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综论

第三章 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兴起前的准备（20世纪50—70年代）

一 中国边疆研究在受挫中坚持

1949年10月，在古老而又久经磨难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划时代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从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过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发展了1919年至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尽管走过的路不是平坦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所有这一切变化，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并未带来太多实际的推动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

可是事物的发展毕竟是复杂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特定社会条件下，中国边疆研究在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却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下面就这两个研究领域的进展，作一简述。

（一）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兴旺

帝国主义侵华史在这一时期史学研究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固然与当时时代背景有关。此时研究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澄清史实，恢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掠权割地的历史本来面目；二是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此时研究的重点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美国侵华历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卿汝辑《美国侵华史》（2卷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卷1952年版，第二卷1956年版）是此时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代表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来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全面、系统，紧扣揭露与批判的这一主题；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全书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虽只写到19世纪末，所论颇具特色。揭露英国侵华的著作，有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该书集中阐论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侵略的全过程。其他如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和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凌大珽《法帝侵华史》（新潮出版社1951年版），陈传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等，则是对英、法、日等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对列强侵华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沈自敏、贾维诚、康右铭、李明仁等学者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61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起讫时间是1840—1895年，“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暴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书第二卷在中断20余年后于1985年出版，写到1919年。全书虽未告成，但仅就一、二卷言，已是迄今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必须指出，50年代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中，对于沙皇俄国侵华活动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史实更是噤若寒蝉。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频发。1968年1月，苏军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阻挠中国渔民正常生产活动，制造了流血事件。3月，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沙俄侵华史研究日益为政治家所倡导。

1969年中苏两国重开边界谈判。某些苏联学者为了替苏联政府的扩张主义立场制造根据，大量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公然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辩护的论著不断出版。这就使得主要从事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研究论著，以澄清历史真相。此时除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俄关系的论文外，还出版了一批论著，主要有：

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沙皇侵华史》编写组撰写的《沙俄侵华史》；

197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撰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同年，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工农兵学员和北京军区炮兵部队理论组联合编写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和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甘肃省第一建筑工程局工人理论组、兰州大学历史系联合撰写的《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

1979—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撰写的两卷本《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

上述著作有的出版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虽然出版稍晚，但其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构思和撰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因此印有深深的时代痕迹。但是对于人们认识“沙皇俄国的历史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历史”“沙皇俄国是欧洲和亚洲人民共同敌人，是历史上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之一”，还是有帮助的。

20世纪70—80年代，还出版了诸如《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史》《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等一批学术专著。这些论著与文章，依据历史事实，驳斥苏联学者的错误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以下论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沙俄入侵前，中国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目前中苏边界有关的一切条约，都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值得提出，197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4卷本《沙俄侵华史》开始出版。第1卷的主要内容是早期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第2卷叙述了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武力吞并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3卷叙述了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以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经过。第4卷叙述了19世纪末至1917年俄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这一时期的沙皇俄国侵华史撰写，同沙皇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扩张史撰写一样，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和现实的国际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一些编者所指出的那样：“老沙皇的迷梦随着它的垮台早已宣布破产了，但今天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仍想重温老沙皇侵略中国的旧梦。他们抛出了连篇累牍的文章、书籍，肆意颠倒历史，无耻地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辩护。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把所见到的有关历史资料，整理成这本《沙俄侵华史》，以便让人们看一看，苏联新沙皇是怎样‘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的’”。[1]这种观点，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学习或研究沙俄侵华史意义的认识。

这些论著既为揭露霸权主义做出了贡献，也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禁区，同时也表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直学者良知仍显示出其灼人的光辉！

鉴于沙俄侵华史、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需要，这一时期还集中力量、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涉及沙俄对外政策，特别是沙俄侵华活动的俄、英、法、日文研究著作，以及当时人、当事人的回忆录。这批译著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于20世纪70—80年代出版内部发行，并形成了系列，成为深入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今仍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兹将我收集到的60种译著书目制表如下：

续表

续表

续表

这些译著的译者，大多没有个人署名，同时在扉页上注明“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留下了特定时代的印记。但是，这批书的翻译质量，无论从对俄文、英文、法文、日文的掌握与运用上，在汉语的表述上，还是对相关的历史知识的积累与理解上，都堪称一流。当时的译者都努力做到精益求精，中国知识分子治学的优秀传统仍在继续，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依然辛勤耕耘，且有成果在逆境中艰难问世。

与近代界务交涉有关的资料编辑出版，当时由于受到种种规定的限制，仅有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鸦片战争》（1—6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中法战争》（1—7册，神州国光社1955年版）、《中日战争》（1—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中有所涉及。

（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是民族史研究工作的开创阶段，这一阶段民族调查的开展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摸清我国各民族情况，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进行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社会形态、文化习俗的综合调查，初步弄清了各地群众的族属问题。1956年，在综合调查基础上，确定了我国51个少数民族（后增加到55个）。1956年，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开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领导下，调动全国有关力量，组成8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抢救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农奴制度下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资料，包括文献、口碑和影像资料，并提出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

经过几年努力，调查组调查收集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还收集了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近两千万字，摄制了十几部保留三种社会形态的民族科学纪录影片。编写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才，扩大了研究队伍。

在国家的倡导、支持，以及民族调查蓬勃开展的推动下，民族史研究工作也得以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民族史专著，如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余元安《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等。再版了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1957年版）。

在当时的研究群体及众多研究成果中，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尤引人注目。

早在1951年，为了贯彻国家的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集中了一大批各民族专家、学者。至1958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正在开展的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实践证明，上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研究群体）在民族研究的开创阶段所起的主导、推动作用和聚集人才、培养人才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其实两个机构有着密切的延承关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之初的基本研究力量即是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移植的。民族研究所建所之初拥有30年代即享誉史坛的一批著名学者，如冯家昇、陈述、王静如等原来即是研究部的成员。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冯家昇等编著《维吾尔族史料汇编》上、下册（1955年铅印，195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上册）等，都是属于学术上乘之作。

1952—1958年开展工作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于1955年9月至1957年1月编印了六辑《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共刊载研究部学者有关论文和调查报告38篇，约75万字，其中涉及边疆地区民族历史与现状的有：傅乐焕《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和《关于“吉萨尔迪汗”和“根特木耳”的资料》，王静如《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林耀华等《达斡尔氏族亲属和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陈述《关于达斡尔的来源》（以上均刊第一辑）；林耀华等（西藏）《波密简述》、李志纯《景颇族情况》、费孝通《卡瓦社会概况》（以上均刊第二辑）；陈雪白《达斡尔经济生活》（刊第三辑）；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王静如《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历史分期问题》，王锺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程溯洛《阿古柏的历史评价》（以上均刊第五辑）；吕光天《十九世纪末朝鲜人迁入延边自治州的发展》（刊第七辑）。以上均乃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成果。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58年创办了综合性学术刊物《民族研究》，为民族研究开辟了园地。

有关这一领域的资料编辑与出版，较重要的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第二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1959年版），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1—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