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的文学创作，与该民族在该时期语言研究的成果、语言在该民族人民中的普及度息息相关，比如《诗经》之于周秦汉语，唐诗之于中古汉语，明清小说之于近代白话。韵文的创制则与该民族在该时期的语音面貌也息息相关，比如四六文之于汉语四声，唐宋诗词之于《广韵》《礼部韵略》，元代剧曲之于《中原音韵》，白话新诗之于国语语音和民国韵书。语言、语音跟文学、韵文的创制始终是“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
国语运动是从切音字运动中引发出来的。从清末切音运动到国语统一运动，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以怎样的语音标准统一国语，以怎样的方式来记录国音。中古以来，尤其是明清以降，汉语言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语音的研究，晚清至民国的现代语文运动继续以语音为主，艰难地探寻着国语统一的语音标准；标准语问题实际上只是标准音问题，故而国音标准的统一问题被历史地推到了现代语文运动的最前台。历史上汉语韵书编纂“赏知音”和“广文路”的两大终极目的，使民国时期的语音研究必然和白话文学里的韵文创作联姻。
民国韵书是联系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津梁。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一部国音诗韵，《中华新韵》是民国时期的第一部也是汉语韵书史上最后一部官方颁行的新国音韵书。胡适的《尝试集》是现代新诗的鼻祖，闻一多的《死水》是新格律诗的经典，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延安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代表。这些经典韵书和代表新诗之间的音韵关系，必将为汉语韵书、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三聚头”穿针引线、搭桥设路，必将为后来汉语语音、韵书纂制自觉服务于汉语白话韵文创作的音韵诉求遗典垂范。
为了使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有效的研究基础上，首先必须回顾和探询、继承和总结前贤时哲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以此作为本论题的研究起点和文献背景。下面从相关概念界定、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和论题的研究思路方法及论文的结构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 相关概念界定
国语语音：指国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组成要素里面的语音要素。这个语音要素，在明清时期叫作官话音，在民国时期叫作国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叫作普通话语音。本论题着重要讨论的是民国时期的国音，国语语音包括节奏问题。民国时期的国音根据语音标准有老国音（或旧国音）和新国音之分。老国音指的是民国初年制定的国语标准音，虽说是“标准音”，但实际上是多数票决之读音，实际上还是属于明清以来的官话音系，它的语音基础仍然是传统的读书音，而不是当时的北京音，被后人讥为南北杂糅的人工语音。新国音是指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的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志的国音，新国音与老国音最大的不同在于语音标准不同：前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后者以传统的读书音为标准（传统的读书音虽然与北京音相近，但又有差异，是同源异流，因而是不同的语音系统）。普通话语音与新国音除了个别字的字音稍有不同外，语音系统基本一致。
现代白话新诗：“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白话创作的新诗，有不押韵、不讲音步、行数参差不齐的纯粹自由诗，也有模仿西洋诗格律的欧化诗。本论题研究的现代白话新诗指后者。对于前者，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说是它对节奏、押韵等一切格律形式的否定，故不在本论题的研究范围之内。
白话新诗音韵：指白话新诗创作的用韵、节奏和声调等因素。国语语音和白话新诗的音韵关系，就是国语语音与白话新诗创作的用韵、节奏和声调等声律因素的关系。
国语运动时限：在时间的界定上，目前学术界对国语运动一般采取广义与狭义两种划分方法。前者是把国语运动的上限界定为清末切音字运动开始时期，即1897年前后，把国语运动的下限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大陆进入了汉语规范期，而台湾光复后，也立即开展了国语运动。本文取广义的划分法。
民国时期：史学界一般的提法，在中国大陆是指公元1912年到1949年，但在中国台湾指从公元1912年到现在。本论题所说的民国时期，特指中国大陆公元1912年到1949年。
官韵《中华新韵》：指1941年10月10日由国民政府颁布的韵书。该书由魏建功编纂，黎锦熙和萧家霖参订。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官定韵书。近年来，出自个人之手且以《中华新韵》为名的书不少。为免混淆，除特殊说明外，本论文特意于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上冠以“官韵”二字以示区别。
通别：“通”指韵文中不同韵的字在一起押韵的现象；“别”指韵文中不同韵的字不能互相押韵的现象。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一）与论题相关的综合性研究
从理论上说，文学和语言关系的研究有静态和动态两种。过去人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静态的研究，研究文学语言自身的审美特点，文学语言与自然语言、应用语言的同异关系。即便是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经历的语言学转向，很多理论问题也属于静态研究，他们注重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侧重点不同，但共同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文学作品或语言理论本身。其实，语言和文学始终是共生互动的，文学的产生没有语言的鼎力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动态的关系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当然静态研究也有它独特的价值，因为它研究历史较长，取得的认识和结论较多，所以它可以为动态研究提供借鉴和比较的资料。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有关文学与语言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4类。
1.政治意识形态的批评
这以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讨论为代表，具有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时代特征。30年代大众语讨论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大众语的论者隐约看到了北方方言这个基础方言的地位。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里说：“普通话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话。本来官话这个名词是官僚主义的。当然，更不是北京土话。”“不一定完全是”即有“基本上是”的意思。关于普通话或者大众语吸取方言，认识也比过去有了进步，对于口语跟书面语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瞿秋白批评了新文学运动的不彻底性，认为文学革命必须进行“文腔革命”（即语言革命），而要彻底完成“文腔革命”，则必须进行“文字革命”，即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里的“文腔革命”所取得的白话文成果，仅仅限于“新文学”之内，在其他领域文言仍占统治地位。因此，瞿秋白提出再来一次文学革命，建立“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的真正的现代国语[1]。但是，瞿秋白等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汉语是个大概念，其中有民族共同语，它是在一个基础方言的基础上吸取别的方言的营养逐渐形成的，别的方言相对于民族共同语来说都是汉语的支流。汉语的民族共同语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那时候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文言起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后来它越来越同口语脱节，终于被汉民族共同语的另外一种进步的书面形式白话取代。白话取代的是书面形式，而不是另找汉民族共同语。“五四”白话有严重的偏向，是要改进的问题，但是不像有的人估计的那么严重，而要另找一种来取代。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对胡适的白话主张进行了批判，主要代表是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和魏建功。周祖谟认为，胡适将文言称作“死文字”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因为胡适否定了语言的稳定性和继承性。魏建功则认为文字是可以改革的，而语言是不能改革的，他批判胡适将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错误地主张改革语言的做法。周、魏两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胡适所谓的“语言革命”，其真正的内涵是当时的用文字记录的汉语书面形式（即文言文或古文），并不是汉语这种自然语言本身。将胡适的这些不太妥当的观点上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语言观并加以批判，这可能与当时的政治等意识形态有关。两次讨论的意见较为分歧，但是，综合地看，却给人们一些启发：文学革命主张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但在国语的实际建设中，国语运动诸君则并不是这样绝情的：以白话为主，兼取方言和外国语，甚或是古语。这一阶段的讨论也使人们隐约感觉到国语和国语文学之间的某种联系，即大众化提倡者所谓的以“文腔革命”为中介的“文学革命”“文腔革命”和“文字革命”的前后相随的依赖关系。
2.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和重估现代性及汉语书面语的论争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和90年代开始的重估现代性及汉语书面语的论争，是在寻根文化和人文思潮影响下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继承。申小龙在《中国句型文化》里对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以来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以洋律中的发展提出了质疑，主张汉语研究的现代化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据，而不是直接移植西方现成的理论。他认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全面深刻反思的机会。既无力把握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规律，又无力认识西方文化的精髓”[2]，因此由语言的变迁造成了文化的断层。这种反思强调了汉语的特性，提示人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语言），以此为基础实现文化的现代化。90年代，九叶派诗人和学者郑敏先生重新评估“五四”文学革命，引起了重估“现代性”及汉语书面语的论争。郑敏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3]《关于 〈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 商榷之商榷》[4]《20世纪围绕语言之争：结构与解构》[5]《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6]。论争集中在对文言和汉字的价值评估上。郑敏批判了“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认为这种语言改革把文言和白话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取消了两者之间的继承和互补的内在联系。她还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盲目照搬西方的语音中心理论，确立了以白话口语为基础的国语，而这套白话文系统并不能有效地表达20世纪人们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几千年中华文化丰富的质地，导致“五四”后的中国文学面临困境。郑敏还从新诗创作的经验出发，指出古代汉语审美和诗意的价值。
国学大师、诗人启功对传统语言文字的价值也进行了重估。他论证了古代汉语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汉语不单单在诗歌的节奏、辙调里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其他体裁提供了模型，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启功先生重申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主张应该“从汉语的现实出发，首先承认汉语自有规律，然后以英为鉴，鉴其某些适用于汉的精神、方法，乃至局部零件”[7]。
20世纪90年代对汉语书面语价值进行重估，表面上似乎对文言文给予过高的肯定，但其旨归并不在于否定白话，正好相反，是为白话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提供方法选择和语料资源。这是今天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视角。但是，这两次讨论主要在于评价文学革命的消极影响，而没有以历史主义的立场，将事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去观照，看看这种运动在传统语言之外，究竟给那个时代的汉语语言增加了什么传统所未具有的东西。因此，新的研究必须兼顾历史和现实。
3.文学和语言的互动研究
世纪之交，人们在现代西方语言理论的观照下，对现代文学和语言的变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学者，有作家。研究重点上，或偏重于文学的思考，或侧重于语言的考察；研究方法上，或做具体的实证研究，或做宏观的理论构架；研究结果上，或具体而微、小中见大，或整体把握，视野恢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探索。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8]，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运用“道器”论的语言观念重审晚清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以胡适的白话新诗和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个案，重点分析了“五四”文学革命对晚清白话运动的超越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在《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9]《为什么粗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与现当代文学》[10]等文里，郜元宝重点讨论了现代知识分子工具论与本体论的语言观念。曹而云的《白话文体与现代性》[11]绕开面的论述而选择胡适这个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联合的枢纽人物作为个案，研究现代白话文体的形成。
其次，从语言学视角反思与批判“五四”时期的文学变革。张颐武的《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12]、郑敏的《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13]，以及黎湘萍的《语言革命与现代性——关于20世纪初中国文学革命的反思》[14]、高旭东的《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15]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批判地反思“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历史局限性。
最后，语言学角度的作家个案研究。语言学家高名凯等早已于1957年出版《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16]一书，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发展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在我国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郜元宝在《作为方法的语言——“胡适之体”和“鲁迅风”》[17]里对胡适、鲁迅的文体进行了比较，指出胡适和鲁迅对汉语文学语言的贡献。李陀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18]讨论了作家写作和现代汉语形成、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19]里，钱理群深入探讨了周作人对“五四”语言变革的独特贡献。韩立群的《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20]重点考察了胡适、鲁迅和毛泽东的现代语文观及其文体实践。
4.语言变革的断代史研究
早在1959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21]一书，着重探讨了“五四”以后汉语语法和词汇的发展，也是唯一一部较为全面地考察汉语书面语变迁的著作。但是，该书对问题的关注不够。由于时代的限制，对胡适在现代语言变革里的贡献评价不足。袁进的《试论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22]分析了近代“言文一致”和“由俗趋雅”相互交融的语言变革历程。王一川的《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23]、陈平原的《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24]、吴秀明的《论当代中国文学语言意识与语言革命》[25]等都对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26]，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重点讨论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国语运动的内在联系。王风的博士论文《新文学的建立与现代书面语的产生》[27]10主要以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汉语书面语变革为背景，讨论新文学的建立，阐述了文学变革促进了白话文地位的提升作用，历史勾勒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吴晓峰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28]也是从这一角度入手，从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互动的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对二者的关系做了深层次的分析与探讨。
（二）与论题构成要素相关的专题性研究
1.对国语语音（包括民国韵书）的研究
对国语语音和民国韵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语统一运动的大论题之下，也就是作为国语统一运动里语音标准的统一而进行讨论的。其表现形式多为政府的令文、组织团会的决议及其个人所辑录的有关国语运动的相关资料汇编等。从学理上研究国语语音和民国韵书的专著和论文并不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胡以鲁在1923年5月初出版了《国语学草创》[29]，是我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书中论述了语言的起源、发展、方言、共同语以及汉语的地位等问题，对当时语言学界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以现代语音学的方法解释发音原理，用罗马字母描写汉语的辅音和元音，解释了有关概念。乐嗣炳的《国语概论》[30]，介绍了国语的成分、组织及国语的标准以及为什么要提倡国语、怎样练习国语等内容。1935年乐嗣炳的《国语学大纲》[31]出版。这两部著作，主要是结合国语的应用教学，细致深入地讲述了国语的结构、语音、词汇、字体等。1923年沈兼士在《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32]里，以世界文字发展的次序和思想进化的历程，研究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和变迁。马国英于1928年出版了《新国语概论》[33]。作为国语模范学校使用的教本，此书分别从标准语音、标准语词、标准语法等几个方面对国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这一时期，在国语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当推黎锦熙先生。早在1919年5月，他所著的《国语学讲义》[34]就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年，他的《国语运动史纲》[35]出版。该书从清末切音字开始，一直到国语运动结束，分切音运动时期、简字运动时期、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时期四个阶段，叙述了国语运动的发展情况，尤其是细致地介绍了国语语音怎样由无标准的旧国音到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新国音的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同时期研究国语运动的巅峰之作，为后人研究国语运动留下了宝贵的原始资料。稍后艾伟的《国语问题》[36]在1948年出版，论述角度比较新颖，作者从阅读心理的视角研究国语的教授问题。倪海曙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37]（1948），从明末耶稣会士的罗马字注音讲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用力甚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进入了汉语规范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对国语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国语运动发生的原因。比如赵慧峰的《简析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38]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阐释了国语运动发生的原因。于锦恩的《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国际动力——兼与赵慧峰先生商榷》[39],着重从外在环境方面分析了国语运动发生的原因，而他的《民国注音字母政策史论》[40]，则重点从语言规划、公共政策、学校与平民教育、社会心理、文化历史等角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多侧面系统地讨论了民国注音字母制定和推行的过程。其中谈到了推行、统一国语语音的一些措施。
韵书是语音运用于韵文写作的工具，民国韵书是联系国语语音和白话新诗音韵的津梁，也是对国语语音统一成果的集中反映。民国时期，传统诗韵不再为创作白话诗的人们所看好。随着国语统一运动的发展，前后出现了两部比较好的韵书。第一部是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41]。该书以老国音为语音标准，分韵较细，通别较严，体例精善，是“五四”后我国第一部国音韵书，给后来的韵书以很大影响，当时的白话新诗的押韵基本上符合它的通别规定。第二部是魏建功著的《中华新韵》[42],1941年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行。这是完全以北京音为分韵标准的新国音官韵，通别规定比《国音新诗韵》合理得多，它是对我国现代白话新诗押韵实践的科学总结，对当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韵书编纂起了持久的垂范作用，把汉语韵书的编纂推向了巅峰[43]。可惜对这两部韵书的研究非常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官韵《中华新韵》的研究主要是个人述评、政府奉行的文件和诗人创作的取韵。对官韵《中华新韵》做出比较全面研究的是孙伏园。孙伏园1943年在《文风杂志》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中华新韵》[44]一文。孙氏分析了汉语韵书发展的历程，指出韵书音系逐渐与字音脱节和平水诗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持久影响的原因，并与十三道辙儿对比，肯定了官韵《中华新韵》的价值。“这混乱与黑暗的时代直到清朝政治的推翻而结束，它的余孽直到《中华新韵》的颁布而铲除。……至少我们知道这部书在学术方面和应用方面的价值是无比珍贵的。……《中华新韵》虽是韵书，却把声母整理清除，它事实上是一部统制韵音的法典。”[45]官韵《中华新韵》比民间约定的十三道辙儿分韵“更细密，更近于北平标准音的实际罢了”[46]。孙氏惋惜地指出官韵《中华新韵》不能普及的现状和原因。1943年重愚发表《诗·诗魂·中华新韵》[47]，批评了传统韵书平水韵自产生以来就与实际语音违乖的弊端，认为民间的十三道辙儿“究竟没有经过好好整理，不是各地方言不统一的情况下的能完全应用的”[48],“值得向你推荐的，便是教育部在卅年公布的《中华新韵》。这新韵和十三道辙儿相近，是根据标准国语同时也是随着韵类发展的轨道来成立的。似乎不是全新，却是新的，又是最适合现实的。……一句话，完全适合标准口国语应用的”[49]。官韵《中华新韵》颁布以来，各省奉行其令。如1942年第3364期《浙江省政府公报》刊登一令文：“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订中华新韵，业经审核明令公布，应即通行饬知，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主席黄绍竑。”1942年第1234—1246期总目录的《福建省政府公报》刊登《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订 〈中华新韵〉经审订公布》一令。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有些诗人标明取韵官韵《中华新韵》。如老向在《时代精神》1943年第七卷第5—6期创作通俗小调，取韵官韵《中华新韵》；段天炯在同期的诗歌《平等颂》也取韵官韵《中华新韵》。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门研究官韵《中华新韵》的著述也很少。这个时期对官韵《中华新韵》的研究往往包含在一个更大的论题之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50]（1961），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51]（1995）等。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方面。其方式为增订注解官韵《中华新韵》，或者守其宗旨编制新诗韵，而个人的述评往往包含在其各种序文之中。其中具代表性的有黎锦熙主编的《增订注解中华新韵》[52]（1950）。该书前面有黎锦熙的两篇序文，一篇是1948年10月写的，长达数万字。黎锦熙在这篇长序里主要论述了官韵《中华新韵》所“祖述”、所“宪章”的内容，决议、修订、核商、刻板、颁行的经过，流通、反映的情况等。另一篇是1950年4月写的新序。黎锦熙鉴于当时的背景，对官韵《中华新韵》颇具策略地扬弃，指出新社会不需要“仿前朝成例”颁布韵书，所谓“审音定韵，代有官书”不必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黎锦熙仍主张作诗要合辙押韵，评述了官韵《中华新韵》的科学性，将其推迁到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大道上，称官韵《中华新韵》是“完成了现代化的一部民族形式的新韵典”[53]，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官韵《中华新韵》的研究和述评也体现在那时宗其法而编制的几部现代诗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57年王惠三的《汉语诗韵》,1959年张允和的《诗歌新韵》,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诗韵新编》,1975年秦似的《现代诗韵》,1978年鲁允中的《韵辙常识》,2006年赵京战的《诗词韵律合编》。上述韵书虽各有倚重，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均从普通话音系出发，依着官韵《中华新韵》十八部或十三辙儿因革损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述评的单篇论文数量不多，也往往包括在诗韵改革的大论题之下。例如鲍明炜的《论现代诗韵》[54]，毛元晶的《论汉语诗韵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发展方向》[55]，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对民国韵书的研究，应用性的增注、模仿性的编纂较多；介绍和述评者居多，科学、系统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缺乏，尤其缺乏民国韵书与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互动共生研究。
2.对胡适诗作、诗论的研究
对胡适的押韵思想的研究也不成系统，主要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对胡适诗作、诗论的研究及其他的研究之中。本节综述多参用了易竹贤[56]和李丹[57]的相关论述。
1916年10月，陈独秀评论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可以视为对胡氏评论研究的滥觞。1918年1月，钱玄同所作《〈尝试集〉 序》，是第一篇正式评论文字。他从言文一致的角度，肯定《尝试集》“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58]；同时也如实指出其中仍有旧诗词“句调”“字数”的限制，和“未能脱尽文言窠臼”的缺点[59]。文学方面，1935年8月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的“导言”中，对胡适做了真正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与批评。朱自清在中国清末的诗界革命和外国文学影响的背景下，论述胡适提倡的白话新诗运动，梳理其进程，分析其得失，肯定“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尝试集》是“我们第一部新诗集”[60]；并论及胡适关于新诗的创作主张，指出他的《谈新诗》一文在那时“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61]。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50年代初，随着国共两党斗争日趋激化，经三年内战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胡适因拥蒋反共而逃亡美国，对胡适的研究也便停顿，而代之以政治的论争与批判。由批判胡适的拥蒋反共，逐步发展到50年代中期“胡适思想批判”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数以千计，仅收集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便有八大册，计二百余万字；批判的内容也由政治批判扩展到哲学、史学、文学、教育、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几乎都是政治上彻底批判，学术上一概否定，并给胡适加上“卖国”“反革命”“敌人”等许多帽子。从此，胡适的著作在中国大陆被禁毁，胡适也成为一个“反动人物”而被挞伐，并逐渐被人们遗忘。
重新展开对胡适的研究，在台湾地区是胡适去世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在大陆则是70年代末。
进入20世纪80年代，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一步步接近新诗的核心问题，成为新诗研究中不论视野还是方法都具典型性的代表。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述：胡适诗作研究、诗论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
新时期刚开始，想改变20世纪后半期以来胡诗的文学史边缘位置的动机是显著的。当时涌现了一批评论《尝试集》的文章，如文振庭的《胡适〈尝试集〉 重议》[62]、龚济民的《评胡适的 〈尝试集〉》[63]、秦家琪的《重评胡适 〈尝试集〉》[64]、蓝棣之的《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65]、刘元树的《论 〈尝试集〉 的思想倾向和历史地位》[66]、刘扬烈的《重评胡适的 〈尝试集〉》[67]、吴欢章的《论胡适的 〈尝试集〉》[68]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清算此前对《尝试集》非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该如何运用公正的评判尺度的问题：或肯定其内容、诗体形式诸方面成绩，认定《尝试集》作为第一部白话诗集的地位及其影响；或探寻胡诗取得积极成果的根源，讨论胡诗的思想和诗体解放的历史作用。如吴文详细、深入地考察了《尝试集》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包括诗体、语言、形式、风格）及其成因，并与前后的诗界革命、南社和郭沫若的诗作进行比较，为该阶段研究画上句号。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从主题思想方面认识《尝试集》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指出胡适的诗体革命是使新诗地位在诗歌史得以肯定的关键。但是思路徘徊于诗歌的外部，没有揭示新诗的独立性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胡诗研究逐渐分划为三个方向。一是关于《尝试集》能否作为中国新诗开山之作的论争。相关文章有林植汉的《应当怎样评价 〈尝试集〉》[69]、文万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辩白》[70]、阎焕东的《新诗的基石与丰碑—— 〈尝试集〉 与 〈女神〉 比较研究》[71]、陈孝全的《“五四”诗苑第一枝花——论胡适的 〈尝试集〉》[72]、孙宝成的《〈尝试集〉 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王吉鹏的《胡适的 〈你莫忘记〉 是一首坏诗——兼谈 〈尝试集〉 的评价问题》[73]、张全之的《平行与互补：中国新诗的两大源头——重评 〈女神〉 与 〈尝试集〉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4]等。这场争论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什么是新诗的问题：新诗是白话文的应用，还是以白话表现的新思想？这已接近语言工具论与本体论问题。二是继续挖掘胡诗作为初期新诗代表所具有的质素。此时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分析理路渐渐深入胡诗内部，结论也异彩纷呈。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有吴奔星的《〈尝试集〉 新论》[75]、康林的《〈尝试集〉 的艺术史价值》[76]、姚丽的《自古成功在尝试——从胡适 〈尝试集〉 说开去》[77]、马银翔的《评胡适的〈尝试集〉》[78]、孙宝成的《对胡适情诗的再审视》[79]、黄钢的《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80]、谢昭新的《胡适 〈尝试集〉 对新诗的贡献》[81]、步大唐的《评胡适的 〈尝试后集〉》[82]、李丹的《试论胡适白话诗的散文化倾向》[83]、夏爵蓉的《论胡适诗歌主张与诗作》[84]等。康文采用语言学的方法，从艺术形式演化史的角度探讨《尝试集》的整体价值，探寻汉语抒情诗的文本结构是如何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该文的研究方法与此前大不相同，颇使人耳目一新，运用科学主义的理性工具开掘人文学科的心灵矿藏，这种尝试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三是把胡诗作为一个流派源头的研究。这类论文有步大唐的《论胡适诗派》[85]、周晓风的《早期白话诗与“胡适之体”》[86]等。步文历述了胡适诗派的主要成员、诗作发表的刊物、使用的创作方法和态度及在音节、用韵等方面的相似主张。周文从白话诗的缘起入手，用胡适自己的理论分析诗作的内容特点、语言艺术，最后总结“胡适之体”的相应特征。
相对于诗创作研究而言，诗理论的研究就不那么具体。
胡适的新诗理论并不抽象，也没有宏大的体系，散见于《尝试集》自序、再版自序、四版自序、《谈新诗》、《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及为他人新诗集所做的序言、评论等文章中，主旨与其新文学运动思想、新诗倡导及实验的关系十分紧密，是他尝试新诗过程中，理论方面的不断总结、完善。韦学贤的《胡适早期的新诗理论和实践》[87]、陆弘石等的《胡适“五四”时期的新诗活动刍论》[88]、许霆的《闻一多、胡适诗论的艺术思维比较——新诗发展第一、二阶段的基本特征论》[89]、高逾的《胡适 〈谈新诗〉论析——新诗的自然音节是什么》[90]、董炳月的《中间物：胡适新诗理论的历史特征》[91]、胡晓的《胡适早期新诗理论述评》[92]、张目的《“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93]、张明廉的《论胡适新诗理论及 〈尝试集〉》[94]、许霆的《胡适“诗体解放”论的文学史意义》[95]、廖四平的《论胡适的诗论》[96]、陈本益的《谈胡适的“自然音节”论》[97]等文代表对胡诗理论的研究。韦、陆、张等文从各自的角度谈论对胡诗论的理解，以《谈新诗》为主，分析胡适的诗体大解放、新诗的音节、诗歌的具体性等理论。许文从后起的诗论和胡诗论的差别着眼，利用比较的方法，把胡适的新诗理论当作新诗发展第一阶段的代表，与第二阶段（以闻一多的诗论为代表）进行比较，使前者的缺陷一一暴露。许文还认为，“诗体大解放”理论的片面性在于弃绝诗式规范，否定了形式的积极功能，其“自然音节”就是散文的“自然节奏”，为口语和诗意所决定，却不对口语和诗意加以限制和调整，其实质是主张无形式、取消音节。陈本益正面解释胡适的“自然音节”是“诗体大解放”的理论基础，认为它建立在意义和文法的自然区分上，同时指出其潜在危机：强调与旧诗格律化音节的对立时，忽视了诗歌语言的音节与散文语言、日常用语音节的区分。与陈文的温和态度相异，高文断言新诗迄今没有建立适合民族语言特点的韵律形式，从反面观照胡适的“自然音节”理论，论证胡适关于音节概念混乱的四种表现及构成原因，并推导出相反的结论：（1）新诗节奏不是顿挫段落。（2）节奏分析的依据不是意义和语法。（3）新诗的声调包含新型节奏，而不仅仅是笼统的“自然的音调”。（4）词句组织不是“音节”的重要方法。该文对胡适新诗音节理论所能关涉的内涵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使该问题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综观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的研究，已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其意义远远超出研究本身。从对研究对象的观照角度看，研究者由最初力求对其作正面、客观的审视，发展到进入其内部阐发宗旨，再跳出其外，将其放入历史的宏大范畴中考察，这一变化过程是不断上升、扩展的；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从初期的单一化到后期的多元化，表征着这一领域的研究理路在不断地走向纵深处；从研究成果的角度看，由开始的追求统一结论到日益走向学术个性化，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
从语言层面研究胡适诗作诗论，是个较新的视角。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一文认为，“胡适正是依赖于白话这种鲜活的语言形式，早期白话新诗才传达出了中国古典诗很难具备的内容”[98]，同时又指出“中国现代新诗从语言形式的革命起步是有道理的，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早期白话诗未产生西方人那种以形式颠覆精神的自觉意识，当形式固有的对精神特征的有限作用被开掘完毕，白话新诗就再难给人们提供新的内容了”[99]。朱晓进的《从语言角度谈新诗的评价问题》一文，进一步探索为什么新诗语言产生这样的结果以及怎么看待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包括胡诗在内的新诗语言加工所面临的困难：一是“形象加工”之难，即“趋向于精确化、理性化的白话，在诗的内涵上的确逊于古典诗词的语言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白话便于精确地传达思想，分析和论证问题，但许多文言能表达的诗境，白话却是无法表达的，用白话写诗，很难保证新诗能像古典诗词那样蕴藉深厚”[100]。二是“声音加工”之难，“白话诗初起之时，倡导者和尝试者们尽管力图打破格律，寻求诗体的彻底解放，但他们事实上却避不开诗歌的节律、音韵等形式问题”[101]，进而论证要解决这两个难题所需要的时间和条件。老诗人和学者郑敏也从语言层面反思了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问题（详参前述）。范钦林的《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102]、许明的《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103]相继申述各自的观点，虽然他们的意见尖锐冲突，但仍属于严肃的学术探讨。
由上可见，对胡适白话新诗和诗论的研究多从诗体解放、自然音节的阐释、《尝试集》的贡献以及对白话新诗语言的历史反思等角度展开。
下面讨论闻一多《死水》的研究情况。本节综述多参用了商金林[104]、江锡铨[105]和葛南楠[106]的相关论述，为行文简约，不一一注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关于闻一多诗歌的美学特色，郭沫若、朱自清、臧克家和田间等老艺术家都有过较为准确的评价，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评价基本无出其右。《死水》出版前，朱湘在《评闻君一多的诗》里，批评了闻诗前期的《红烛》在用字、用韵和音节等方面的不足，指出作者“用韵不讲究”[107]，由于土音协韵和盲从古韵造成诗句用韵“不对、不妥、不顺”[108]，没有音节，缺乏音乐性[109]。这种批评近乎严苛，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闻诗用白话创作的艺术尝试和追求（比如用白话里的轻声字“了”“的”入韵，本身是一种创新）。1930年沈从文发表了《论闻一多的 〈死水〉》[110]，这是新中国成立前闻一多研究中有奠基意义的一篇论文，标志着前期闻一多研究的最高水平[111]。沈从文第一次对闻一多的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美学分析，“特别注意到闻一多驾驭情感和想象的能力，以及内容的提炼、形式的配合默契”[112]，指出了押韵的审美价值：“作者所长是想象驰骋于一切事物上，由各种不相关的事物，由韵作为联结的绳索，使诗成为发光的锦绮。”[113]然而，沈从文还是侧重于闻一多诗歌研究的现代文学一般规律的意义[114]。1934年，苏雪林的《论闻一多的诗》[115],涉及闻一多的整个创作活动，更多地兼顾了文学史的评价。同时期邵冠华的《论闻一多的 〈死水〉》[116]则比较集中地论述了闻一多的作品与外国诗歌的联系。
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对于闻一多新诗创作的评价，可以看作对前期闻一多研究的总结，朱自清高度评价了《死水》《红烛》等艺术上的严谨，同时指出朱自清“是唯一的爱国诗人”[117]。1948年8月，《闻一多全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写于1947年8月的《郭沫若先生序》和《朱自清先生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闻一多研究的两篇力作。郭序是从闻一多古典文学学术研究的巨大成就入手，深刻地评述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朱序则从具体分析《死水》中的作品开始，高度评价了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作用[118]。探讨作为民主战士的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是该时期《死水》研究的共同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闻一多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闻诗的艺术特色、意象、形式等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对闻一多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闻一多的爱国诗和爱情诗的思想内涵；闻一多与郭沫若、徐志摩等重要诗人的比较等[119]。这也促使研究者们将研究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对闻一多诗歌艺术的“三美”研究无疑是关注的焦点，其研究视野开阔，有许多新的发现[120]。
新时期学术界对《死水》艺术的研究，大抵集中在探讨它的审美价值[121]，或分析其艺术精神结构[122]，或揭示其象征意义[123]，或细说《死水》的批评接受史[124]，对《死水》的音韵特点也有了一些研究。陈本益的《〈死水〉 的格律句式试析》[125]着重分析《死水》的各种格律句式，即所谓“建行”，主要是“顿”（节奏或音步）。李丹的《感性形式与理性形式的交融——论闻一多 〈死水〉 的形式美》[126]，探索了《死水》的节奏、韵脚、语调、重复、对偶等诗体建构。李乐平的《闻一多与中国新诗同人诗家比较研究》，探讨了《死水》的节奏特点所产生的音乐性，认为“音尺的一致形成字数的一致，虽然字数一致并不必然节奏一致，但音尺一致所形成的节奏一致，必然会让诗歌具有音乐性”[127]。但是整体上看，这些研究缺乏对《死水》音韵特点的较精准的语言学分析，缺乏对《死水》的韵式、押韵标准及其与国语语音的种种复杂关系较深入的综合性考辨。
李季的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128]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品，新时期之前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作为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及其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等方面。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邵荃麟、钟敬文、小全、刘守华、余之、冯牧、马铁、孙克恒、俞元桂、贾芝等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129]。这一时期对其音韵特点关注较多的要数静闻。1948年5月静闻写成《从民谣角度看 〈王贵与李香香〉》一文。该文深入地分析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比兴手法，词汇语法运用艺术，尤其是《王贵与李香香》的节奏，认为“它是音乐性的文学”[130]。“它的作者灵巧地应用许多能构成悦耳的音响元素创造出来的。叠音、半谐音，句尾韵、句中韵以及相当合理的传统腔调……一切造成了这篇划时期叙事诗的音乐效果。”[131]后来学术界对《王贵与李香香》节奏韵律的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这个观点上。
新时期以来，对李季及《王贵与李香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对《王贵与李香香》及李季的批评逐渐摆脱了政治化、模式化的社会历史批评格局和研究思路，除了对李季创作多角度、系统化的研究以外，研究方法的创新和视野的扩展，特别是对“新民歌派”、李季与其他作家比较研究、李季生平研究以及《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挖掘及其对比兴、叠字、两句一节等传统“信天游”格式与手法等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显示了对李季及《王贵与李香香》的研究从意识形态化走向多学科化研究的趋势。有些研究似乎触及了该诗的音韵特点。小全的《长诗 〈王贵与李香香〉 的艺术特色》从“高明的艺术造型” “严谨生动的艺术结构”和“富有民族色彩的语言形式和手法”等方面分析了其艺术特色，认为《王贵与李香香》的“语言韵律优美，节奏和谐，富有音乐美。韵是造成音乐美感的重要因素，在长诗里诗人绝不是为押韵而押韵的，他是借助韵来加强节奏，创造气氛联系内容，唤起联想的；同时又吸取了信天游的特点，加以革新创造，使韵律显得灵活多变，十分动人”[132]。该文对《王贵与李香香》多样化韵式（如句中韵）和押韵的美学价值做了举例式的分析，是新时期对《王贵与李香香》的音韵分析较为深入的研究。张器友的《〈王贵与李香香〉 与三边民歌》[133]，侧重讨论《王贵与李香香》直接对当地其他民歌的影响。
较为集中论述其语言艺术的是颜同林。他认为“从陕北方言角度进行静态语言分析，全诗有押方言韵现象，也有一些不经解释也能意会到的习惯土语说法，更有富有地域文化韵味的大量方言词汇。全诗除了北方方言构词中一般加词头‘老、阿、第’，或加词尾‘子、儿、头’，还有加‘格、圪’等无意义的字，构成词义有些微变化的新词之外，最突出的是丰富的叠字迭词”[134]。“单音节词可以化成双音节词，双音节词的，其中两个音节则可以任意各自重叠。”[135]“土语词汇与方言语法，诗里也有一些，典型案例如陕北方言中几个特殊的语气词‘价’、‘哩’等。”[136]此后他的《〈王贵与李香香〉 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137]，其音韵分析的观点基本上与此相同。
从目前能看到的研究文献发现，学术界对《王贵与李香香》音韵特点的研究还是不多见；有之，则大抵为简单的举例性质或描写方式，缺少对其音韵问题做精准的语言学分析。
总之，从民国初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由于国语还处于创制时期，所以这一时期对国语运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国语各个组成部分的规范与完善，如对国音标准的制定，对国语的提倡与尝试，对国语文法的创制与改进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国语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语的各项标准已经基本确定，在民众中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学者研究国语运动的视野也日益开阔，对国语运动的研究也从对其内部的构成要素的研究扩大到对国语运动与相关领域的综合研究。
前人的研究给我们一种启示：新的研究必须自觉地采用一种综合的手段，才能揭示出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同时，以上研究还从不同角度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其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都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牢靠的基础。这是研究我们的论题——国语语音与现代白话新诗音韵关系的大语境。
但是，从上面的研究文献也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或侧重于从思想史探讨语言观念，或仅仅考察单个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贡献，或只探讨现代文学某一时段的某一具体论争，大部分缺乏综合的视野。即使有综合，但缺乏从清末切音字到国语运动史料的深入发掘，尤其是缺乏从国语语音统一的视角，对国语运动和现代文学内在联系做具体而微的实证性爬梳。有些学者即便是从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关系互动视野去进行研究，仍然仅仅是集中于其中某些或某一个方面。至于以国语统一的金标准——国语语音及国音韵书为利器，来考察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的种种具体实证的互动、渗透关系，国语语音对白话新诗摆脱传统旧诗音韵的羁绊而向现代转型所起的催生作用，以及国语语音的统一对现代旧体诗音韵的影响，等等，从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相关文献看，尚属阙如，这也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三 研究思路、意义与逻辑结构
对我们的论题——国语语音与现代白话新诗音韵关系的研究，在以上研究文献里至今是阙如的。因为这个论题既不是从哲学上探讨语言观念的，也不是仅仅考察单个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贡献的，也非仅仅探讨现代文学某一时段或某一具体论争的，而是力图以国语语音的统一这个国语统一运动中最麻烦的“硬壳果”为切入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汉语语言学史的观点，结合汉语诗律学的理论，从现代白话的语音特点出发，审音和考古并重，语音研究和韵书纂制结合，史料分析与个案考察互证，深入地分析国语语音标准的确立和民国国音、民国韵书与现代白话新诗音韵方面的互补共生关系，及其对现代旧体诗音韵的渗透。
这样一个论题，从理论上讲，它应该兼顾到国语语音、国音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双方面立场，做一种较全面的双向考察。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由于研究目标的差异，研究者势必在两种立场中有所倚重。在这里我们是以国语语音和民国韵书为视角，主要论述其对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变革、规范等影响，以及对现代旧体诗的音韵实践的逐渐渗透。但事实上，大量的白话新诗和现代旧体诗创作的音韵实践又反过来为改造旧诗韵、推行国语语音、缩减方音韵和撰制民国韵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语料。这是双向的作用，本文的讨论以国语语音的统一和民国韵书为切入点，但丝毫不否认韵文创作的音韵实践的反作用，这是必须首先说明的。1923年，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早已付梓，但因编纂时间上过早，白话诗创作的音韵实践仍处在早期阶段，百废待兴，白话新诗的音韵规则尚未建立，可资赵先生新诗韵编制的新诗资源并不多，等等，所以《国音新诗韵》里的一些通别规则，跟当时和后来的白话新诗音韵并不完全符合。1941年，现代白话新诗已经发展二十多年了，创作实践大大丰富，新诗理论的探索也较为成熟。面对这样一个较有利的语境，魏建功等人较全面深入地总结了20多年来汉语白话新诗创作的音韵实践，以及国语语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故而《中华新韵》的通别和押韵规则就比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更符合新诗的音韵实际。这些互补的关系，我们在具体的研究里做了实证性的分析，我们之所以不明码单列，处于以下考虑：与其面面俱到照顾周全而失之于空泛无据，不如集中一面深入挖掘而得之于实证有理。不用我们喋喋不休的“宣讲”，明眼的读者自会明白二者之间的互存相补关系。
为了繁荣新时期诗歌创作，我们对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做一个较为细致的讨论，对现当代韵文创作或有积极意义。现当代文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笼统的或者说较为宏观把握的层面，从国语语音统一、韵书编纂入手，讨论它们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转相推毂、交互渗透和联合互补的关系，以科学实证的语言学方法，钩隐索沉，论从史出，这种交叉综合的研究一直较少引起现当代文学界的重视，甚至被视为形而下的“技”而予以轻视乃至捐弃。
本书将对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的密切关系做一较详尽的探讨。论文分为五章，最后为余论和结论。
引言部分对与本论题相关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核心术语做了梳理和界定，以免在讨论时引起歧义。然后重点评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学术界对本论题的研究状况，对相关研究文献做了分类述评，分析了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关系研究上的一些问题，探寻可能拓展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关系研究的一些向度；说明了本论题的一些研究思路、方法、逻辑结构和研究意义。
第一章讨论了国语语音的统一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首先考察了从清末切音字运动到国语运动的发展，认为清末切音字运动是注音字母的先河，注音字母为国语语音的统一准备了物质条件，国语运动最终确立了国语语音的金标准；国语统一问题本质上仅仅是国语语音的统一问题。其次，认为民国国语语音的统一是汉语言研究从义本位向音本位转向的历史必然。最后详尽地分析了国语统一与白话文运动的联姻历程和联合理据。
第二章重点讨论了民国时期出现的两大韵书，认为民国韵书是国语语音和白话新诗音韵联合的津梁。分析了汉语韵书编纂的两大目的，重点从科学实证的角度讨论了民国韵书编制的语音标准和民国官韵《中华新韵》对民国国音韵书的精进，比如民国韵书韵部的分合及其通别的比较，其韵部名称及其次第的比较，其小韵数目及其排列次序的比较，以及民国韵书对旧入声的妥善处理。最后诠释了《中华新韵》新旧各体韵文写作的押韵例。认为统一的国语语音和精善的民国韵书尽可能变革、规范现代白话新诗的音韵实践，而大量的白话新诗创作的押韵实践又对国语语音的推行和民国韵书的撰制提供不可多得的语料，二者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互存相补的密切关系。
第三章对民国学人白话新诗的押韵思想做了较详尽的述评。重点探讨了现代白话新诗该不该押韵，如果押韵，该押什么语音标准的韵，以及押韵的审美价值等问题，并对押韵派和废韵派的观点做了适当的分析。最后结合民国韵书，对现代白话新诗的韵式做了全面的梳理。
第四章探讨了白话新诗的节奏与国语语音的关系。本章重点以现代白话新诗为例，论述了胡适的新诗理论，穷尽式地统计了《尝试集》和其中十四首胡适所认为的真正白话新诗的轻声字的使用情况，论述了胡适的自然音节与旧诗的平仄节奏之间的关系，以及胡适新诗节奏理论与国音轻声研究的密切关系。胡适改诗是对白话新诗重轻节奏的自觉强化，以重轻节奏代替平仄节奏，是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必然逻辑。胡适以北方口语里的声调变体——轻声来突破旧体诗平仄的节奏模式，从而使白话新诗的节奏类型自别于旧体诗，客观上拓展了白话新诗的节奏类型。但他过分夸大轻声的作用，欲以流行于欧美的重轻律代替汉语旧诗的平仄律，忽视了汉语诗律的古典传统，这是不妥当的。
第五章和第六章具体讨论了白话新诗的用韵与民国韵书的通别。分别以胡适的《尝试集》、闻一多的《死水》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为例，重点考察了这三部新诗的用韵实际，并为之做了赅备的韵谱。探讨了其变调相押与国语语音的轻声之间的关系，全面比较了其用韵标准与民国韵书的通别，分析了初期白话诗《尝试集》的押韵对现代白话新诗用韵的深远影响。认为《尝试集》时代，白话新诗的用韵标准处于一个过渡状态：旧诗韵已经破坏，而白话新诗的语音标准尚未确立。胡适的押韵标准基本上是按照当时的国音标准，并且符合国音韵书的通别规定，少数诗作以方音或古韵押韵。到了新格律诗的《死水》,28首诗，首首押韵，押韵的语音标准也是根据国语国音。其少量诗里的个别韵段以湖北浠水方音相叶，这是受《尝试集》以方音入韵的影响，但是其数量比《死水》之前的《尝试集》《红烛》等明显要少得多，《死水》押旧诗韵的韵段也比《尝试集》少得多。《死水》继承《尝试集》轻声字入韵的良法，自觉利用现代白话里特有的轻声字，构成韵脚，合辙押韵，成功地表现新格律诗的音乐美。20世纪40年代延安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其押韵的语音标准仍是根据国语国音。虽然间以陕北方音相叶，但是数量比《尝试集》和《死水》明显要少得多。之前押旧诗韵或词韵的韵段，在这部民族化大众化的长诗里基本退出了。可见，国音的推广和国语韵书的纂制等国语语音统一运动对现代白话新诗音韵深入、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但《王贵与李香香》受诗人押韵思想和陕北方言等影响，忽视了《尝试集》《死水》等白话新诗轻声变调相押的优良传统，应引起新诗作者的注意。
余论部分是论题的进一步延伸和总括。以胡适《去国集》、鲁迅和毛泽东旧体诗词用韵为个案，考察了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对现代旧体诗音韵的渗透作用。认为民国统一的国语语音标准不但模铸了现代白话新诗的音韵，使《尝试集》为代表的白话新诗基本上摆脱了旧诗韵一统天下的局面，转向以国音为主，适量参以方音韵或少量古韵，七百多年来，首次实现了汉语诗歌创作用韵与实际语音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如同白话语言一样，国语语音的“金标准”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说话和为文押韵的自觉追求，即使是以押旧诗韵为职志的旧体诗，其用韵也部分地摆脱了平水韵的羁绊，有意识地参用了国音的标准。统一的国语语音和编纂精善的民国韵书尽可能地变革、规范了《尝试集》以来现代白话新诗的音韵，也渗透到现代旧体诗的音韵实践；而大量的统一了语音标准的白话新诗，以及渗透了国语国音的现代旧体诗音韵的实践，会在南北各方言区普遍流传，广为阅读，这又反过来大大有利于改造旧诗韵、推行国语语音、缩减方音韵和撰制科学的民国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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