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碧泉书院与湖湘学派

第一节 碧泉书院创立与湖湘学派诞生

湖南省湘潭市西南四十公里，在连绵起伏的丘陵深处，有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山下有一汪三丈见方的水潭，叫碧泉潭。潭中水草丰茂，鱼虾隐现，潭水汩汩涌出，色如碧玉。

碧泉本为一汪美丽清澈的自然水潭，但从南宋初年开始，它就获得了开创性的文化内涵，成为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冬天，福建人胡安国因躲避战乱携家眷来到了湘潭碧泉。胡安国一看到碧泉，便被它的惊世之美深深地吸引住了：碧绿的潭水从群木苍翠的盘曲石山下涌出，“凝然清光，微澜无波”，当地人因其色而号为“碧泉”。潭前有一条蜿蜒延伸的小溪，两岸草木摇曳，清澈的潭水流进小溪，一路欢快地流淌，然后注入涓水，汇进湘江，再经洞庭，入长江，奔腾万里。登上盘曲石山极目四望，发现这里地处湘水之西，巍峨的南岳衡山就在不足百里的视野内。回顾清浅的溪水，胡安国不禁感叹：“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1]此刻，他想到了屈原诗中那位摇着船桨唱歌的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胡安国选择了与世推移，隐居讲学，以图保存中华文化的种子。

胡安国一家来到湘潭碧泉，本来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机缘是他有两个湘潭籍弟子——黎明和杨训，正是在这两个弟子的迎引之下，胡氏一家来到碧泉定居。[2]然而，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却开启了湖湘文化兴盛的大幕，让学术和文化的种子在湖湘大地上广撒遍播。

当时，胡安国派弟子跟当地人联系，买下了这块风景优美、令他“徘徊不能去”的土地，清除榛莽，种植松竹，疏通被败草淤泥堵塞的水道，并在碧泉附近修建了一座居住生活与读书讲学合一的院落，这就是碧泉文定书堂，也是碧泉书院的雏形。后来，胡安国去世之后，其子胡宏将书堂扩大改造，更名为碧泉书院。从此，一个享誉千古的理学学派——湖湘学派诞生了。

朱熹是第一个给这一学派命名的人，他提出南宋时期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为“湖南一派”“湖南学者”或“湘中学者”。后来黄宗羲在论述胡氏父子和张栻等人所代表的学派时，亦沿用朱熹“湖南一派”的称谓，并且明确提出了“湖湘学派”这一概念[3]，湖湘学派的学术则称为“湖湘学”或“湖南学”。

湖湘学派产生于南宋初年，是那个时代最早出现，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理学学派。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劝学文》中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4]学术史家黄宗羲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5]《宋元学案》为这个学派专列六个学案，即《武夷学案》《衡麓学案》《五峰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二江诸儒学案》，为该派学者个人列传者达数十人之多。

湖湘学派的创始，直接的原因就是宋、金民族文化冲突，是在宋、金军事和文化冲突达到极点之时形成的。

公元1126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冬天，宋朝都城开封被金兵攻破。翌年初，金兵北撤，掳走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宗室、后妃、大臣等数千人，此即让当时朝野痛心疾首的“靖康之难”。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连皇帝都被掳走，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信念冲击和精神打击。堂堂中华礼仪之邦，被野蛮的异族侮弄，历代圣贤创制和维系下来的中华伦理文化崩坏坍塌，这是他们心中无法接受的。同时，在这种民族危难的特殊时期，各色人物接踵登台，各种嘴脸纷纷显露，阴险小人更是置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于不顾，关键时刻为祸贻害，让正人君子痛心疾首。理学家们在这个信念和精神备受打击的时代，反而更被激发出民族自强情结，在强大民族责任感的激励下，探究义理，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培养人才，以表达他们的亡国之痛，寻求救国之方，并寄望于收拾河山，重振华夏文化，再树民族尊严。在这方面，湖湘学派表现得非常典型。

在宋朝“靖康之难”前后的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及其儿子胡寅、胡宁、胡宏等人在生活上饱受战乱之苦，而作为有良知和担当精神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在心理上则遭受了巨大的文化和伦理冲击。

胡安国，字康侯，谥文定。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生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早年即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24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靖康之变前夕，胡安国已经非常讨厌官场的黑暗和权贵的污浊，一再辞拒朝廷任命，决心过一种“望云倚杖，临水观鱼”的隐居生活。然而，动荡的时局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使他改变了这种“独善其身”的想法。金兵入侵，国家危难，朝中主和、主战两派势如水火，胡安国在写给杨时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主战的政治主张，并“幡然有复仕意”，决定前往京师，为国效力。胡安国到达京城后，受到宋钦宗的召见。在奏对中，胡安国一方面从理学家内圣为本的立场出发，提出“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强调正心务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胡安国又主张“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提出了振兴朝纲、抵御外侮的具体措施。同时，他还直指君过：“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绩效未见，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6]如此大胆犯颜直斥君过，胡安国的确有胆量。不过，这种耿直的性格，在尔虞我诈的朝中是难以长久立足的。不久，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就将胡安国排挤出朝廷，出任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国离开京都后十余日，金兵就把都城包围了。当时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尚在京城任职，有人替胡安国担忧，胡安国说：“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7]闻者为之动容。

金兵攻占京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宋高宗继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1129），金兵再次南侵，胡家向南迁移到湖南湘潭境内之碧泉。

碧泉在洞庭之南，潇湘之西，距衡山不到百里，水清山幽，远离战乱，在当时确是隐居传道的好去处。胡氏父子怀着对腐败朝廷的失望和对兵火战乱的恐惧，面对如此幽美的环境，遂萌生隐遁治学、传道授徒的想法。

绍兴元年（1131），朝廷诏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向宋高宗进呈《时政论》21篇，包括《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等，表明了胡安国坚决主张抗金复国的决心以及振兴民族、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他非常自信地说：“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8]

然而，宋高宗没有抗敌兴国、收复失地的决心，胡安国感到很失望。绍兴二年（1132），高宗欲启用故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胡安国上奏坚决反对，因为他了解朱胜非，此人在靖康之变时尊用张邦昌，讨好金人，危害国家。胡安国说得非常尖锐：“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9]宋高宗只得改任朱胜非为侍读。但胡安国崇奉《春秋》大义，卧家不出，不愿与“污臣”为伍。此事得罪了朝中的当权者，胡安国不久就遭到贬黜，被排挤出了朝廷。

胡安国离开京师，回到湖南，决心退出官场，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胡氏父子在这里讲学授徒，改变了湖南封闭固陋的风气。可以说，湖湘学派由福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南创立，虽然是一次偶然的家族迁徙使然，但也是宋金军事、社会、文化和伦理全面冲突的结果。胡安国隐居之后，在学术研究上潜心撰写湖湘学派标志性著作之一《春秋传》，其最直接和强劲的心理动力，就是宋金民族文化冲突。

胡安国身处宋金民族文化冲突的动荡时期，对中原沦陷、遗民涂炭的惨况“常若痛切于其身”[10]，因此，他“志于康济时艰”[11]，非常关注现实政局，立志为君主寻求治国安民、兴邦北图的良策。胡宏《皇王大纪序》说：“我先人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无极者也。”[12]胡宏说其父写作《春秋传》之目的是为君主开“为仁之方”，即推行仁政王道的治国方略，这是对胡安国《春秋传》撰著意图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