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孙犁小说研究的历史、现状及问题

（一）孙犁小说研究的历史

孙犁小说看似清新简单，实难解读。从成名作《荷花淀》发表的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70多年来各种“争论”从未停止。同一篇小说，研究者观点时常相左，且都有一定说服力。在创作风格方面，有人认为孙犁是浪漫主义作家，有人认为孙犁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有人认为孙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家；在美学风格方面有人认为孙犁小说是阴柔的，有人认为孙犁小说是阳刚的，有人认为孙犁小说是既阴柔又阳刚……但无论怎么争论，都难以形成统一看法，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意味着孙犁小说风格的复杂和多元。

最早向孙犁小说“开炮”的是发表在1948年1月10日《冀中导报》上的一篇文章《孙犁同志在写作上犯“客里空”错误的具体事实》。文章虽左，却抓住了孙犁小说的命脉：反映现实“不准确”。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成为我们理解孙犁小说的关键节点。只有将这一问题解释清楚才能读懂孙犁小说，解释不清楚，孙犁小说只能作为经典而被边缘化，但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理论阐释，孙犁研究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也就始终存在。50年代人们对孙犁小说的认识有所深化，但关于孙犁小说没有准确反映现实的问题被更尖锐地提了出来。林志浩、张炳炎发文说：“孙犁同志曾经在冀中典型村中待过一段时期，但由于生活的局限性，不能更深入，更全身心地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便只能表现一些意义不大的细节。又由于他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未彻底改造以前，虽然在理论上认识到‘在共产党组织教育下，农民不只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是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但在创作实践上，却仍摆脱不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情趣——把他们写歪曲了，弄成了衣服工农兵、面孔小资产阶级的四不像的人物。孙犁同志所犯的错误，正是毛主席所批评过的：不爱工农兵的感情，不爱工农兵的姿态。所以表现在他作品里面的，便经常是些诗情画意的题材，和轻佻美慧的女性。”[20]王文英在《对孙犁的〈村歌〉的几点意见》[21]中说：“最近读了孙犁同志的中篇小说《村歌》，我觉得这部作品里面有许多问题处理得很不恰当……作者在写作实践中，对于自己企图反映的事件和选择的人物，却做了不恰当的处理和不正确的描写。更明确地说，就是作者错误地描写了当时党在张岗村这个村子里各方面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歪曲地塑造了几个新的人物的典型形象。……”[22]孙犁一直标榜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以上批评文章抓住孙犁小说的“不真实”进行说事，的确是蛇打七寸，非常致命。为此，王林和方纪都为孙犁进行了辩护。王林在《介绍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一文中说：“孙犁同志是个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白洋淀纪事》中的54篇作品“篇篇象女人头饰上的珠花，珠珠放光。……”[23]方纪在《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中说：“孙犁同志是有他的读者的。……但也有说他缺乏时代特色的人。这大约是指他作品里的细腻的柔情，和我们时代豪迈粗犷的气氛有距离吧？……但如果说一个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暴风雨般的斗争生活里，不止表现了那些激流中的滔滔巨浪，也表现在它周围继续展开的明亮的波纹，因而更烘托出了这巨浪的力量，是不是更加显示了我们生活的光彩呢？”[24]但在文章结尾，方纪却说：“当然，孙犁同志在创作上是有他的弱点的，主要是在生活面前还不够勇敢，有时回避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有时只表现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个较小的精神世界。”[25]批评者和支持者，实际上都发现了孙犁对现实的“选择性”表现，不是完全照搬。放到今天，我们可能会说这里潜藏着一个文学本体论问题。关于文学是什么，批评者和孙犁似乎根本不在一个层面，难以形成对话。

到了60年代，仍有人纠结于孙犁小说反映的现实是否准确。楚白纯在《评〈风云初记〉》中说：“……我们认为，在《风云初记》里，对于正面人物写得不够深厚，在一些正面人物的描写中所产生的缺点，结构上的不够严谨，以及一些不甚成功的章节，就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中的缺点。这些缺点的产生，一个是生活基础的原因，一个是创作思想和对于现实的认识问题……”[26]关于孙犁小说中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还没有理论地解决，研究者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孙犁小说的形式问题。黄秋耘在《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中说：“我觉得，孙犁的作品，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小说，却有点近似于诗歌和音乐那样的艺术魅力，像诗歌和音乐那样的打动人心，其中有些篇章，真是可以当作抒情诗来读的，当作抒情乐曲来欣赏的。作家在艺术上所追求的，似乎是一种诗的境界，音乐的境界。”[27]钟本康在《风格独特的〈风云初记〉》中说：“《风云初记》有很浓郁的抒情味，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人们好把诗情画意连起来说，这部小说所写的景物，都有动人的画意。”[28]冉淮舟在《读〈风云初记〉》中说：“从艺术描写上来说，《风云初记》发扬了孙犁同志那种一贯的极富诗意地概括生活中最平凡的特征的才能。正是在一些平凡、朴素的性格中，显示出一种爽快、健康的人民英雄主义的昂扬的精神。”[29]冯健男在《孙犁的艺术（上）——〈白洋淀纪事〉》中说：“《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30]在《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中，他说：“浓重的诗意和醇厚的抒情味，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清新的泥土气息，在这个故事中也随时散发出来。这些特色，不但有利于这个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而且有利于这个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表现。”[31]而在《孙犁的艺术（下）——〈风云初记〉》一文中，他说：“孙犁不是版画家，而是水彩画家；他的武器不是坚硬的冰棱的刻刀，而是流利的热情的彩笔。”[32]因为未能在理论上解决孙犁小说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人们对孙犁小说的误解达成了共识：孙犁小说形式大于内容，或可说重形式轻内容。

学界对孙犁小说风格极为赞赏，对孙犁小说的诗情画意给予了充分关注。20世纪60年代孙犁小说研究开始学术化、专业化，但尚未展开和深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中断，研究者们开始被动接受“文革”思想洗礼。

“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孙犁小说的兴趣越来越高。学界研究的兴趣点似乎保留在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展开的关于孙犁小说风格的讨论上。此时人们关心的是孙犁小说到底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是诗化还是散文化。吴子敏在《白洋淀上抒情曲——孙犁的〈嘱咐〉》中说：“孙犁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十分突出的，这里只谈从《嘱咐》中看到的两个特色。一个是充满诗意的抒情，带来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33]但郭志刚认为孙犁小说风格是现实主义的。在《人物、描写、语言——〈白洋淀纪事〉阅读札记》中，他说：“现实主义要求描写的精确。也只有描写的精确，才能给人以新鲜、真实的感觉。孙犁同志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又是一个十分重视作品生活内容的作家……他的《白洋淀纪事》，有许多描写是具有生活实感的，是做到了精确和传神的。”[34]在《谈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中则说：“《白洋淀纪事》中的各篇，处处显示着作者的这种深厚的生活功底。”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孙犁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已经开始强调孙犁作品“深厚的生活功底”[35]。20世纪70年代匆匆而过，争论没有结束。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思想更加活跃，对文学性和人性有了深刻认识。这时，人们发现孙犁作品既满足了人们对文学性的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对人性的渴望，孙犁研究越发繁荣。这种情况下，人们发现孙犁小说就像多棱镜一样，变化万千，争论也多了起来。只要有人就孙犁小说的某一方面有所发现并形成结论，就会有人起来发表相反观点。孙犁小说的复杂特质显现出来了。关于孙犁小说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两结合主义，研究界争论不断，且难以统一，但现实主义似乎压倒了浪漫主义。资历较高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孙犁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比如，金梅在《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中说：“从总体上说，孙犁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浪漫主义的。”[36]郭志刚在《孙犁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中说：“……从整体上来看，孙犁依然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现实主义的路子是扎实的。”[37]而在《充满激情和思想的现实主义——孙犁创作散论》中，他则进一步指出，“孙犁不主张在现实主义之上再加限制词……但在实际上，他是非常强调现实主义的革命作用的，也可以说，在实质上，他所主张和坚持的，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他不主张给现实主义加限制词，但他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较之从前的作家，明显地前进了一步，深入了一步。”[38]但并没有彻底统一浪漫主义主张，因而出现了协调派，认为孙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例如，冯健男先生在《孙犁风格浅识》中说：“孙犁的艺术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关于‘两结合’，近年很有些争论，我是赞成‘结合’说的。”[39]孙犁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没有理论地解决，而是用权威进行了调和。当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争论被“压”下去之后，人们的争论转移到了阴柔还是阳刚的美学风格方面。有人认为孙犁小说的美学风格是阴柔的。例如，王家伦在《贮满着诗意的小说——谈孙犁小说的写景与抒情》中认为，“孙犁的小说较多地继承了阴柔之美，他往往用‘生括的诗’和美来反映时代风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40]。另有人认为，孙犁小说是“阳刚”和阴柔兼具的。比如，高城英在《孙犁的艺术个性——兼谈他小说的浪漫主义倾向》中曾说：“孙犁笔下的战士、农民、少女形象，一个个都闪耀着独特的美学光彩和辉煌的人格力量。虽然他们有的没有自己的姓名、年龄，个性也并不突出，但是他们互相补充，交相辉映，汇成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性格，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41]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孙犁小说文体的论争，有人强调孙犁小说的诗体化特征。比如，胡明珠在《孙犁小说的“诗美”》中说：“‘诗美’，是孙犁小说风格的内核，是孙犁小说的艺术个性。”[42]苗时雨在《诗的艺术——简论孙犁的创作风格》中说：“孙犁的小说具有诗的意境、诗的构思、诗的手法、诗的语言，以至诗的风致和神韵。”[43]有人强调孙犁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如李延才的《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强调孙犁小说的散文化特征[44]。也有将散文化和诗化综合在一起的提法。比如，袁振声在《论孙犁对小说文体的革新》中说：“孙犁作为一位杰出的文体家。在更新和开拓小说体式上，作出了有益的艺术尝试。以诗为文，使小说诗化，是孙犁在更新小说文体上的一个突出贡献。……以散文笔法写小说，使小说散文化，是孙犁在革新小说文体上的又一重要建树。孙犁的审美意识是特异的，但并不是单一的。”[45]但无论是关于风格的争论，还是关于文体的争论都与孙犁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有关，是对孙犁小说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之争的深化、具体化。

90年代，孙犁研究领域成果显著，但遗留问题仍没有得到理论解决，人们依然在思考和探讨孙犁小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比如，陈艰在《孙犁仍在前行》一文中就对陈越发表在《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3期）上的《我观孙犁》中的观点提出质疑。陈越认为，“孙犁小说创作中趋美避恶的强烈的主观倾向，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更多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46]。陈艰则认为，陈越对孙犁的批评不够公允，他没有看到孙犁后期揭露人性丑恶的作品。两篇激烈争论的文章涉及的问题是，孙犁是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如果是，为什么在抗战小说中回避“丑恶”，只写“美的极致”呢？不从理论上回答孙犁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的论争迟早还会提出来，只不过会变一种形式而已。比如，90年代，人们不再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化、散文化论争了，但开始争论孙犁小说是不是田园抒情小说。比如，彭在钦《简论现代“田园抒情小说流”》中认为：“‘田园抒情小说流派……三十年代，由沈从文把这首歌推向了一座新的高峰。……到了四十年代，又是孙犁把这一流派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峰，并且演绎出了一支由他主擂的‘荷花淀派’……”[47]刘增杰《四峰并立：论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中说：“孙犁的作品抒情色彩浓厚。……他以单纯、率真的艺术手段，浪漫主义的格调，真实地再现了抗日军民的战斗生活。作品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卓然独立。”[48]马伟业在《孙犁：新牧歌文学的创造者》中认为：“孙犁是一位具有浓重的‘牧歌情结’的作家……”[49]赵建国在《孙犁解放区作品的历史贡献》中说：“孙犁所写出的战争中的诗情画意和人情美……是孙犁对我国战争文学的独特贡献，也是孙犁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50]这些依然是对孙犁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

80年代的阴柔、阳刚之论，90年代的牧歌情结、田园情结之争实际上还是关于孙犁小时中的“现实性问题”的深化和细化。也就是说，因为孙犁没有“照搬”现实，而是有选择地反映现实，导致了其小说中现实生活的“陌生化”。不同的人也就从不同的现实碎片里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自然也就有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就是说，孙犁小说中的现实不够“纯正”，不够“客观”，不够“坚硬”，是可塑的、柔软的现实主义，留给了读者和研究者更大的空间进行“想象”。但不管怎样，人们对孙犁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细腻，人们似乎越来越接近孙犁小说的实质。

新时期以来，孙犁研究中有一大批高质量的博硕学位论文产生。他们在很多方面拓展了孙犁研究的宽度，开掘了孙犁研究的深度。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洁在其《变与不变之间——论孙犁五十年代创作风格的变化》一文中注意到：孙犁一直在寻求“政治宣传和内心表达的”平衡，“但又难以达成的矛盾心态”“这是在主流话语叙述中有意无意试图回归本真的一种摸索和妥协”“在特定的政治话语下，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用人文关怀叙写社会和人生……”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邵静在《孙犁抗战小说中的家园意识》中说：“孙犁的家园所指的是根据地这个现实生活的家园，与其他流亡作家的精神家园不同，而且孙犁的家园始终与‘家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论者注意到，“孙犁的抗战小说创作早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他的家园意识与民族国家想象，无意中暗合了解放区的文艺政策，也可以说是自愿的文学选择。孙犁的抗战小说描绘了与以前不同的生活样式，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孙犁始终如一的坚守。比如，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何明清在《守护与抗争——论孙犁的退隐意识》中认为：“新老孙犁的创作在内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或者说一致的。‘老孙犁’竭力挖掘着人性、人情与人伦的美；‘新孙犁’之所以对现实表现出强烈的失意和激愤，正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现代的商业社会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性正经历着可怕的腐化与堕落，其激愤之情正是缘于理想人性的日渐消失和难以追寻。还有人意识到孙犁小说和孙犁本人的复杂难读。如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玉娟在《赤子之心寂寞之道——论晚年孙犁的创作心理》中认为：“孙犁本身的确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他的存在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新时期，人们通过孙犁小说的多元、复杂，发现了孙犁内在世界的诸多无奈。这可以理解为，孙犁之所以没有纯客观地反映现实，是因为他看到的现实有一部分是不可以写的，必须有所选择。而孙犁小心翼翼地选择导致了其风格的独特。这其中的关系似乎越来越明显了。

纵观近70年的孙犁研究，虽然争论不断，但人们越来越逼近一个真实的孙犁，也越来越发现孙犁小说的复杂美学意味。发现在孙犁与其小说之间始终存在一种“达·芬奇密码”。孙犁通过自己从现实中的捡、选、挑、辨，“真实”地表达着自己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孙犁小说是极其认真的，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经过了细致的择选来反映现实的。孙犁小说的现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是符合艺术真实的真实，而不是纯客观的、冷硬的、现成的真实，如果那样，就不是艺术了。

（二）孙犁小说研究现状及问题

孙犁小说研究还在深入，且越来越接近孙犁小说高蹈的美学标准。比如，刘亚在《试论孙犁延安时期小说的模糊叙事》中说：“长期以来，人们对孙犁小说的评价集中在简洁清新的语言风格、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性情纯美的人物塑造、明丽诗意的意境氛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孙犁在叙事方法上呈现出的特点，即他作品中的情节运用了简化与跳跃的手法，遮蔽了现实斗争的残酷，形成模糊叙事的特点。”[51]“极简”“跳跃”“模糊”正是孙犁小说研究过程中不断争论的根本原因，也是孙犁小说的“诗意”所在。还有的学者发现了孙犁小说一直“游移于隐藏和解释之间”[52]的特征。人们逐步发现“‘诗性’与‘真实’作为两种不可分割的元素共同影响着‘白洋淀系列’小说的创作风格，也作为一种内化了的创作技巧，探寻着政治与艺术的中间地带”[53]。孙犁小说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化，人们似乎很快就能找到孙犁小说的达·芬奇密码。但只要没有将孙犁各个时期的小说统一起来，只要还用“新”“老”两个视角来看待孙犁小说，人们距离孙犁小说的达·芬奇密码就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就像一些研究者所说：“孙犁晚期文章风格变化之剧，让人咋舌。除去孙犁自己所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荒废期’（1957—1976），他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别，即由此前《荷花淀》《芦苇荡》《风云初记》的清新明媚一转而为《耕堂劫余十种》的枯槁疏简，更兼后期作品蕴含的沧桑之感，几让人有两世文章之叹。孙犁的这种晚年之变，大概更合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风格：‘这经验涉及一种不和谐的、非静穆的（nonserene）紧张，最重要的是，涉及一种刻意不具建设性的，逆行的创造。’除了当时每个人都经历的艰难时世，还有什么左右着孙犁的写作风格吗？”[54]人们的研究虽越来越深入细腻，但只要还是分裂、孤立的，就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就是孙犁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始终割裂、孤立、碎片化地看待孙犁小说，从没有整体化、全方位、综合地对孙犁各个时期的小说进行关照。对孙犁小说的研究只要没有走到这一步，藏在孙犁小说中的达·芬奇密码就永远无法解开。

既然“文如其人”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信条，既然孙犁无论经历了什么都还是孙犁，那么在早期孙犁和晚期孙犁之间，就一定存在共同的东西。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本论文之所以选择孙犁小说主题入手，就是为了避开一直以来的兴趣热点。人们对孙犁小说的形式、风格谈论得太多、太久，但这么多年来，关于风格的争论不休并没有铺设出一条解决新旧两个孙犁问题的清晰道路，并且，只要停留在形式、风格角度，孙犁就永远是分裂、难以统合的。因而，本书另辟路径，旨在解决将“新”“老”两个孙犁还原为一个孙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