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鲁迅本体以及因此而形成的鲁迅映象，使“鲁学”成为中国现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时至今日，鲁迅研究已然到了一种研究空间日益逼仄、研究话题愈来愈少的地步。有鉴于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新的途径，从而推动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了极富学术和现实价值的选择。
客观地讲，鲁迅和民俗文化的关系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从鲁迅在中国新文坛面世开始直到现在，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发展历史中，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不同时代的学者对鲁迅及其创作和民俗文化关系的话题进行了多样且持续的关注：一是20世纪20年代初，以周作人、孙伏园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亲近鲁迅的人从个人生活经验层面对于鲁迅创作的素材来源进行说明之时，对于民俗文化的有意无意涉及；二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苏雪林、茅盾和张定璜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在考察鲁迅小说人物和乡土中国的关系以及鲁迅的创作对于其时乡土文学的影响时对于民俗文化的无意捎带；三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左翼文艺阵营的一些作家以及国际友人如苏联的王希礼、日本的原野昌一郎和竹内好等在思考鲁迅创作中的国民精神形成和民族特色表现等问题时，对于民俗文化的有意无意介入；四是1942年之后，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成为文艺的指导性政策，响应毛泽东要重视劳动人民“固有文化”的号召，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许多研究者如李希凡、李长之、陈涌等人在分析鲁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以及封建思想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之时有意无意对于鲁迅和民俗文化关系的指涉；五是新时期之后，随着新一轮思想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在重新思考鲁迅创作中的反封建问题以及鲁迅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个体与群体复杂关系之中进行艰难的现代性思考和选择之时，学者王瑶、王富仁、汪晖、钱理群、王晓民等人对于鲁迅与民俗文化关系的有意无意涉及；六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潮在我国的逐步流行，加之许多学者文艺民俗学意识的逐渐形成，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了许多批评者和研究家，开始较为自觉地对于鲁迅创作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这样那样的关注，其代表者如钟敬文、舒芜、王献忠、陈勤建、刘民凯、李景江、罗宗玉、邱国珍、陈漱渝、陈方竞、朱晓进、王晓初等，其中陈漱渝、陈方竞、王晓初等人从浙东民间文化对于鲁迅艺术修养的构成以及创作和学术风格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之类的思考，为渐趋僵化的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为人们理解鲁迅及其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此外，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研究中，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思考给人帮助和启示最大。前者立足于鲁迅作品和其生活经验的对照阅读，其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故家》等文章和书籍，对民俗文化于鲁迅创作的沾养之功多所指陈；而后者在其所著的《“人”与“鬼”的纠缠》一书中，从浙东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大量的民俗文化的考辨之中，重点分析了鲁迅几部比较重要的作品如《阿Q正传》《祝福》《伤逝》《在酒楼上》中“鬼”形象的来源及其在艺术处理过程中的变形和意义象征，其思考的方法和角度给人尤为深刻的印象。
不过，由于文艺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的推广不力，加之许多研究者因为视野和修养而产生的对于鲁迅和民俗文化所持的种种偏见误解，所以涉猎和关注虽然不断呈现，但是总体上讲，在鲁迅与民俗文化关系的研究中，目前已有的研究还是暴露出了如下一些明显的问题：第一，研究的不全面、不系统。受制于学术精力的投入和兴趣的局限，此前人们对于该话题的研究更多显现出了某种“文化客串”和“思想赞助”的性质，鲜有从时代语境、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构成、鲁迅的创作表现（包括他所有的文学非文学创作）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做通盘/整体考虑或持久研究的，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某一些、某一类或某一点，直到目前为止还鲜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专著出现；第二是不专业。这一问题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对民俗文化理解的不专业，不少研究者将民俗文化只看成是过去发生的已经僵死的文化遗留物，其认知从思想内部制约了他们对鲁迅和民俗文化的关系做进一步且有价值的学术思考。二是对鲁迅作为一个伟大创作者理解的不专业，其研究鲁迅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为民俗而民俗，不能将民俗的表现和鲁迅的艺术创造联系起来进行文学或创作的专业思考，所以无论是对鲁迅的理解还是对鲁迅作品的理解，都脱离了文学或创作的本位，难以给人实际的启示；三是研究的不深入。许多的研究只重视民俗现象的举例和一般性的文化分析，不能将民俗文化的表现和鲁迅作品人物的精神构成以及他本人深刻的文化思考联系起来，不能将鲁迅的表现和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更大的思考，所以其对于鲁迅和民俗文化关系的分析也便往往浅尝辄止，难以触及问题存在的关键和深刻处。因缘于此，所以本课题以“文艺民俗视野下的鲁迅创作研究”为话题，力求通过对鲁迅和民俗文化关系的双向分析，在国内学术界惯常的政治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视野之外，别寻一种理解鲁迅并其作品的新途径，从而通过一己的扎实工作，推动鲁迅研究的向前发展。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在惯常的政治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视野的考察之外，别立文艺民俗学立场，从民间文化这一独特视域，对于鲁迅和其创作进行新的理解，系统梳理鲁迅精神构成及其创作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推动鲁迅研究的新发展；第二，以鲁迅创作为研究个案，通过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主体处置和创作表现的描述分析，考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作家对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作为，从一种特殊面向上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或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反思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作家所应持有的文化立场和实际作为，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寻找一些经验和参照。
本课题以“文艺民俗视野下的鲁迅创作研究”为话题，主要思考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民俗文化是如何引起鲁迅的关注的？二是鲁迅是如何在其创作中对于民俗文化进行表现的？三是鲁迅的思考和表现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三个问题的思考具化于如下八个思维层面：一、鲁迅创作民俗文化选择的时代因素；二、鲁迅的民俗生活经验；三、鲁迅有关民俗文化和创作关系的理论思考；四、鲁迅创作的民俗文化表现（与周作人、沈从文和赵树理的比较）；五、鲁迅创作民俗文化表现的民俗学价值；六、鲁迅创作民俗文化表现的文学价值；七、鲁迅创作民俗文化取向的历史影响；八、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他者视域和域外反响。借助这样的思考，目的在于从新的视角对鲁迅及其创作进行审视，从现代作家和民间文化资源的关系建构中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反思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中民族作家应有的立场和作为，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参照。
本课题的研究，基本的思路是先以时代语境的还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介绍为主，具体思考鲁迅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创作之时何以会对民俗文化发生兴趣；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将鲁迅与周作人、沈从文和赵树理三个代表性作家进行比较，具体分析鲁迅创作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揭示其所具有的民俗和文学价值；最后，将鲁迅的思考和表现放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大的时空背景之上，不仅从纵的维度考察鲁迅的取向对于后来作家所发生的历史影响，挖掘其具体的文学史价值，而且也从横的面向将鲁迅的作为置之于世界文学现代化的格局之中，反思在现代化进程中鲁迅的作为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寻找一种参照。
本课题的研究以文献举证、文本分析和作家比较为基本的方法，其中文献举证主要用于时代语境的还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介绍；文本分析主要用于作家创作的具体表现描述和评析；作家比较主要用于民俗文化表现价值、意义的挖掘、揭示。三种方法统一于具体的文艺民俗方法的运用，整个研究不仅注意从民俗文化视角观照鲁迅及其创作，而且更注意从文学或创作角度审视鲁迅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表现，力求能够对鲁迅创作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民俗学和文学的双重观照。
鲁迅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发生兴趣？在他的文学实践中又是怎样思考和处置民俗文化的？他的取向和作为给后来中国作家的创作以怎样的影响同时又显现着怎样的当下意义？这三个问题是本课题研究必须给予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解答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本课题研究最终所能深入的程度和取得成绩的大小，所以可谓本研究的重点和关键。本研究的难点有三：一是鲁迅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审视和观照民俗文化的？二是民俗文化的运用给予鲁迅的创作以怎样的影响？三是鲁迅借助于民族民间文化的资源所进行的民族作家个我形象的建构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味是什么？他对于中国文学或发展中国家文学乃至当下文化建构的启示又是什么？因为鲁迅精神的丰富存在、鲁迅文本的多样表现以及民族国家现代化追求的复杂属性，所以在梳理与课题相关的话题时，本课题组成员深感上述三个问题涉及面广，构成复杂，极具难度和挑战意味。
通过上述的系统思考，本课题的研究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为：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兴趣发生，既深受时代风气影响，又为个人生活经验所推动，但更与其独特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思考关系密切。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思考虽然不专业但却显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深刻，其对鲁迅的创作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他人相比较，鲁迅的创作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彰显了鲜明且突出的主体作为和个性色彩，缘此，这种表现不仅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价值，而且更有十足的文学或审美意义，其对后来中国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显著的影响。鲁迅的表现，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从一个特殊的层面形象地示范了民族作家主体在借助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参与世界文学现代性对话时应有的立场和方式，并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经验启示。
而其创新之处则在于：第一，在鲁迅研究领域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对于“鲁迅创作和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思考，在惯常的政治文化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视野之外，别立文义民俗学这一观照鲁迅和理解其创作的新视角，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观念，推动目前渐趋式微的鲁迅研究向前发展；第二，以鲁迅创作为研究个案，同时将个案研究的结果放置于更为宽广的时空背景，在对鲁迅的思考和其创作所发生的历史影响的梳理反思之中，从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作家借助于民间文化资源参与现代性对话或现代文学构建这一特殊角度，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和发展历史，在更为复杂的世界一体化潮流之中，思考中国文学所应该具有的立场和选择，将研究的话题真正引入到有关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和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