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9·11”文学研究

第一节 “后9·11”文学研究范式

一 国内外研究范式综述

围绕2001年美国遭受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西方思想界存在两种经典说法。一种是以保守主义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它改变了一切”。世贸双塔凝聚了美国人引以为荣的自由、民主、人性等核心价值，一度被视为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经济能量、技术实力、生活方式和文化统治的化身，是美国的荣耀所在。它的轰然坍塌，不仅使数千美国人丧命，给美国带来了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还使美国“不可侵犯的”尊严破灭，摧毁了美国的安全感，给美国人带来了剧烈的心灵冲击，在他们心中点燃了反恐、复仇等民族情绪，历史因此呈现了“前9·11”和“后9·11”的分野与断裂。在官方“美国天真神话”等爱国话语的影响之下，在以保守主义为主导的大众媒体叙事中，劫机者的恐怖行为代表了西方文明社会“想象的失败”“民主与自由的挑衅”，但同时它激活了一种新的美国式二元对立修辞，即“我们”和“他们”、善与恶、文明和野蛮。他们“将‘9·11’事件看成是一群憎恨美国民主与自由制度的人所犯下的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行径”[1]，把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把穆斯林等同于恐怖分子。对“我们”而言，“9·11”事件具有某种纯粹的严肃性，美国人应在创伤修复和国家悲悼中强化“爱国主义正确”（Patriotic Correctness）和集体认同，严厉谴责恐怖分子；对“他们”而言，超主权的全球反恐战争则是必要的国家暴力，也是“美国例外论”的延伸。

另一种观点来自以德里达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恐怖时代的哲学”，认为人们在谈论“9·11”时“并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2]，因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换言之，“这个包涵争议性和隐喻性的事件已构成了一个宏大问题域的中心点，以此辐射出各种复杂深远的思想议题”[3]：以乔姆斯基、詹明信、赛义德等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恐怖主义”实为一种政治建构，它服务于美国意识形态和中东政治的需要，主张追问“9·11”的前历史与美国自身强权外交、霸权主义等责任；阿甘本则从施密特的“例外状态”和福柯的“生命政治”出发，以“牲人”（Homo Sacer）这一独特的政治哲学概念来批判“反恐战争”和《爱国者法案》对法律的悬置和对生命的侵犯；齐泽克和鲍德里亚则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9·11”归咎于全球化世界市场与基于种族、宗教、民族和语言的特殊主义的冲突，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他者”以死亡为象征性武器，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抗争。数年之后，双子塔坍塌的噩梦逐渐消退，但它所触发的全球反恐战争——如托马斯·品钦《放血尖端》所描述的——却持续发酵，从真实的阿富汗、伊拉克战场蔓延到虚拟的互联网空间，无论是思想的话语还是文学的虚构，都难以摆脱“后9·11”语境。

当代美国小说家责无旁贷地需要以文学的特有方式面对、思考、阐释和再现这个事件，并已产生了一批可称为“后9·11”文学的虚构作品，这其中有的来自文坛名宿（如厄普代克、罗斯、品钦、德里罗等），也有新晋作家（如侯赛尼、福尔、麦凯恩、瓦尔德曼等）的力作。它们将“9·11”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与伦理空间中进行审视和想象，并已成为美国学界的关注热点，国外学界对美国“后9·11”小说的研究既全面又深入，仅最近四年就出版了多部“9·11”文学专著，他们从恐怖主义与美学、艺术及政治的关系、创伤及其影响、历史观念与历史化、恐怖主义与美国文化及历史的关系、恐怖主义与宗教等方面切入，甚至拓展到跨学科、跨文化的领域。一些学术杂志更是以“9·11”小说专号的形式进行集中探讨，如《小说研究》《现代小说研究》等相继推出“恐怖主义和后现代小说”与“9·11”文学等专号。美国其他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期刊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研究杂志》《美国文学史》《时代周刊》《语言与文学》等纷纷刊发相关学术论文。有关“后9·11”文学研究的博士研究生论文与硕士研究生论文数量逐年攀升。

总体来说，当前国外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五大类。

第一，以克里斯蒂安·韦尔思鲁伊斯（Kristiaan Versluys）、琳达·考夫曼（Linda S.Kauffinan）和卡普兰（E.Ann Kaplan）等人为代表的创伤研究。他们将“后9·11”文学中的创伤书写与战争文学及屠犹见证文学的创伤相结合，分析在不同的政治空间下暴力与恐怖对人性的戕害和受创者自我疗救的可能性。韦尔思鲁伊斯的《突如其来：9·11和小说》（Out of the Blue：September 11 and the Novel）一书中分析了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阿特·斯皮格曼的《没有双塔的阴影》、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的《世界之窗》及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五部小说，总结了“后9·11”小说中创伤书写的得与失，论述了创伤事件的情感因素与道德影响；卡普兰的专著《创伤文化：媒介与文学中恐怖与丧失的政治》则将创伤的影响分为三类，即心理身份的瓦解、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威胁感、受辱感与缺失感；考夫曼的《世界创伤中心》一文也深入挖掘了“后9·11”文学中的创伤性影响；苏珊·法露迪则更进一步，在《恐怖之梦——9·11后美国的恐惧与幻想》中既阐释了美国人对恐怖袭击的心理反应，又理性审视了“后9·11”的美国文化。

第二，艺术与恐怖暴力的历史研究，代表学者有乔治安娜·巴里塔、玛格丽特·斯坎兰和弗兰克·伦屈齐亚。他们追溯恐怖、暴力与文学的历史，并将它们放在浪漫主义和20世纪暴力史的传统中进行。斯坎兰的著作《谋划恐怖：当代虚构中的小说家和恐怖主义者》主要考察了1979—1998年20年间各小说所涉及的文化冲突、暴力与政治等问题，但因其出版年与“9·11”同年而倍受关注；澳大利亚学者巴里塔的《谋划正义：9·11后的叙事伦理与文学文化》一书分析了唐·德里罗、罗琳·亚当斯、迈克尔·坎宁安及帕特里克·麦克拉斯等作家作品，并引入多萝西·黑尔的文学伦理批评，希冀在历史的维度中找寻和建构“后9·11”小说的叙事伦理；伦屈齐亚在其专著《艺术之罪和恐怖》中将恐怖、暴力与文学的关系既置于传统之中，又在“后9·11”的思想与文化语境中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后殖民式视角研究，代表人物为兰达尔（Martin Randall）和格雷。他们批判以美国创伤为主要视角的灾难叙事的空洞，呼吁从跨国主义和伦理批评的角度反思“后9·11”文学的再现问题，提倡将纽约“归零地”置换为多元文化及多民族与多宗教的小说叙事，以去中心化和混杂性的文学想象帮助各国读者更好地认识文化“他者”。兰达尔《9·11与恐怖文学》一书全面探讨了代表“9·11”事件的小说如马丁·艾米斯、唐·德里罗、莫欣·哈米德等作家的“后9·11”作品，他还分析了诗歌、戏剧及影视作品；理查德·格雷的专著《坠落之后：9·11后的美国文学》不仅审视了“9·11”的含义及反恐战争对美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并将“9·11”文学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结合起来。

第四，文化与跨文化研究，代表著作有里克·鲁宾和亚普·瓦赫尤的《9·11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大西洋两岸的观点》，他们探讨了移民、同化及公民身份等问题，也讨论了普世论、宗教及宽容等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2012年，伊娃·科瓦尔的著作《早期后9·11小说中的图像事件：2001年9月11日后关于恐怖的文学再现》在更广的文化语境中研究了13部早期“后9·11”小说，揭示了小说对该事件的回应；而2010年，阿瑟·布拉德利、安德鲁·泰特的著作《新无神主义小说：虚构、哲学与9·11后的论争》则探讨了小说与哲学及宗教的关系。

第五，文学研究的范畴之外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研究，如对“9·11”后的教育、民族自决、政府与权力等，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针对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紧迫问题，爱德华·卡瓦略、大卫·唐宁的《后9·11时代的学术自由》跨越学科领域，关注危及美国教育机构的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伊丽莎白·查德威克的《后9·11时代的民族自决》的著作则展现了反恐战争对民族自决的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拉斯·范戈尔德《美国沉睡之时：敲响后9·11时代的警钟》一书则分析了“9·11”后美国10余年内的政府与权力，并提出了解决威胁美国的国际问题的方法；2013年，安·肯尼斯顿和J.F.奎恩的《9·11后的文学》一书，不仅阐释了“9·11”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该事件的书写，还提出“后9·11”小说不同话语可进行重组与对话；2015年，阿林·基伯尔和伊万·斯泰西在《火线与后9·11的美国：批评随笔》一书则完全跳出民族主义的樊篱，全面客观，不仅从外部世界探寻导致“9·11”发生的原因，更从美国社会内部探究其根原。

近年来，国内对创伤叙事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张加生、孔瑞、曾桂娥、王建会、朴玉、但汉松等人对小说中的创伤写作做了较为深入的个案分析。《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为推动国内“9·11”文学研究，从2011年起开设“9·11”专栏，集中发表此类研究成果；《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坛》《外国语文》《外语与外语教学》《英美研究论丛》《深圳大学学报》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等陆续刊发相关研究论文；国内现有“后9·11”小说研究专著3部。但整体而言，国内研究时间上滞后于国外，现在研究也基本围绕传统的创伤研究在展开，缺乏对“9·11”小说中微观的文本政治的批判性体察，也未能在叙事格调的层面将其作为文类加以整体性的深入评价。

二 “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自“后9·11”小说问世以来，评论界对如何界定此类小说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连名字本身也有颇多争议、难以统一，“后9·11”小说、“9·11”“后9·11”文学、“9·11”文学这样具有细微差别的称呼常见于各类期刊与专著之中，甚至有时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无法保持同一性。倘若将所有涉及“9·11”恐怖袭击甚至反恐战争的小说都归入“后9·11”小说之列，看似宽松却难免尴尬，因为有些作品中，“9·11”事件仅是一个点缀，或作为小说的一个时代背景，或为某一事件产生的“触发机制”；而有些本身并未提及甚至与“9·11”所处时代相去甚远的小说，如《转吧，这伟大的世界》《路》等则因反映了当下流行的恐怖主义与暴力就被评论家视为对“9·11”事件的一种曲折性表达或寓言，从而被纳入这一类别。“后9·11”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困难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反而彰显出迄今为止这个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更能折射出人类对实现对普世价值的重建与提升的考验与持之不懈的努力，而“后9·11”小说中的“后”字也不再只是时间维度上的概念，而是在超越了这一事件本身的同时，实现了对这一事件的再现与对人类共同困境的反思。正因这一特殊门类的复杂与多义性，在对此进行批评研究之时，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三点[4]。

第一，用“描写性”而非“规定性”的方式进行“后9·11”小说批评，以兼收并蓄的视野考察这一文类的生成与演变，不从特定意识形态出发预设这种文学“该怎么写”。既观照它与战后见证文学和创伤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同时又看重它自身特有的思想文化语境，提炼这个文学类别处于发展和形成之中的形式美学和主题特征。

第二，兼顾族裔、体裁等属性，重点分析已被“后9·11”文学研究者经典化的代表性作品，但同时不排斥类型小说（如间谍和犯罪小说）中对美国反恐政治的批判性呈现。以更大景深考察“后9·11”小说叙事的多种可能形态和题旨。

第三，不以单一的创伤文学或后殖民批判的视角来审视“后9·11”小说，像朗西埃那样不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体系或话语的控制，而是从“可感范畴的分配”上视之为不同逻辑话语间的协商和对抗，从而消解传统上政治与审美的对立。由此，本研究可从文本外部的社会历史空间和内部的审美空间同时切入，探究“后9·11”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对话可能。

这也正是本书“后9·11”小说研究的指导原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