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中国生活审美化倾向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有学者感叹中国没有宗教文化却延续了几千年。没有宗教文化的中国人如何在现实人生中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西方许多学者如阿诺德（Matthew　Arnod，1822—1888）、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虽然所持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赞同艺术（审美）可为人类提供生存意义和价值依托，在世俗化的社会中艺术（审美）可取代宗教而成为价值意义的中心。马拉美说艺术赋予短暂逗留于世间的人们真实性，阿诺德则说人类必须求助于诗歌来获得对生命的解释，给我们慰藉，获得活下去的勇气[1]。中国的蔡元培、方东美、李泽厚等学者也提出应以“美育代宗教”。事实上在这些类似的说法未提出之前，艺术和审美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类宗教的地位。“礼乐文化”是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都致力于建设的实践文化，其中“乐”为“礼”服务，虽然并不等同于专业分化后艺术种类中的音乐这门艺术，但其在未分化的形态中依然持有自己的艺术品性即审美情感的抒发。尽管受制于“礼”，但在实践活动中依然会有美的感受。赋诗、跳舞是上层贵族基本的必备的生活技能。从贵族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士”不仅谈古论今，还能写诗作文。为了修身养性，他们中多数人还会弹琴鼓瑟，手不离笔练习书法。上文列举的诗文、琴瑟、书法与生活紧密贴合本身就是生活行为，与现代意义学科分化之后作为艺术的诗文、琴瑟、书法不同，但这些本身带有艺术性和审美性的活动依然极大提升了他们的艺术修养，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情趣。文化主导者对艺术性和审美性活动的青睐对其他阶层的人们具有范导性作用。由于物力、财力、精力所限，各阶层未能将这些审美性活动全然效仿，但时常会宣之于口、挂之于心，一有机会便竭力模仿。这种在生活中审美的倾向历经战火洗礼虽几次短暂中断，但仍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性标识。

“生活”一词并非仅仅指物质生产，但物质生产仍是生活之基。与现代社会由于分化和专业化导致生活与经济、政治、科技、艺术、宗教分化性不同，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具有整一性，所以论述中国古代生活的审美倾向性必须从其生产方式开始。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生产。早期农业生产落后而低下，这使得人们的生存极为艰难。解决这种艰难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幻想天国、上帝、万能的神祇获得臆想性安慰；二是人们专注于现世生活，倾力解决眼下生存困境。虽然在特殊时期佛教普及范围较广，但在整个古代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人更倾向走第二条道路。他们一方面倾力进行农业种植，辅之以采集、捕猎、手工制作等方式来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另一方面又极疼惜、极尽情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所需之物。美食的享乐成为生活审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此为基点扩充对美物（如陶瓷、鼎等）的创造和实用审美，再扩充到对整个现世生活的审美。可以说，经济、道德、审美是中国古代生活中的三维核心，道德和审美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人生活的意义价值层。在中国主流传统中，“合德为美”又将道德和审美有机相连，构建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德性生活审美”。

人类历史源远流长，审美活动始终与人类历史相生相伴。即使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历史时期，人们闲暇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审美。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将石珠、兽齿、贝壳佩戴在身上以之为美；西班牙的先民们在狩猎前对着阿尔塔米拉洞壁上栩栩如生、极具艺术性的野猪、野马和赤鹿形象进行祈祷活动，均昭示着生活与审美一体性。但中国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使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有着深层而普泛的关联。商周时中国古代理性意识的觉醒使宗教失去生存土壤，遂使中国古人的精神情感趋向审美的方向，所以审美（及相关情感）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维度。中国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不仅要符合“礼”之规范，还要有“乐”之典雅。礼之规范、乐之典雅就是生活审美本身。中国武术美与西方拳击美不同，虽要求准、狠，还有形式的美感，但根底在养生、强身。炸药创造出来也主要用于制作鞭炮，进行节庆假日的娱乐和生活审美而非作战。甚至便溺之厕也竭力使其审美化：帝王将相之便器被称为“伏虎”或“虎子”，用玉或檀香等名贵材质制成，饰以珠宝，奢华异常；《世说新语》载石崇家厕内站立者服饰华丽的婢女，放置着甲煎粉、沉香汁，有绛纱帐大床，还有为如厕者准备的更换衣物；《云林遗事》载明代贵族的厕所底部放着鹅毛，粪便下则鹅毛起；即使普通民家的厕所也张贴些“诗画斗方”[2]。美渗透于中国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审美是中国古代生活的重要一维。

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审美具有历史传承性。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就将贝壳、兽牙兽角挂在身上，用赤铁矿粉撒在死者埋葬地周围进行祈祷，实用和审美融于一体。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挖掘出来日常器皿彩陶上雕绘着几何纹、鱼纹、鸟纹、蛙纹等，器形或为鸟形、猪形。信巫好祀的殷商时期国君率众起舞为“万舞”。周代时周公制礼作乐，礼成为人们日常起居言行举止遵循的范导性生活样态：外交活动中歌赋和答，射箭时彼此作揖行礼，伴着玉佩发出的悦耳之音行走，踏着佩玉摆动的节奏起步……中国古代生活审美样态已基本成型。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贵族们经常进行狩猎活动，宴饮歌舞盛行，驻足欣赏“百戏”成为时尚，上至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都喜在街头驻足欣赏百戏。此时的百戏主要在街头进行，还未脱离生活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见图1-1）。

图1-1 山东滕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

魏晋时期社会的动乱为人们精神的自由打开了极大的空间，《世说新语》中记载着魏晋士人不拘礼法、挥洒性情率性真实的日常生活，他们手捧“三玄”以清谈为乐，在湖边弹琴、饮酒、唱歌，这些日常活动均具有审美意味。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一次高峰。唐代妇女在节庆假日出游（见图1-2），文人游学并饱览山河美景。由于两宋时期都市商业的繁华和皇帝的身体力行，士大夫们上行下效，他们唱歌喝酒品茶，狎妓冶游，填写新词（填词作曲是士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后人认为的纯艺术），使用瓷器，尽情在现实中过审美的生活。明清帝王钟情于诗文书画，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城市商业活动的繁盛，使上至帝王大臣、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农民都尽可能在生活中进行现实的审美。家具设计和园林建筑兼顾肉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见图1-3），成为明清生活审美的突出代表，是中国古代生活审美史上的又一高峰。上文仅是对中国古代生活审美历史的粗略勾勒，尽管各个朝代生活审美的具体呈现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的生活和审美却与内在深层的普泛关联。辜鸿铭说，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深沉、博大、淳朴”和优雅[3]。中国人有浑厚、圆滑，与世无争的和平天性，有欣赏生命、虔敬宇宙、直观静省的内心生活：这正是审美的人具有的品格特性。香港学者金耀基也认为“中国文化之基本性格是艺术的、道德的”[4]。

图1-2 唐代妇女节庆假日骑马出行游玩

图1-3 形式美和生活审美合于一体的明代木椅

上述实例均说明审美是古代中国生活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因此方东美、梁漱溟、牟宗三、蔡元培、李泽厚等人才对“美”寄予厚望，倡导“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育代宗教”。第一章着力对中国古代生活与审美普泛关联性的深层根源进行阐述，以证明虽然自古以来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着形式各样的审美活动，但与其他民族不同，“美”是内摄于中国古代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古代中国生活审美化倾向和中国汉字有关。汉字具有象形性、指示性、会意性、绘画性（见图1-4），这些均和审美关联密切。汉字具有审美特性，汉语也具有一定的审美特性，汉语词语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语法具有灵活性和随意性，特别是它的节奏感、韵律性与审美的联系尤为紧密。辜鸿铭说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5]，即使古代中国人的一些散文，读起来也像一首诗。极具审美特性的汉字和汉语在中国古人数千年的实践中积淀为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敏锐工具，建构着具有审美特性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生活的审美化倾向也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进程中没有经过与自然万物的“断脐阶段”，因而更多地保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天然联系，更多地保留着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原始情感，从而在思维方式上更多地保存着感性和理性交融渗透的原始状态。感性和理性互渗互融的状态也正好是审美的思维方式。但仅从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来探讨中国古代生活审美化倾向形成的根源尚嫌浮浅。

图1-4 甲骨文十二生肖，中国具有审美意味的象形文字

农业时代形成前漫长的植物采摘方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饮食习惯和大脑发育也是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重要因素之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史前先民主要生活在北纬20°—45°的温带和亚热带区域，季风使大部分区域雨量充足，较高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使远古东亚大陆上生物种类异常丰富，通过植物采集获取食物较为便捷。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和丰盛的植物种类形成了中国古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不同于欧洲先民以动物性食物为主、植物性食物为辅）的饮食结构：“中国地理环境中生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给中国区域内形成的人类主要提供了植物食物……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早期人类漫长进化历程中，虽然也靠渔猎获取部分肉食，不过，主要获取的食物能量还是采集植物果实、块根和茎叶。”[6]这种饮食结构影响了中国人大脑的发育，使中国人偏重于用大脑两半球的平衡作用来进行语言思维，欧洲人偏重于用左脑进行语言思维。用大脑两半球的平衡作用来进行语言思维使得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形象性、整体性、直觉性、情感性等和审美思维相关的特点[7]。

汉字语言的分析、大脑思维的分析均不能从根底上清楚阐述古代中国生活的审美倾向。只有从小农式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生命文化入手，才能对此进行清楚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