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论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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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文学史纲·第十五章

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独立的资格。美国文学史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才真正开始产生文学的时期,虽说自从一群清教徒乘了“五月后”踏到美洲的大陆上时,美国的文学便开始了。

在殖民时代的文学,大都讨论荒原的开辟和征服,以及其他的实际问题,应有宗教的文学。可是富于想像和创造力的诗歌、小说和剧本等完全不见踪影。到了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美人脱离了英国而宣告独立时,重要的作品才开始次第出版。

从“印花条例”公布之后,至华盛顿奠定国都时的初世纪,在美国历史上是叫做革命时期。革命时代的第一篇不朽的文字,就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那是约菲生(Thomas Jefferson,1743—1826)作的。其中充满着雄辩和勇气。

这时代的代表作家是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他做过印刷者、出版家、政客、公使,并且是个科学家、哲学家。“电”是他首先发明的。在他的《自传》(Autobiography)里,完全把他的人格和经历都反映出来。

直到十九世纪,美国的国基既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文学界出现了不少的不朽作家,和其他各国并列文坛的重要地位。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文学事业开始是一部诙谐作品《纽约史》(History of New York)。他是个很和蔼、很宽厚的人,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什么开辟荒芜的伟大事业,除开语调温文尔雅,态度诙谐以外。他著名的作品是《纽约史》、《拊掌录》(The Sketch Book)、《旅行述异》(Tales of a Traveller)、《格拉那达的陷落》(The Conquest of Granada)、《大食故宫余载》(The Alhambra)等。

考贝(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幼时的旷野生活,养成了他爱好自然。他直接认识森林和洋海,可是对于印第安人只是客观地认识他们的外表和动作。他的《奸细》(The Spy)和《最后的一个莫希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等作品,使人读了惊心动魄。欧洲的孩子读了他的小说,每以为可在纽约城附近看见红印第安人的出没。其实那地方在一世纪内,已经变成世界最繁盛的都市和村镇之一了。可是海呢,却还是像从前一样的汹涌澎湃着。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后裔,他自己虽不是清教徒,但生性是注意良心问题的。他以写短篇小说为生,但美国的读者并不欢迎他,他自称为文坛里最微贱的人。长篇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出版后,他的文名却飞扬于美国全国了。他的著名作品还有《七个屋翼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大石脸》(The Great Stone Face)、《怪书》(A Wonder Book)、《丹谷闲话》(Tanglewood Tales)、《勃理特达尔的罗曼斯》(The Blithedale Romance)等,代表杰作是《红字》。

史拖活夫人(Mrs.Harriet Beecher Stowe,1812—1896)的大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所得到的影响真非作者所能梦想到的。林肯称她为“引起这次大战争的小贵妇”。这是写美国南部虐待黑奴的故事,她表同情于当时被制于白人奴使鞭挞之下的黑奴生活,写得使人读了不由得不生出怜悯与不忍的心肠。后来竟因此引起美国空前的大战,即所谓“放奴战争”。她还有一部小说《古镇的人》(Old-Town Folks),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动人的地方。

十九世纪的末叶,科学的影响,改变了欧洲文学的色彩,把浪漫派那封建的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改成了描写人生真相的写实派。这种澎湃的潮流,当然也没有例外的跟着大西洋荡到了美国。因此美国也产生了不少有力的写实派作家。

马克·吐温的真名是克里曼斯(Samuel L.Clemens,1835—1910)。霍威尔称他为美国文学的林肯(Lincoln),再没有一个美国作家有他那样广博的知识和那样理解多方面的美国生活。他开始是新闻记者,以“滑稽”著名。他把旅行时的通信著成一部书,《傻子旅行》(Innocents Abroad),这虽然有些滑稽的地方,然而大部分是忠实的、独立的、严刻的观察和实在经历的报告。他的大作是《赫克莱培来·芬》(Huckleberry Finn)和《汤姆·莎耶》(Tom Sawyer),讽刺故事最好的是《毁坏了赫特莱堡的人》(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和《神秘的客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此外如《夏娃日记》《王子与贫民》等亦俱有名。

霍威尔(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是十九世纪后半美国文坛的领袖。他的人格很崇高,自顶至踵都是艺术家的气氛。他的作风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都是整洁如一的。可是他非常柔怯,缺乏力量,理智牵制着热情。他写了不少的小说(谨慎的写实主义),其中不过三四部是天才之作。他的作品是《一个近代的例子》(A Modern Instance)、《西拉士·拉潘的兴起》(The Rise of Silas Lapham)、《吉顿人》(The Keutons)、《文学与人生》(Literature and Life)等。

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1843—1916)从小受父亲的特殊教育,养成了他一种以四海为家的性质。他愿意舍弃国界的限制,做一个世界上的人民,所以他的眼光辽远而经验宏大。他的作品可分为二期,第一期有《赫德生》(Roderick Hudson)、《雏菊磨者》(Daisy Miller)、《一个贵妇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美国人》(The American),第二期的杰作是《鸽的翼》(The Wings of the Dove)、《金弓》(The Golden Bow)等。

此外还有不少的作家,应该一举的。哈特(Bret Harte,1838—1920)是以写美国西方的冒险奇迹著名。他的浪人和矿工都写得很好。他有许多作品已经被人遗忘了,然而《法拉特的斥逐》(The Outcasts of Poker Flat)和两册《简练的小说》(Condensed Novels)是不会被人忘记的。阿尔德里契(T.B.Aldrich)是一个杰出的诗人,短篇小说以《马格里的小鸦》(Margery Daw)为最好。史托克顿(Frank Stockton)的短篇小说也很有名,最好的是《贵妇乎虎乎》(The Lady or the Tiger)。把南方的生活,活泼地写出来的还有几个作家。如开倍尔(Cabell)的在新亚兰士老居民的生活中找罗曼斯的题材,赫里斯(Harris)的把黑人描写在《李摩士叔叔》(Uncle Remus)和《格莱士顿》(Edward Eggleston)里的。弗利曼夫人(Mrs.Mory Wilkins Freeman)的《母亲的革命》(Revolt of Mother)也很不错。克兰(Stephen Crane,1871—1900)的南北美内战故事《红色勇章》(Red Badge of Courage)也很有艺术的天才。诺利士(Frank Norris)死得很早,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

现在还生存的作家中,可称为最优的要举花尔藤夫人(Edith Wharton,1862— )了,她的作品时常把纽约城或者富裕的纽约人避暑的乡间来做背景,她的《夏天》(Summer)是写新英格兰乡间的悲剧,她以短篇小说著名。她的《天真烂漫的时代》(The Age of Innocence)是写七十年代纽约的社交界的。

美国在革命时代,第一个诗人是法莱纽(Philip Freneau,1752—1832)。他以几篇罗曼的短诗得名。他的《印第安人的坟场》(The Indian Burying-Ground)和《野生的耐冬》(The Wild Honeysuckle)飘逸着清芬的诗的香气。然而当时第一个美国的重要诗人仍是白利安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794—1878)。他初学法律,后来为《纽约晚报》的编辑五十多年。他是一个论文家,又是批评家,而以诗人的名为最著。他的诗,技巧很好而且思想清新。最好的诗是《莎那托西士》(Thanatopsis)、《给一只水禽》(To a Water-fowl)、《晚风》(The Evening Wind)等。

美国文坛的怪杰爱伦·坡(Allan Poe,1809—1845)曾在白利安特的事务室左近的一个编辑室里做新闻记者,他的诗虽然是薄薄的一小本,却表现着极优美的形式,音节铿锵而意义深奥。他的《乌鸦》(The Raven)一诗,大约是暗示运命或其他黑暗东西的象征。《给海伦》(To Helen)和《依士拉菲尔》(Israfel)最有名。在他的散文、小说和评论上,都充满着诗意。

朗弗落(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是美国的桂冠诗人。他在民主的座坛上,说着最谦和的话,他是人类中最和蔼谦虚的人之一。他做过霍桑的同学,到外国游历了很久,译了不少的欧洲文学介绍到美国来。他写了许多美国的传说如《希亚瓦莎》(Hiawatha)之类,他著名的作品是《生命之歌》(Psalm of Life)、《村中铁匠》(Village Blacksmith)、《伊文格林》(Evangeline)、《一个路旁旅店的故事》(Tales of a Wayside)。他所译的但丁的《神曲》是很艰苦的工作,他自己又作了一部相仿佛的《神的悲剧》(The Divine Tragedy)。

罗伟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做过《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和《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编辑,又当过哈佛大学(Harvard)的教授,驻西班牙和英国的公使。他咏自然的诗如《柳下》(Under the Willows)之类是值得赞美的。他的讽刺诗《皮格罗杂记》(Biglow Papers)非常感人。

何尔姆士(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是继罗伟尔而起的诗人。他初学法律,后改医科,为解剖学的教授。他写过三部小说,还有不少的散文,但以诗为最有名。他最好的诗是《狄根的杰作》(The Ducon’s Masterpiece,or the Wonderful On-Hoss Shay)。他的文学和政治的见解是很封建的,然而他是反对神学最有力的人。

爱玛生(Emerson,1803—1882)是美国有名的散文作家,但是他也写诗。他的《蜜蜂》(The Honey Bee)一诗,充满着快乐的情调。他的《婆拉马》(Brahma)是一首深沉的哲学诗。

怀特(John Greenleaf Whittier)是教会里的人,他写了很多的宗教诗。他极反对奴制,如他的《奴隶的船》(The Slave-Ships)等都是发表他的政见的。他的杰作是《雪地》(Snow Bound),颇有艺术的价值。

在当时一般诗人成了名并且已经老了的时候,有一位年龄也不相上下的大诗人突然被人发现了。他就是“优美的白发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他的后半生因为白发苍苍的缘故,所以谁也称他为白发诗人。然而他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却蕴蓄着年青的、强壮的、充满精力的诗,在美国诗坛上那样雄伟的诗是很少见到的。《草叶集》是他许多年来诗的生活的总集。他歌咏民主,歌咏自我,他曾写了很好的诗赞颂林肯。他伟大的地方是把一切旧的韵律的拘束完全打翻而创出一种新式的散文诗。

惠特曼之后,美国大部分的诗好像是低落下去了,然而间常还有不少的好诗跃现于文坛的一角,如果把它收集起来,也可以出一本精美的诗选呢。

泰劳(Bayard Taylor,1825—1878)以他的《东方的诗》(Poems of the Orient)著名,他还译了歌德的《浮士德》。

狄金生(Emily Dickinson,1830—1886)以富于想像而幽默的诗著名,如《禁果》《我为美而死》之类。

阿尔德里契(Thomas Bailey Aldrich,1836—1907)以他的《婴孩的铃子》等诗歌得名。

拉尼叶(Sidney Lanier,1842—1881)以壮丽的诗闻于时,他的《朝阳》是非常绚丽的。

李莱(James W.Riley,1849—1916)的《我的老情人》等亦传诵一时。

十九世纪美国的论坛,以爱玛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为领袖。他的家庭,好几代都是清教徒的传道师,他也是一个传道师,可是不属于宗教的。他眼看着美国崇拜物质上的财富的大危机,于是使用他雄辩的文笔宣传反对。然而他的思想常常在问题快要达到解决之前,骤然中断。但他的信人类,乐观主义在这彷徨疑难的一世纪,影响极大。他一生努力他的主张。他的演说,雄辩滔滔,自然而忠实,他喜欢用诗的解释、比喻、警策的句子和诙谐来润饰。有无数爱玛生的句子,已经成了日常的成语给人们引用。他那可爱的声音和人格,感动了同时代的人们,虽然现在早已消灭了。他的作品《人生的行为》(Conduct of Life)、《自然》(Nature)、《论文集》(Essay)、《代表的人》(Representative Men)等,读了使人如在听他清晰的演说。

莎留(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爱玛生的朋友,当时简直没有人注意他,现在才渐渐的为人家所认识。他的《瓦尔登》(Walden)是他在森林中两年生活的自白。他崇拜朴素和天真,他观察自然的态度是直接原始的,并不像职业的自然学者那样呈露他的专门知识。他的思想是急进的、革命的,他主张如果政府有组织地去压迫劳苦大众时,人类有反抗的义务。有一次,他自己实行抗付租税,被捕入狱,幸得朋友代他偿付,才只过了一天狱里的生活。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已经在上面说过,他是文坛的怪杰。他在短促的一生里,没有一天不是和穷苦相挣扎的,直到死后才被世界承认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文人。美国作家谁也不及他对于欧洲文学上有那样大的影响。欧文使欧洲文坛认识了美国文学,而他却使欧洲文坛受了美国文学重大的影响。在他二十四岁时,描写了一篇小说《瓶中所得的稿本》(Ms.Found in a Bottle),仅得到一百元的稿费。这是他一生所写的东西得到最好的报酬,他的困苦生活只能靠劳顿艰苦的新闻事业。他的小说和故事被称为心理的。他创造侦探小说,他说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犯人究竟捉到或定罪与否的问题,完全是一个心灵的论理部分,对于事件前后事实的分析问题。《鲁莫格的谋杀者》(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和《被盗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是这一类最好的小说。他的散文,好像诗歌或者音乐似的,有立刻引起人家的情绪和感觉的能力,如《来琪亚》(Legeia)和《影》(Shadow)是其中最优美的这一类散文诗。史文朋评他为“最完美的才人”,“他常常把他的意思完全写出来,写出些坚实圆满和永久的东西”。他又是一个万众信服的批评家,他的文学评论虽然是发表在报纸上,也有永久的文学价值的思想。他表示出一千八百五十年以前美国的文艺思潮,又能够把自己的和别的好作品去吸引群众,和他同时代的人很少有这种勇气和力量。

还有上面说过的诗人罗伟尔和何尔姆士都是当时很有力的论文家。何尔姆士是个较为高雅的新颖可爱的半哲学的幽默家,他的《早餐桌上》(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 Table)是用方言把美国生活写出一幅幽默的图画。罗伟尔的批评论文很著名。他极热烈的主张解放黑奴。

一千九百〇八年,有一位少年批评家玛西(John Macy)在美国文学传统的大本营《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877— )开始吐露他的见解。他的中心思想是发源于惠特曼所抱的文学论,而加以新的社会学的考察,好像宣言新时代已经到来,科学的写实主义,代替了没有勇气和严肃的耽美主义、人道主义。同时美洲合众国的中产阶级、农民阶级起来反抗波士顿、纽约等地的财阀,形成思想的核心。

有人批评美国的文坛“他们热闹到好像提琴家联合合众国的全土,大开合奏”。批评家布洛克斯(Van Wyck Brooks,1886— )的《美国的成年》(American’s Coming of Age)是表现美国国民达到成熟期的作品。

刘易士(Sinclair Lewis,1885— )的《大街》(Main Street)出版后,把美国新世纪的小说划了一个时代。他还有《白比特》(Babbitt)是写平常人的生活。

花尔藤夫人以写新英格兰农村的恋爱悲剧Ethan Frome和《泥屋》(The House of Mirth)著名。她出了一本战争小说《一个儿子在前线》(A Son at the Front),最近又出了一本小说,名《赫德孙河支柱》(Hudson River Bracketed)。

得利赛(Theodore Dreiser,1871— )的前期作品是《理财者》(The Financier)和《巨神》(The Titan),是描写美国人崇拜物质的代表作。他的后期作品,写青年女性的穷苦命运,有《美国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等。

一千九百一十年到美国参加欧战的一千九百十七年间,许多泼剌的材料供给“美国文艺复兴”的研究。小剧场运动和民众剧运动也在这个时期。新的文艺杂志《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诗的杂志《诗》(Poetry:A Magazine)同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创刊于芝加哥。又有一群急进的青年,在同年创刊《群众》(The Masses)杂志于纽约,给与当时一般青年的感化很大,后来《群众》又改名为《新群众》,至今尚在出版。

美国在参战前的文艺园地,虽然已经放下种子,灌肥沃水,然而可以说完全没有开花。批评家罗孙费特(Paul Rosenfeld)评美国新文学,在久睡后好像和欧战同时睁开眼睛,可是那并不是立刻起来开始行动。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的欧洲大战爆发后,美国的思想界、文艺界,都以美国参战的是非为论战的中心,这在历史上看去是非常重大的。文学家在这次大战的狂飙下,在发疯的爱国主义的威胁下,许多作家都惊惶失措,改变了常态。

有许多老作家是在说:“愿天心厌乱,惩罚好战的德皇,使世界永久和平。”他们对于和平是爱好的,对于战争是厌恶的,可是对于这次大战却是拥护的。此外又有一派社会主义的文学家,他们同是主战的。他们希望在这“德谟克拉西的战争”后,社会主义运动可以有长足的进步,因为大战之后,资本家是疲乏了,同时劳动者在大战中得了军事的经验,无形中养成了自己的实力。当时小说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 )也是这一派的代表。至于反对战争的文艺家,却没有宣言反对这次毫无意义的战争,有些只是祈祷和平,说一切战争都是破坏的,流血总是悲惨的。但是有一班青年作家以《群众》杂志为他们的喉舌,极端反对这次大战,大声疾呼“你们以为这真是争自由的战争吗?不是的!真的争自由战争是在这次大战之后方才能来的!”

约翰·李德(John Reed)的《美国肥的神话》,在指出百分之二美国人的确是肥了,然而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国人却是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他用数目字指出来,在一千九百十年到一千九百十五年,美国的富人有百万以上稳定进款的,由六十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人。有五十万以至百万稳定进款的,由一百十四人增加到二百〇九人。有十万以至五十万稳定进款的,比战前增加一倍。在十万以下的,数目不增不减。这可知道靠战争得到大利的,真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李德最后的一句是“民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心革命!”批评家勃伦(Randolph Bourne,1886—1918)的《在战斗之下》(Below the Battle)、《战争和智识阶级》(War and the Intellectual)、《偶像的黎明》(Twilight of Idols),痛烈地批评美国的智识阶级,并且认战争是罪恶。

这次大战期中,是美国诗坛最放光明的时期。会做诗的人在这时当然做的更多,平常不做诗的人,碰到这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自然百感交集,要借诗来发泄一下,如战壕里的兵士和战地医生等,这时都做了许多诗,五光十色,和文艺运动相呼应。他们在自由诗、写实派等等主张之下,选择题材的范围,扩大到战场以外一切的问题,陆续出现开拓新诗境的作家,如圣得堡(Carl Sandburg)、阿美·罗伟尔(Amy Lowell)等可以代表当时的盛况了。

圣得堡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十七岁前做过割麦、拖牛乳车、洗盆子、拉舞台上的布景等工作,他可以算是惠特曼以后美国诗人中的代表。一千九百十六年出版的第一册诗集《支加哥的诗》(Chicago Poems),大有浩荡革命的气概。后来又出了《烟和钢铁》(Smoke and Steel)。

阿美·罗伟尔是当时最伟大的女诗人,她曾译了中国的诗歌介绍到美国,她自己也出过几册诗,其中一册《女人和鬼》(Women and Ghosts)也都是有力而且有趣的。

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文艺界是最鲜明最有力的时期,多宁批评这是美国小说发达到顶点的一年,小说文学的形式,到了准备为批评人生、批评社会的武器。至于诗歌方面,从一千九百十四年前后,产生新的势力,显示一种先驱的现象后,直到一千九百二十年,阵容更加整齐而且严肃。

戏剧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 )的突然获得盛名也在这个时候。既成作家中如花尔藤夫人、得利赛、加南(Hamlin Garland,1860— )、赫立克(Robert Herrick,1868— )、达金顿(Booth Tarkington,1869— )、辛克莱辈也被这潮流送到十字街头尽他文学的使命了。他们反抗镀金时代美国的文明、虚伪的罗曼主义,要把文学筑在荒野、边界的严肃的实生活上面。

加南的作品有《旅行的大道》(Main Travelled Roads)、《中部地方的姑娘》(A Daughter of the Middle Border)。

得利赛的新作品有《十二人》(Twelve Men)。

达金顿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他的《阿里斯阿丹士》(Alice Adams)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著的。

贾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是劳动者出身的,他的作品充分地表现对于劳动阶级生活的理解与同情。他重要的作品是《野犬吠声》(The Call of the Wild)、《伦敦地狱》(The People of the Abyss)等。

辛克莱以一部小说《林莽》(The Jungle)得大名,他的小说很多,如《石炭王》(King Coal)、《屠场》(The Jungle)、《煤油》(Oil!)、《波士顿》(Boston)、《山城》(Mountain City)等。

安得生(Sherwood Anderson)是新进的青年写实作家,他的作品是反对美国近代生活的无秩序、混乱和无用。他的短篇集名《俄亥俄温尼斯堡》(Winesburg,Ohio),他还有《可怜的白人》(Poor White)、《蛋之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Egg)等。

赫格希默(Joseph Hergesheimer)的作品有《爪哇赫特》(Java Hedd)等。他的描写很真切,观察也很正确。

这时杂志界也创刊一种周刊评论《自由人》(The Freeman),虽然只有四年的生命,却可与《国家杂志》(The Nation,1865— )、《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1914— )两个人道主义、代表进步的政治的周刊鼎立,并且文艺栏还刊登生气焕发的论文和欧洲大陆的作品。还有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评论杂志《日规》(The Dial)也于这时改为纯文艺杂志,开始他的新路了。可惜该志不善经营,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停刊,收起她那光芒了。

新文艺运动,过了一千九百二十年,好像找不出进一步的开拓,因为小说家安得生的自叙传《一个小说家的故事》(A Story-Teller’s Story)、诗人克雷姆波(Alfred Krymborg,1883— )的自叙传《行吟诗人》(Troubadour)、女作家格拉斯倍尔(Susan Glaspell,1882— )的《到神庙之路》(The Road to the Temple)等作品出版,人道主义的声浪似乎渐渐的唱起来。然而另一方面,诗坛上有哲斐斯(Robinson Jeffers,1887— )的作品Roan Stallion,Tamar and Other Poems(1925)点缀着。剧坛上有罗孙(John Howard Lawson,1894— )、莱斯(Elmer Rice,1892— )、格林(Paul Green,1894— )等活动着。小说界有痕明魏(Ernest Hemingway,1897— )写了《太阳又起来》(The Sun Also Rises,1926),一跃而为读书界的宠儿。辛克莱等自不在说,依旧写他的暴露现社会丑恶的文章。

编者按:以上为李菊休编、赵景深校《世界文学史纲》第十五章,摘自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版第379—405页。亚细亚书局1933年出版该著时,封面上标明是“李菊休、赵景深合编”,中华文化服务社版的该著封面上只标明“李菊休、赵景深”,但封里标明是“李菊休编、赵景深校”。根据赵景深1932年4月25日为该著撰写的“序”,该著确为李菊休编、赵景深校。正如编者在本书“编者绪言”第四部分所指出的,《世界文学史纲》有关美国文学的论述涉嫌抄袭当时已经出版的其他论著,并且出现诸多舛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