，民国后期的天津慈善社团（1945—1949）。主要考察了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天津后慈善团体的变迁及各慈善团体所从事的慈善活动。第六章，近代天津慈善社团在天津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对整个民国时期天津慈善团体的特点进行归纳概括，使人们对天津慈善团体的认识更加清晰，并把慈善社团放到了天津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历程中，探讨近代天津社团为推动天津现代化的进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总之，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社团是天津现代化历程稳步前进的一个助推器。本书最后联系当今中国社会慈善事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历史，提出了对发展慈善的几点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作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本书写作中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对近代天津慈善社团进行研究。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档案中的一些数据图表来增强论述的说服力。为了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本书尽量地保留了一些原始资料的记述，给人们多一些了解历史空间与思索的余地。本书写作中充分利用了地方志，特别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天津县志》《天津府志》《重修天津县志》《天津市概要》《天津指南》《天津地理教科书》《天津特别市水灾救济实录》《简明天津旅游指南》《天津市社会局行政周刊》《天津市统计年鉴》及河北省档案馆所藏《天津市行政纪要》《社会月刊》《行政纪要》，这些资料都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对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社团的考察主要借助了《大公报》《益世报》等报纸资料。《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到1949年终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报界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它报道了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活动，对研究近代历史有着极高的价值。《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它是一份以西方教会为背景的报纸，虽然颇为注重宣扬西方文化，并曾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但它还是能比较客观地报道中国社会的，特别是天津各方面的情况，1937年抗战开始后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日返回天津正式复刊，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停刊，前后达三十余年，其影响几乎与《大公报》相媲美，新中国成立前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并称“四大报”。可以说无论《大公报》还是《益世报》的报道都大量反映了当时天津的社会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时慈善及灾荒救助的重要资料，但是大量的资料还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笔者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对慈善社团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厘清。
本书以慈善社团发展的历史顺序为主线，研究视角着力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达到总体和个案的有机贯通融汇。以往的慈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从政府救济活动的角度展开。本书的写作中更加突出了慈善社团不同时期在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与地位。对天津之外全国其他地方及国外的重大灾荒，以往成果主要侧重于从国家及发生地的角度进行研究，本书则从天津慈善社团的视角进行审视与研究。对天津红十字会的研究，以往学界主要是从全国红十字会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在这些研究中，只是只言片语地提及天津红十字会，而本书则对天津红十字会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天津红十字会研究的不足。以上几点笔者认为是本书的创新点。此外，本书研究中利用档案、馆藏、地方志并结合《大公报》《益世报》等期刊报纸对慈善社团进行长时段，整体性的研究，这是以前学者所没有做过的事情。从研究方法上看，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点创新。
总之，在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关注天津慈善救济史研究，对还原天津近代的历史，特别是民国史也将是一份贡献，这也有利于人们更加了解天津的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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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范金民的《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刘瑞芳、郭文明的《从地方志看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岑大力的《清代慈善机构述论》（《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江汉论坛》1999年第11期），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等论文均是值得称道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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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郑清坡：《不该被遗忘的角落——读〈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有感》，《中国减灾》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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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9—4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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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乔志强：《从社团组织发展看西泠印社》，《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乔志强也采用了学者朱英的观点。
[37] 谭绿英：《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团体——以20、30年代的成都为例》，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四川大学。
[38]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0页。
[39] 蔡勤禹：《民国慈善团体论述》，《东方论坛》2001年第4期。
[40] 关于民初的界定也存在着几种观点：台湾张玉法把1912—1937年作为民初，以其著作《民国初年的社会救济（1912—1937）——山东地区个案研究》为依据，从事慈善研究的学者孙善根与其观点一致；台湾苏云峰先生将1912—1928年作为民初，根据其文章《民初之商人1912—1928》而得出；本书将国民政府统一之前的1912—1927年作为民初，同时也是兼顾写作方便。这和苏先生的划分基本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