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 孙复、周敦颐与湖湘学派

一 孙复与湖湘学派

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武第四十九代孙，因曾隐居泰山讲学，后世称其为“泰山先生”，与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孙复以讲授《春秋》显名于当时，其著作《春秋尊王发微》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影响了宋代学术的发展演变，并通过其弟子朱长文，将其学术思想传至湖湘学派。

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号乐圃，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筑室乐圃坊，人称乐圃先生。著书三百卷，可惜毁于战乱。今存《乐圃余稿》八卷，以及《易郡图经续记》《墨池编》《琴史》等。朱长文是孙复的弟子，胡安国曾师事朱长文。所以，孙复、朱长文与胡安国三人之间有学统上的继承关系，胡安国通过朱长文接受了孙复有关《春秋》的思想和精神。孙复在治学方面，重探寻本义，不惑传注，开宋代“以理解经”的风气。他作《春秋尊王发微》，提出，用以“尊王”为本的理念来理解与诠释《春秋》经文，并对“尊王”做了思想融贯性的论证，为当时的集权专政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变化，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在不断更新损益，历经千年而延续不绝。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孙复即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初入政坛时，宋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宋真宗时，社会俨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宋朝的社会矛盾在宋太宗时就一直潜伏，至宋仁宗亲政时，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庆历初年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然酿成。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斗争愈演愈烈，在朝官僚士大夫们骄奢淫逸，因循苟且。外部民族矛盾尖锐，周边民族不断侵扰北宋的国家边境，北有契丹族大兵压境，西北党项族发展势头正盛，西南少数民族也不断制造动乱，国势开始发生逆转。宋王朝在屡战屡败之后，为补战争耗资，统治者在国家内部，加紧搜刮民脂，横征暴敛，以“岁币”“岁赐”的方式买得一时的苟安，积贫积弱的腐败政治使得国家危机四伏，甚至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两极极端分化的现象。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等内外多种力量共同作用，宋代文化范型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名分、辨华夷、行褒贬为主旨的《春秋》进入了当时士大夫们的研究视野，在儒家经学系统中，《春秋》学是淑世功能最强的，两宋士大夫们根据《春秋》“攘夷之义”严“夷夏之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宋代的《春秋》学研究成为《春秋》学史上大放异彩的环节。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是北宋成书最早的《春秋》学著作。孙复自幼酷爱读书，饱读六经，由于当时北宋朝廷科举考试多重辞赋，轻视义理，孙复的理论主张与时代潮流不符，在开封府四次参加进士考试，均未考中。他在32岁以后退而隐居泰山，潜心研究学问，开院授徒。孙复在研究学习时尤其重视义理的发挥，对所学知识有独到的见解。基于对当时北宋政治时势的理解和把握，孙复在讲授《春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他的“尊王”观，他研治《春秋》最大的特点是“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但是孙复这一研治《春秋》的方法其实有其源头。唐中期，啖助、陆淳、赵匡在进行《春秋》学研究时，已经察觉到当时的经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于是他们决定改变以往研治《春秋》的方法，放弃以往专守一传的传统做法，转而全面通盘考察《春秋》三传之后再做取舍。孙复接受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认为仅仅专守《春秋》三传等诸家经典的注释，是很难发现《春秋》经文深义、得《春秋》经文本旨的。所以，孙复在研治《春秋》时，抛弃了《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经典“三传”，别开新意，重义略事，以“尊王”思想为先，并且发挥己意来阐述“圣人”的“微言大义”，他直接承接起先秦儒家孔孟思想中的“外王”理念，以传统儒家王道为理想，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诉求，意以“奖王室，尊君道”的王道规正君道。孙复认为，《春秋》成于孔子之手，终于孔子之笔，有为万世立法的目的。他正是本着仿效圣人之法的目的，直追经典本义。《春秋》中所体现的治世之法，在孙复看来，是经由孔子损益的以传统儒家仁义之道为内在衡量标准的“王道”思想。所谓王道，是指上古三代的先王之道。因为上古三代“圣王”的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是和谐统一的，神圣位置与美好品质合二为一，是儒家一直追求的完美政治理想，所以实现“王道”政治，也一直是宋儒心目中坚定的信仰。孙复正是以儒家王道理想为依据，凭借《春秋》精神，阐发“尊王攘夷”的思想，既为遵从现实权威，维护在上者绝对权力服务，又坚守儒家王道理想，并试图将这种王道理想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这种明确的现实指向和强烈的致用取向为后来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所接续。

胡安国（1074—1138），字康候，谥号文定，后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南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开创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因躲避战乱，辗转留居湖南湘潭碧泉，在此结庐建舍，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为后来湖湘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他深受孙复的影响，潜心研究《春秋》，著胡氏《春秋传》，后世将其同春秋“三传”比肩，合称《春秋》四传。胡安国的《春秋传》被后来的元、明两代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定本，对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是后来研治《春秋》学士人的必读书目，为两宋《春秋》学研究竖起了一块丰碑。

首先，胡安国对孙复《春秋》学理论的继承体现在对其王道政治思想观念的接续。“尊王”思想既是《春秋》学的传统，又是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的一大特点，并且在孙复的《春秋》思想中，其“尊王”与“攘夷”是统一的，要推崇“尊王”理念，就必须先行“攘夷”，而“攘夷”的前提是确定华夏与蛮夷之间的秩序，否则就会导致夷狄入侵华夏。胡安国《春秋传》继承这一传统，意在恢复国家秩序、巩固中央集权统治，重新阐发《春秋》学中“尊天子、抑诸侯”的经义，以满足解决民族危机、重构时代纲常的诉求。对于胡安国而言，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此“以夷乱华”之举，是少数民族对华夏民族极大的不敬，是夷狄对中原朝廷极大的蔑视。如何处置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这是有宋一代的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头号难题。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胡安国非常重视以“礼义”分“华夷之别”，“《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1]。胡安国既斥责少数民族侵扰中原，但也褒扬少数民族的进步。胡安国根据现实基础，接续孔孟的“华夷之辨”，在对《春秋》的解说中重视“尊王攘夷”的大义，充分地发挥《春秋》的理论指引作用。面临经常性的异族入侵，“大一统”是调动南宋士人积极性的一面精神旗帜，所以胡安国极其重视“尊王”主旨，一方面表现了他对现实社会中不能遵行王道秩序的不满，另一方面彰显了他为重建儒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王道理想而做出的努力。

其次，胡安国对孙复《春秋》思想的继承，更体现在对其“经世致用”取向的接纳上。南宋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各个方面均急需改革，“更化”呼之欲出，胡安国的“康济时艰”传承了《春秋尊王发微》中“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二者均紧密结合了国家的现实需求。可以说，胡安国的《春秋传》是继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之后政治意蕴最明显的《春秋》学著述。胡安国的王道政治，不仅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更是为实现理想社会而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当时，南宋王朝不敌夷蛮，偏安江左，国家不断遭到金兵的大举入侵，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如此社会现状，加之胡安国自身颠沛流离的切身经历，使得他对百姓的疾苦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从而深刻认识到“为学致用”的重要性。细数胡安国的现存著作，不难发现，其“为学论道”的出发点均是要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志在康济时艰”是胡安国为学思想的理论特色，也是胡氏《春秋传》的一大特点。

最后，与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相同，胡安国在构建“华夷之辨”“君臣之谊”等伦理原则时注重“义理”的发挥。胡安国认为，《春秋》是“经世大典”，他说：“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皆在此书。”[2]在胡安国看来，《春秋》是经“仲尼亲手笔削，拨乱反正之书”[3]。圣人笔削《春秋》，以史传心。所以，胡安国寄希望于研治《春秋》，以体会圣人的用心、直探圣人本意，并希冀以此恢复和重建孔孟的人文传统，发挥其中的精神价值。较之于孙复，胡氏《春秋》学的特色在于，胡安国从“我注《春秋》”，走向了“《春秋》注我”，胡安国在注解《春秋》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春秋》这一经世典籍为自己设定的“春秋大义”提供表达与展开的机会。经过胡安国的《春秋传》，《春秋》学中的“春秋大义”从此粲然。他注解《春秋》不重“考据”，而注重发挥《春秋》“义理”，他以己意重新解读《春秋》，赋予了“《春秋》学”以适合现实社会需要的新内涵。从《春秋》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这种通过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与诠释以强调义理之学术方法，首先，是对汉唐重考据、训诂的一种扬弃；其次，胡安国直接面向《春秋》，他研治《春秋》的目的在于以《春秋》学的形式表达对当时现实政治问题的理性思考，这背后体现的是，作为思想家的胡安国围绕当时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所做的积极思考。

二 周敦颐与湖湘学派

胡安国除与孙复、朱长文有学统上的传承关系外，也继承了周敦颐的思想，形成了一个“道统”序列。“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性内在需要。”[4]“道统”观念最主要的并非是为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而主要是士子学人寄希望于对“道统”内涵的阐述，以及对道统传承谱系人物的选择来设定自身学术思想内部的发展脉络，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道统观念向来是重于学统的。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谥号元公，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早年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及几任县令，后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晚年任广东转运判官、广东提刑、知南康军。晚年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被后人称为濂溪先生，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宋史·道学传》这样评价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5]黄庭坚则称赞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6]。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学术思想是湖湘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湖湘学派的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构建自身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均直接继承了周敦颐所构建的思想系统。但是，周敦颐在其身前，乃至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其思想宗旨并不为人所重视。他身前的地位与他在后世所具有的接续道统、开创理学学派的祖师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理学开山宗主”的形象，很大意义上来源于后世理学家们为道学的发展需要而创设。尤其在南宋初期，胡安国、胡宏及张栻大力推崇周敦颐的学说，强调周子之学深宏精邃，这为奠定周敦颐在道统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及确立其在理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极大贡献。通过梳理湖湘学派对周敦颐地位的推崇，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南宋理学家们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他“道学宗主”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

湖湘学派对周敦颐的推崇，最早始于胡安国。绍兴二年（1132），胡安国遭贬，在居留丰城期间，他向时任道州知州的向子忞询问周敦颐的遗事：“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遗事乎？对以未闻。后读河南语录，见程氏渊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学极高明，因传《通书》诚说，味于其所不味。兹幸复假守视事。”[7]这样的打听，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胡安国对周敦颐非常关注，主动向人寻求他的相关情况；二是，关于周敦颐遗事，知州答不上来，可见周敦颐的学说当时并不为人所熟知。后向子忞阅读河南语录时，见到“程氏渊源，自濂溪出”等字样，终于发现周子之学的极高明处，于是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修建道州周濂溪祠堂。湖湘学者对周敦颐的推崇也自此揭幕。但是胡安国关注周敦颐，并未深入研究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也并未在道统的构建上将周敦颐纳入其中。胡安国虽具“道统”意识，但并未提出“道统”理论，打通周敦颐与道学系统的通路这一任务，落在了胡宏及其弟子张栻的肩上。

湖湘学派学者对周敦颐的推尊用力最足的，当属胡安国的季子胡宏。胡宏（1105—1161），字仁仲，宋建州（今福建）崇安人。宋高宗建炎年间，为躲避战乱，胡宏随父兄避地荆门（今湖北）、湘潭（今湖南），后长期寓居湖南并授徒讲学于衡山五峰之下，故学者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对周敦颐的《通书》推崇备至，在其《周子通书序》中，胡宏明确肯定了周敦颐在宋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开创之功，高度评价了周子的《通书》，说：“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人见其书之约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见其文之质也，而不知其义之精也；人见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长也。”[8]又说：“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9]从这段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胡宏将周子的《通书》与《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先秦儒家典籍并列，视周敦颐为孔子、孟子之后接续先秦儒家道绪的传承者；其次，从道统的角度肯定了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确立了周敦颐的道学成就；最后，胡宏在这里首次对周敦颐哲学思想进行评介，肯定了周敦颐本人的学术思想。关于这一点的说明，我们也可以引胡宏作的《横渠正蒙序》中的描述，以相互参证：“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10]胡宏将周敦颐与邵雍、二程、张载并列，这是“北宋五子”第一次联名登上历史舞台，周敦颐新儒学开山鼻祖的地位开始确立，他盛赞周敦颐“绵圣传于不坠，振道统于中兴”，由此可见，胡宏对周敦颐道统地位的确立，确有不世之功。

胡宏对周敦颐的推尊，开启了湖湘学派对周敦颐“道学开山鼻祖”形象塑造的进程。他对周敦颐的评价影响了其弟子张栻。在胡宏对周敦颐进行宏观上的推崇之后，张栻在此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更加细致、详尽地阐述了周子之学，其中包括周敦颐在儒学史上的贡献，对周敦颐本体论的肯定，以及对儒家道统的完全确立，而这也是张栻学术思想本身对于湖湘学派的主要贡献和重要推进。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也称张宣公。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右相张浚之子。张浚是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历仕钦宗、高宗、孝宗三朝，号称中兴名将，力主抗金。张栻早年在湘潭碧泉书院师从胡宏，以其超群学识深得胡宏器重，学成之后，发扬师说，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与朱熹在岳麓书院开“朱张会讲”，将湖湘学派发扬光大。张栻在胡宏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周敦颐的崇奉与宣扬，使周敦颐得以完全确立北宋道学第一人的地位。张栻花费大量笔墨，先后撰写《太极图解序》《太极图解后序》《通书后跋》等序跋，阐发周敦颐的思想内涵，又撰写《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三先生祠记》等祠堂记，表彰肯定周敦颐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

首先，张栻恪守师说，进一步明确了周敦颐在儒学史上的贡献。在《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中，张栻结合学术史，追本溯源，彰显了周子学术在儒家学术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正是周敦颐使得先秦儒家思想在宋代得以复明，他说：“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为至灵，而性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事循其则。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生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11]张栻明确肯定周敦颐的思想为秦汉以来未曾有，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论述了周敦颐学说理论的基本构架与思路，肯定其在重新建构传统儒学过程中的巨大价值。

其次，在张栻看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儒学创造了精致的宇宙本体论思想。在《（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和《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中，他详尽阐述了周敦颐的本体学说，即以“太极”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并由天地推及人伦，探讨人物的生化。对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说，张栻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某尝考先生之学，渊源精粹，实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极一图。穷二气之所根，极万化之所行，而明主静之为本，以见圣人之所以立人极，而君子之所当修为者，由秦汉以来，盖未有臻于斯也。”[12]张栻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太极”为本，为儒家建构了宇宙论、本体论的思想，并为人的修养问题以及人伦道德的产生提供了终极依据。只有确立儒家思想的本体论，重建儒家思想的立论根基，才能从根本意义上使先秦儒家思想重新焕发生机。

最后，张栻肯定了二程之学发端于周敦颐，并进而完全确立了儒家道统。对这一点的阐述，源于张栻非常重视师道的传承，“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13]。他认为，师道不可以不立，士子学人在学习的初级阶段，首先应效法先觉，才有可能“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14]。所以，尊师重道、建立师道传承授受关系，不仅是正朝廷、治天下的基础，更是建立人伦道德的必然要求，正源于此，张栻不遗余力地强调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突出二程对周子之学的继承。“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学，论仁义忠信之实，著天理时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其所以自得者，虽非师友可传，而论其发端，实自先生。”[15]在当时理学家看来，理学发展至二程，已臻成熟，所以，二程之学不仅代表了理学的正统，更代表了理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在张栻看来，二程的学说离不开对周敦颐思想的吸收和继承，二程所建构起的致广大又尽精微的理学大厦，最初源于对周敦颐之学的进一步推衍，周敦颐的传道之功为孔孟以来所未有。

可以看出，周敦颐之宋代理学开山和宗主地位的确立，离不开湖湘学派的推认和宣扬。湖湘学派将周敦颐列于道统谱系中，推崇周敦颐对宋明理学的“发端”之功，高度肯定周敦颐的思想理论体系弥补了儒家伦理道德形上根据的缺失。湖湘学派如此极力推崇周敦颐，或许与周敦颐的湘籍身份有关，推崇周敦颐有助于湖湘学者学术思想的追根溯源，从而为自身的致思路径、理论构架的合理性做出论证。另外，湖湘学派对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的认同，周敦颐与湖湘学派之十分重要的关系，“濂溪余音”经过一百多年的沉寂后能够重新发酵，无疑源于周子之学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理论特色。他所开创的“濂溪之学”本着儒家的立场，以“无极而太极”建构儒学自身传统中一直缺失的本体基调，从而将儒家从佛、老的内外冲击中解救出来，赋予了传统儒学形而上的理论以抗衡异说，也打破了儒家自两汉以来长期僵化烦琐的章句训诂之困局，使传统儒学再次复活。这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理论创新，对湖湘学派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周敦颐的“太极图”对胡宏建构“性本论”哲学体系影响颇深。

宋明理学作为先秦儒学的新形态，是在接受佛、老特别是佛学挑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同佛、老的思想论战中，北宋理学家们已初步认识到，佛学有一套“极乎圆融高深”的思想体系，而两汉以来的儒学却缺乏一套精致的宇宙本体观，在这种情况下，湖湘学派开始着手建立一个足以与佛学抗衡的哲学世界观体系。在胡宏著作中，排斥佛学的倾向是很强烈的。正因如此，他对周敦颐的宇宙本体论、道德伦理思想，进行深刻研究并发挥己意加以创新，确立了以“性”为本体的思想体系。胡宏在其著作《知言》中对以“性”为本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说。张栻在《胡子知言序》中明确指出：“是书于论性特详焉。”[16]胡宏“自幼志于大道……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17]。

“太极”在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中，具有宇宙本体本源的含义，但在胡宏的学术理论中，表达这一内涵的为“性本体”，这种“太极”至“性本体”的变化，既是胡宏对周敦颐思想的继承，也是胡宏的理论突破与贡献，充分体现了南宋时期理学探讨的中心问题及其理论特色：一边致力于宇宙本体体系的构建，一边又加强对心性哲学问题的探讨。“性本论”思想是最富湖湘特色的思想理论，是湖湘学派所探讨的中心概念。“性”的概念贯通于胡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命为性，人性为心。惟仁者为能尽性至命。”[18]“性外无物，物外无性。是故成己成物，无可无不可焉。……性，天命也。命，人心也。”[19]“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圣人因其性而导之，由于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20]“子思子曰：‘率性之谓道。’万物万事，性之质也。因质以致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21]“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22]“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万物皆性所有也。圣人尽性，故无弃物。”[23]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胡宏所构建的“性本论”，深受周敦颐的影响，周敦颐的思想应该说是胡宏“性本论”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中者，道之体；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故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24]“性”在胡宏的学术体系中，是作为宇宙本体的存在，是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胡宏将“性”理解为最普遍意义上的全体之“性”，既是真实的存在之性，又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对周敦颐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其次，周敦颐对张栻构建以“太极”为本体的哲学体系也影响深远。

张栻继承了胡宏所创立的以“性”为本体的学说，并从各个方面丰富了这一论说，在他的《论语解》和《孟子说》等著作中均有大量体现。张栻在论说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时指出：“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故者，本然之理，非人之所得而为也。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夫其有是理者性也。顺其理而不违，则天下之性得矣。……凿则失其性，失其性则不可推而行。”[25]“皆天下之性所当然，而圣人特因以利之耳。天命之谓性，万有根焉。率性之谓道，万化行焉。圣人者，能尽其性，而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也。”[26]但是，纵观张栻整体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不是完全对胡宏“性本论”体系的“接着说”，而是“绕开‘性本论’而回归北宋周程”[27]。他精研深读了周子的著作，最终形成了自己以“太极”为本体的理学思路。

张栻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与书院教育，致力于理学思想研究，对周敦颐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在《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画像赞》中，张栻盛赞周子“于惟先生，绝学是继。穷原太极，示我来世”[28]。张栻在与朱熹辩论“太极”的过程中，著《太极解义》，阐发周敦颐《太极图说》之义，此书南宋时期存有刻本，可惜后来失传。但从其现存著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张栻在阐述周敦颐“太极”概念时，有他独特的理解，同时也为周敦颐“太极”学说争取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中，张栻说道：“某尝考先生之学，渊源精粹，实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极》一图。穷二气之所根，极万化之所行，而明主静之为本，以见圣人之所以立人极，而君子之所当修为者。由秦汉以来，盖未有臻于斯也。”[29]张栻认为，周敦颐学术的精深之处均体现在《太极图》中，《太极图》的要旨在于：本太极依两气万化而立人极。在《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中，他接着说：“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30]“某妄意以为太极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动，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也。极乃枢极之义，圣人于《易》特名太极二字，盖示人以根柢，其义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极，则只去未发上认之，不见功用。曰太极，则性之妙都见矣。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其太极之蕴欤！”[31]张栻在胡宏“性”论的基础上，从“太极为性”的角度诠释周敦颐的思想，将周敦颐的“太极”观念纳入湖湘学派心性论的范围之中，在宣传道统论的同时，又阐扬了心性义理之学，使湖湘学派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湖湘学派是南宋理学在湖南地域的特色发展，是地域儒学的代表之一，不仅具有地域特色，更具经世致用色彩，湖湘学派的学术光芒使两宋时期地理位置偏远的湖湘地区的思想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张栻去世后，湖湘学派出现了分化，后逐渐衰落。但无论如何，湖湘学派对宋朝的学术乃至整个湖湘精神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构建上湖湘学派重“致用”、重“义理”，在实际行动中湖湘学者们主张抗金、反对议和，参与到抗金的洪流中，这种学行品质和精神培育了后世湖湘学子的家国情怀和崇实践行的品格，无论在任何时期面对何种内忧外患，湖湘学人均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