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华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准备出版了，我很欣慰。在高校工作多年以后，华秀选择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是她不太熟悉的领域。这十分不易，但是她坚持下来了，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华秀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孙犁作为研究对象，看似偶然，其实还是有些机缘。她本科就读的河北大学就在白洋淀地区，那是孙犁创作的“大本营”。华秀对于孙犁也是耳濡目染，浸润已久。文化的地缘关系犹如血缘关系，是深入骨子里去的东西。我们的前辈学人就深知这一点。吴福辉先生曾谈起王瑶先生指导他们论文选题的过程。王瑶认为最好选一位与个人地缘相近的大家来研究。他建议吴福辉研究茅盾，因为吴福辉先生是上海人。吴先生后来研究海派小说，也许与此有关。凌宇先生研究同乡沈从文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当时沈从文的文学地位还没有现在高，似乎不算“大家”，曾与王瑶先生有过一番讨论。现在华秀的论文选题根据前辈学人的这个原则，我想应该是不会错的。

新时期以来，孙犁就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且经久不衰。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为什么有些革命文学作家的地位下沉，而孙犁的地位却在上升？为什么新时期文学强调“去政治化”，而孙犁的创作却与政治密不可分？为此，学术界给予了两种不同的解答：其一，提出了“新孙犁”和“老孙犁”之说，把孙犁看作“两个人”。认为创作自然清新的“荷花淀派”风格的孙犁已经老去了，新时期以来创作《芸斋小说》和一系列散文随笔的孙犁意味着“新孙犁”的诞生，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兴趣所在。因此，晚年孙犁研究一度成为热点。这样一来，孙犁就被分割开了，人们要么研究孙犁的抗战小说，要么研究孙犁晚年。这些研究，看到了孙犁的前后变化，这是事实，但多少给人割裂之感。其二，认为孙犁内心是分裂的，革命家与艺术家始终在打架。杨联芬的论文《孙犁：革命文学的多余人》影响最大。李敬泽也撰文《半个世纪 两个孙犁》来概括孙犁创作。这些研究看到了孙犁创作的复杂性，是孙犁研究的深化，但同时带来了巨大争议。孙犁创作究竟是怎样的？孙犁的价值何在？这仍然是孙犁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新时期孙犁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深化，这是华秀面临的首要问题。孙犁的创作时间跨度长，社会和时代变化剧烈，要想对这样一位作家做整体观，的确不易。然而，华秀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原则，要把孙犁看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割裂的形象。她从孙犁的创作实际出发，把握了孙犁几个节点的创作演变和自然脉络，虽然谈嬗变，但是顺势而为，没有奇突和人为割裂之感。“从群体突围到个体救赎”，是变化的，又是统一的。不变的是作家始终秉持的社会责任感，文艺对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初心。这是华秀对孙犁小说创作的宏观把握。这种把握基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分析和感受，我想是可靠的。

回到文本，是华秀找到的研究孙犁最有效的方法。她在高校教过多年写作课，这也成为她研究孙犁小说文本的看家本领。她把孙犁小说创作的语辞及各种材料都一一提取出来，再放大了去看。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她似乎陷入琐碎的问题上去了，担心她忘记了论文的主旨和要义。然而，华秀是聪颖的，她懂得“入乎其里，超乎其外”的道理。在感知了孙犁小说大量的细节之后，她以其对语辞的敏感，对文本现象的综合概括能力，命名及想象力，写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论文，有了她自己的独到发现。华秀在宏观把握孙犁小说的同时，也打开了孙犁小说丰盈的微观世界。

华秀认为，孙犁研究不仅为她学术上开辟了一块属地，也为她的人生提供了诸多滋养。的确，在与华秀共同的学习探讨中，我也有机会进一步重读孙犁的道德文章，感受孙犁伟大的人格，他创造的美的极致与温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孙犁的朴实厚重与永远道不尽的复杂。在与华秀亦师亦友的无数次或严肃或愉悦的交谈中，孙犁都是我们最好的文化精神背景。

华秀对孙犁的研究仍在进行中，愿她在学术道路上不断精进。是为序。

马云

201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