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界限模糊的天堂与地狱：乌托邦文学相关概念的辨析

敌托邦文学作为乌托邦文学的一个分支，与乌托邦有着不可分割的深层联系，因此，本章先从对乌托邦这个大概念的分析开始。乌托邦现被作为贬义词使用，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白日梦或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只存在于虚构作品中；另一方面，乌托邦又是个复杂多义的概念，它包含了文化中的各个方面：即可指政论著作、小说、诗歌等文字作品，也可指宗教里的极乐之地、人间的桃花源、理想社会的实验田等地理空间，亦可指心理愿景、精神冲动、政治设想等精神和思想活动，如恩斯特·布洛赫所认为的那样，乌托邦“不仅指人对现存世界的反对，乌托邦的精神还是人之为人的根本”。[1]这样一个多义的词语，它的使用也颇为复杂，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独断性，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乌托邦设想，对它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鲁斯·利维塔斯从内容、形式、功能三方面论述了乌托邦的不同定义：“仅从任何一方面去定义都是不恰当的，应将三方面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宽泛的含义是重要的；虽然这样会使边界显得模糊，但比从狭隘定义中引发的问题要好得多。”[2]利维塔斯对功能的重视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他拓展了研究视野。詹姆逊吸收了布洛赫的思想，他认为布洛赫把乌托邦分为：第一，乌托邦精神，它洋溢于乌托邦文本和乌托邦冲动中；第二，乌托邦冲动，它强调欲望的表达；第三，乌托邦文本和乌托邦阐释方法。可以从愿望满足和社会安排这两方面来理解乌托邦的单意义。[3]在布洛赫的研究基础上，詹姆逊将乌托邦划分为乌托邦形式（被写成的文本、文类）、乌托邦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乌托邦冲动和用于阐释乌托邦的方法）和实现乌托邦的形式。[4]这种划分法接近于乌托邦学者萨金特的分类：他将乌托邦归属为文学类、社区实践类和理论类。[5]

从学科边界来看，乌托邦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文学概念。作为哲学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它的字面意义是指“美好但虚无之地”，但它不是幻想，库马尔在区分乌托邦与幻想时，就指出：“乌托邦似乎一直有意想与人们心中更狂野的幻想划清界限……它想要保持在可能的范围内——根据现实中的人性和物质条件这种想象是可能实现的……然而乌托邦接受了人类社会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实际……（因此）它虽然疆域辽阔，但并非毫无边际。乌托邦既解放想象，又限定想象。”[6]同时，他也指出，乌托邦的两大源头——古典（希腊）文化贡献出一个空间的乌托邦，其中的理想城市是一个凝固时间观念的空间；犹太基督教阐释出一个时间的乌托邦，弥赛亚的预言和千禧年的期盼集中于即将到来的那个终极时间。

而完整乌托邦思想的建立是由托马斯·莫尔完成的，他在《乌托邦》的第二卷中勾画了一个美好未来社会的蓝图，描绘了理想化的公有制社会模式；还有学者认为，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拓宽了莫尔的乌托邦概念并使之真正上升为哲学范畴：希望的主观层面是梦的解释学，是“世界改善之梦”，客观层面是历史趋势学，即在现实可能性中构成的历史乌托邦。布洛赫认为乌托邦是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既重视医学乌托邦，更重视政治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还考察了地理乌托邦、建筑乌托邦、艺术乌托邦、文学乌托邦等。[7]这样，乌托邦就不只是对一个物理空间的想象，而与人的心灵空间发生了直接联系。乌托邦学者库马在《乌托邦主义》一书中指出了它历史语境下的基督教和哲学渊源，指出基督教的千禧年（贝拉基主义与奥古斯丁教义的冲突），哲学上的理想城市都是构成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基础，同时，他坚持乌托邦起源于我们所置身的世界的冲突，并非源于对消失的黄金时代的回忆或对美好未来的承诺。[8]卡尔·曼海姆认为乌托邦思想的四种形式是千禧年主义（实质是一个静态的空间的乌托邦，表达一种宗教理想）、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逐步形成的、线性进化的乌托邦，是经由人类努力可以实现的）、保守主义思想（此时此地具有最高价值和含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历史决定论的、有意识条理化的想象时代）。[9]

詹姆逊更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视野，来分析了乌托邦在现代的衰落，乌托邦学者雅各比将乌托邦思想分为蓝图派和反偶像崇拜派，尤其指出在当今的图像时代，反偶像崇拜派的乌托邦思想是对消费主义盛行、视觉符号独霸天下、想象力匮乏的现代社会的反拨，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并无瓜葛。莫兰更为强调乌托邦的批判功能，他认为：“乌托邦起源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冲突，并非源于对美好时代的消失的记忆或对完美未来的承诺。”[10]从莫兰的解释来看，完美只是这种思想的外在轮廓，而非内核，他强化了它的现实批判功能，减弱了它的消极的“补偿（现实）”的功能。乌托邦思想作为改革社会的必要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是凝聚人类希望与信仰的灯塔，激励人们不断向最高目标迈进。同时，它的行动意义还体现在被压制的时代往往是社会梦想最火热的时代，激发人们对于可能前景的思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乌托邦不是制造一份计划，也不是指明一条道路，而是告知人们这条道路可用怎样的方式，一步步地以反抗与希望去想象，去铺筑。莫兰的话再一次重申了作为过程的乌托邦的重要性，它与那个“虚妄的幻想”已经完全背道而驰。

在当代语境下，乌托邦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不断地从新的角度切入研究，吸收各种社会思潮，对后工业社会提出尖锐批判，展现了它丰富的生命力。比如，有学者创造出与乌托邦相关的新词，表达出对乌托邦领域的关注，如奥尔森认为《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提出的“普托邦”（practopia，笔者赞同译为普托邦），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敌托邦，或者说，在可能的世界中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它是最实际的，比人类曾经历过的世界都好，它具有现实价值[11]；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关注真实的另类空间……这些研究从思想、理论等层面不断赋予乌托邦思想新的时代意义。

本书主要涉及的是文学层面上的乌托邦文本。为了对北美敌托邦小说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笔者认为有必要划定边界线，将不是乌托邦，或不是典型乌托邦的区域排除出去，使之成为一个清晰的、有其存在意义的范畴。当然，在文本阐释中，也会关涉文本蕴含的乌托邦精神及乌托邦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