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

一 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截至18世纪末）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今人如想研究数千年来边疆发展状况，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史料的匮乏、零散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较，研究古代中国则有两点有利条件：一是古代中国文明持续不断，文化传统亦世代相继；二是古代中国有良好的史学传统。文明的持续发展不但造就了相对完整系统的研究客体，而且增加了认识研究问题的线索；史学发达，而不仅是文学发达（如古印度），则更给今人留下一笔宝贵的学术历史遗产。史学与文学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是以纪实为前提的，重视纪实并加以持续发展，这就奠定了今人对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基础。史学是以求真为前提的，但求善也是史学重要的社会功能。关于边疆纪实及研究的历史遗产既是前人对边疆实况的记录，也往往反映了著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求真与求善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因受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制约，历史文献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因此辨析真善始终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前人对边疆状况的记述和对边疆问题的研讨是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的，但对后人而言，前人的著述成果均以历史文献的形式保留下来。对于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历史文献，试作如下分类概述。

（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

这类著作是我国历史上创作时间很长（延续两千多年）、成果最丰（数十部）、最为成熟（自身体例比较完善，相关的注释与研究著述亦多亦强）的历史文献，因此也是相对最有价值的文献。这类著作的主体就是被视为传统正史的二十六史（如只计二十五史则无《新元史》，只计二十四史则再去《清史稿》）。如按编纂者情况分类，二十六史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出于个人私撰的有《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和《新元史》；二是受命于统治者而实出于一二人手笔的有《汉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新唐书》；三是出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下的众史官之手的有《晋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二十六史成书的条件各不相同，各书的质量与成就也很悬殊，但这些书的编写目的都是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服务社会，加强和完善国家统治秩序。这也正是二十六史被奉为传统正史并得以广为流传的基本原因。

司马迁作《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该书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的篇幅从不同角度记述了从上古至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该书字里行间也反映出作者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加上各篇末所附的“太史公曰”和作为作者自传与全书序言的《太史公自序》，这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边事活动往往是国家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大事，司马迁对这类边事活动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作者也很重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状况及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记述，《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是我国现存成文最早、系统地记述各有关边疆地区社会现状与历史情况的文献。班固作《汉书》进一步完善了纪传体史书体例，成为后世修史最重要的范本。该书《地理志》是中国传统正史中第一部地理志，也是第一部较为系统论述边疆史地的著作。该志首先引用《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以说明先秦时期地理之概况，然后对西汉时期郡县封国建置经过和变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风俗、文化与海外交通作了综述。该志继承发展了《禹贡》纪实性学术倾向，加之作者有着管理和使用官方图籍档案资料的便利条件，将众多史料（包括人口数据等）收入志中。该志将纵向的沿革变迁与横向的行政区划较好地编织起来，所创体例为后世历代正史效法。《史记》《汉书》问世后，对这两部书的注释与研究也逐渐成为一种学问，《史记》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和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汉书》颜师古注和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等也是宝贵的史学遗产。

继《史记》《汉书》之后，历代修史不绝，对各部史书的注释与研究也在不断进行。裴松之注《三国志》，对原书略者详之，缺者补之，谬者正之，疑者存之，如裴注引王沈《魏书》载曹操之语：“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这些都是后人研究历史不可忽略的参考资料。至清代，对历代正史的研究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该时期研究成果的代表。

（二）编年体史书和起居注、实录

编年体史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历史著作，而起居注和实录则是经整理加工的编年历史文献集。

《春秋》《左氏春秋》（《左传》）是我国传世的最古老的编年体史书，如果说《春秋》尚不成为史书体裁，《左传》则已是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包括边疆史事在内的宝贵资料。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均有编年体史书问世，但留存至今的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有荀悦的《汉纪》和袁宏的《后汉纪》，至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编著达到了高峰。《通鉴》取材广博而又精审，成《考异》一书而创“考异法”治史。司马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但由于他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导致该书在述评边事等方面的偏差和失真。后人对《通鉴》的注释、研究很多，其中以胡三省的《音注》为最重要，而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则为考证古地理的重要著作，对边疆研究亦有价值。受《通鉴》影响，编年体史书不断问世，其重要的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佚名《宋季三朝政要》、佚名《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谈迁《国榷》、夏燮《明通鉴》等。

起居注是史官积累的原始资料，但清以前起居注得以传世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实录为每一帝王死后，下一朝的群臣就起居注和日历等纂修而成，故每代最后一朝均无实录。至迟从梁武帝时即有实录，但明以前各朝实录只有唐《顺宗实录》和宋《太宗实录》尚存部分。明清各朝实录基本保存完好，为后人研究明清史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涉及边疆事务的也相当丰富。实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其间有意无意的差错也有不少，如明《太祖实录》《光宗实录》和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均经重修或修改，造成许多失实之处。清屡次修订前三朝实录的主要原因是想掩盖其曾藩属于明的历史，而这些内容恰与明东北边疆史密切相关。清代还有官修《东华录》传世，该书性质略同实录简编。

（三）典志体史书

初创典志体史书体裁的是唐代刘秩的《政典》，而唐代杜佑的《通典》则成为十通之首。正如《四库提要》所言：通典“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对于边疆问题研究，《通典》中的《食货》《职官》《州郡》《兵》等部分均有大量有用资料，《边防》一门十六卷则更是全部记述边事和周边少数民族事务的。继《通典》之后，又有宋代郑樵《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和清代官修的《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及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著作问世。《清通考》中《田赋考》增《八旗田制》，《钱币考》增《回部普儿》，《土贡考》增《外藩》，《封建考》增《蒙古王公》等；《清续通考》增《外交》《邮传》等，这样就在舆地（州郡、地理）、四裔（四夷）等门类的基础上加强了对边疆事务的记述。

（四）地理书和方志

我国的地理学研究源远流长，历史遗产十分丰富；方志则是以地为纲的历史文献，对保存各地方的史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边疆问题，地理书与方志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上古时期，许多著名文献中都有地理书的成分，其中比较集中和突出的有《尚书·禹贡》《管子·地数》《山海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周礼》等。在这些文献中，保存了古代中国早期边疆状况的珍贵史料；同时，辨析这些材料的真伪虚实也是千百年来学者们治学之重要所在。秦汉以后，各类地理文献逐渐增多，传世作品也逐渐增多，这不但为后世中国边疆研究提供了素材，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

游记、旅行记、考察记类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关于边疆的记载。大约是战国时期作品的《穆天子传》是一部神话性的旅行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生活时代人们对大西北的认识和想象。到了汉代以后，中原地区人们的行迹有了更大范围的拓展，随之也留下了日益增多的记载。广阔的西域地区已成为人来人往的热线地区，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因素外，佛教的东渐和中原使者、僧人的西去求佛也是重要的促进因素。晋代高僧法显是最早到达印度且回归祖国的极少数人之一，追记他的全部旅程的《佛国记》则是世界最古老的真实旅行游记。该旅行记对从河西到西域的边疆地区多有记述。继《佛国记》之后，又有东魏杨衒之编《洛阳伽蓝记》、唐辩机编《大唐西域记》、慧立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蒙元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和明《徐霞客游记》等名著传世，这些著作对西北、蒙古高原、西南等地区的记述建立在耳闻目睹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因此都是边疆研究的珍贵史料。

在我国古代，很早以来就有专著方志的传统，如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1]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以后，齐有陆橙的《地理书》，梁有任昉的《地记》，陈有顾野王的《舆地志》，唐有《括地志》、贾耽《古今郡国四夷述》等。与地志一同兴起的还有地图的绘制，早在先秦时期即有大量地图问世，秦汉时则已有相当的规模，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得益于缴获秦的那批图书即是证明。以后至唐代，以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和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最著名。这些著作地图虽已年久失传，但其在学术发展史上则有承前启后之作用。早期方志之书传世的以东汉时期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东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唐代樊绰的《蛮书》为最著名。上古时吴越、巴蜀已属边远地区，亦为边疆研究者重视之地；《蛮书》专记唐代云南境内南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事，虽今传世者为辑本，其史料价值仍不容忽视。

唐《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总地志，该书有图（每镇有图，后失传）有文（现亦有缺佚）、以唐十道四十七镇分篇，实以府、州为叙述单位，记开元、元和时的户数，叙沿革形势、府或州境、贡赋、管县数目和名称，再分叙各县情况（略同府、州）。该书对了解唐代全国情况是十分有益的资料，清代学者孙星衍等曾对该书进行校正等工作。宋代所修地理总志有太宗时期乐史修撰的《太平寰宇记》（现存本有缺佚）、神宗时期王存等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徽宗时期欧阳忞撰的《舆地广记》、理宗时期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现存本有缺佚）和内容仅以南宋统治区域为限的祝穆编《方舆胜览》。元代时曾官修《大元大一统志》，该书规模超千卷（据金毓黻《大元大一统志考证》为一千三百卷），但该书亡佚于明代，今仅存残本。明代传世的全国总志有景泰时期陈循等编《寰宇通志》和英宗复辟后李贤等编《大明一统志》。清代曾数修一统志，最后形成内容叙事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通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的全国总志。除了官修志书外，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未完成之稿本）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从边疆研究角度看，二顾著作的重要价值主要在云南、广西、交阯等西南边疆部分。

除了全国性的总志外，还有数量更大、史料价值往往也更大的地方志。各地方修志，宋代时即已逐渐兴起，至明中叶时已很发达普及，至清代则更为兴盛，几乎无地不志，以至名山大镇亦各有志。单本地方志的所及范围虽小，但叙事也更为详尽，加上有各志书遍布全国的优势，因此往往对缺乏若干文献资料的边疆研究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十分难得和珍贵的。当然，由于各地方修志的条件不同，修撰者的水平能力各异，因此各地志书的质量和价值也不尽相同，这也往往是学者们研究边疆问题时首先要辨析的重要问题。

我国古人对各地的描绘不但重视用文字去叙述，往往也重视地图的测绘工作。明以前地图传世者很是罕见，明以后我国地图绘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是其重要因素），传世作品也逐渐增多。边疆地区的状况如何往往是统治者需要了解并且需要有其地图的要点所在，这在唐宋时期即已十分明显；同时边疆地区也是地图绘制工作的难点所在。明代传世的重要地图有《杨子器跋舆地图》和罗洪先《广舆图》，杨子器在《舆地图》跋文中写道：“观夫两京畿之相望，十三省之环，百五十二府，二百四十州，一千一百二十七县之系属，四百九十五卫，二千八百五十四所，交错布列，为之保障。若宣慰司十二，宣抚司十一，招讨安抚司十九，长官司百七十七，亦莫不革其野心，以听省府约束。外若朝鲜、安南等国五十六，速温河等地五十八，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隶二百三十八，亦皆奉朝贡，一统之盛，万仅见。”“敷时绎思，维祖求定，此舆地图所以有补于政体也。间常参考大一统志及官制，而布为是图，皆诸家详略颇异。若京师、若省、若府州县、若卫、若所、若卫所之并居府州县者，若内外夷方之师化与宾界者，势同异其形。远近险易，一览可视，愿治者常目在焉，则于用人行政，谅能留意。”该《舆地图》的比例尺大约为1∶1760000，图上海岸线和河系平面图形等已近今图，各行政区名的相对位置也基本正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全国了解与认识的深入。《广舆图》包括的区域范围较《舆地图》更大，增有九边、黄河、海运等图，是一早期的分省地图集，其图上各省的图形轮廓与今图已大致相差不远。明末清初，我国的地图测绘进入了向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乾隆时期，政府曾组织过大规模的地图测绘，在这一时期，我国边疆地区的地图测绘编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再加上明清时期海图测绘方面的新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即说明了边疆（包括海疆）研究的长足进展，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边疆研究的大批珍贵资料。

除了上述四大类外，我国古代历史文献还有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其中涉及边疆问题的文献也为数不少，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众多笔记杂记类私人著作中，亦有丰富的边疆研究历史遗产。

总之，前人的千年积累，是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最基础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