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
第一节 牡丹江流域的历史文化与考古遗存
一 牡丹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称谓
牡丹江流域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和吉林省东部的敦化地区，为松花江第二大支流，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牡丹岭的寒葱岭北麓，流经吉林省敦化市，向北流入镜泊湖的南端，流经宁安市、牡丹江市区、海林市、林口县之后出境进入哈尔滨辖区的依兰县，于依兰城西注入松花江。松花江汇入黑龙江，最后流入鄂霍次克海。牡丹江全长725公里，流域面积为37600平方公里，江面平均宽度为175米，最宽处300米以上，深度平均3米，最深处达5米。牡丹江总落差为1007米，蕴藏了丰富的水资源。以今天牡丹江干流为主，凡是流入牡丹江的诸水系所流经的区域，均属于牡丹江流域。根据其水系的分布，它的范围大致是西至张广才岭，东至乌苏里江流域，南至长白山天池的分水岭，北至松花江一带。凡牡丹江所流经的山川、平原、湿地、草地、湖泊等，皆属于牡丹江流域的研究范畴。
1.牡丹江流域的地貌特征
牡丹江流域东部横亘着属长白山山系的老爷岭，为长白山支脉。呈西南—东北走向，西抵镜泊湖和牡丹江中游谷地，东北部与肯特阿岭相接，东部至穆棱河谷，延伸至牡丹江、宁安、穆棱、鸡西、东宁、绥芬河等市县，山体主要由新生代玄武岩组成，海拔600—1000米，山体被放射状分布的水系所切割，形成熔岩岭脊、方山、尖山和残丘地形。老爷岭山高谷深，台坡陡立，悬崖绝壁众多，形势险恶，但岭脊顶部相对缓坦。河谷多形成较为深峻的峡谷。西部是张广才岭。张广才岭属长白山山脉，北起松花江畔，南接长白山，东与完达山相连，西缘延伸到吉林省境内，张广才岭以东为牡丹江水系，以西为阿什河、拉林河水系。主脊以东绝大部分在海林市境内，主脊以西部分由南而北分别在五常、尚志、方正县（市）境内。山势高峻，地形复杂，既有悬崖绝壁，又有深谷陡坡，为黑龙江省最突出的高山峻岭。由主脊向两侧，逐渐由中山降为低山和丘陵。属于流水侵蚀山地，山体大部分由海西期花岗岩、白岗质花岗岩组成。林木蓄积量丰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南部是牡丹江的发源地——长白山牡丹岭。牡丹岭在吉林敦化市西南，为长白山西歧之脉，是牡丹江与松花江上游的分水岭，牡丹江就发源于此。总体来看，牡丹江流域上游地貌多剥蚀丘陵、剥蚀侵蚀山地和熔岩山地，中下游则为河谷冲积平原，流域范围内有多处河谷盆地。
牡丹江流域上游干流奔行在张广才岭和老爷岭之间，河谷狭窄，在上游和中游衔接部位的城子后山下形成了镜泊峡谷的风光。镜泊峡谷俗称“牡丹江小三峡”，紧邻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保存着大片完整的火山熔岩沉积层，玄武岩地质发育良好，绵延起伏，十分壮观。牡丹江流至这一地区后，部分水流转入地下，成为暗河，地上河流则在狭窄崎岖的玄武岩沟壑中奔涌，形成“小三峡”的壮美奇观。在第四纪冰川后期，牡丹江河道的冰川融水携带着大量冰碎屑、岩石碎屑等物质，沿着冰川裂隙，以滴水穿石的功力作用于玄武岩层，年深日久遂逐渐形成了类似舂米石臼的冰臼地貌。这种地质在镜泊峡谷中十分常见。在宁安南部，牡丹江干流被火山熔岩流堵塞，形成镜泊湖。镜泊湖是在白垩纪时，在断陷湖盆的基础上，经火山熔岩堰塞河床而形成，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也是仅次于瑞士日内瓦湖的世界第二大高山堰塞湖。镜泊湖古称泊沱湖，唐初称“阿卜湖”“呼尔海金”“忽汗海”，金代称“毕尔腾湖”。一般认为，明清以后，因其湖面清平如镜而称镜泊湖，并沿用至今。它以其别具一格的湖光山色和朴素无华的自然之美著称于世，198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首批44个重点风景名胜之一。可能是渤海早期“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驻地、始建于渤海并为后代沿用的城子后、重唇河山、城墙砬子三座山城就位于镜泊湖和镜泊峡谷周边的险要地带。吊水楼瀑布以下至桦林为牡丹江中游，河谷渐宽，形成多个河谷盆地，其中海浪河盆地与宁安盆地是牡丹江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同时也是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聚居地，渤海上京龙泉府就坐落在宁安盆地的中央，在唐代已形成辉煌的都市文明。桦林以下为下游，河谷再次变窄，在依兰县长江屯以下进入平原区，形成了依（依兰）勃（勃利）盆地，最终在依兰县城以东注入松花江。牡丹江是松花江右岸最大的支流。牡丹江市位于牡丹江中游西岸，是牡丹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滨（哈尔滨）绥（绥芬河）、牡（牡丹江）图（图们）、牡（牡丹江）佳（佳木斯）三条铁路和鹤（鹤岗）大（大连）、绥（绥芬河）满（满洲里）两条高速公路在此交会。
2.牡丹江流域的主要支流
牡丹江两岸支流分布较均匀，多数短而湍急，主要有黄泥河、小石河、沙河、珠尔多河、蛤蟆河、海浪河和乌斯浑河。
黄泥河是牡丹江一级支流，因河水中含泥量较大而得名。黄泥河发源于吉林省敦化市黄泥河镇张广才岭山脉东大砬山，自西向东流经敦化市黄泥河镇和秋梨沟镇，在秋梨沟镇横道河子入牡丹江。河长82.4千米，流域面积670平方千米。有流域面积20—100平方千米的支流8条。流域内上游植被较好，生长有红松、落叶松、白桦、柞木等天然林木，森林覆盖率为75%。沿河两岸大部分是开阔平坦的草甸子和沼泽地，秋梨沟以下河段为玄武岩U形深谷，河床稳定。
小石河是牡丹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吉林省敦化市翰章乡张广才岭山脉新开岭西，由西向东流经敦化市翰章乡、江南镇，在市区东北部汇入牡丹江。河流总长54.7千米，流域面积259平方千米。小石河上游植被良好，保存有大量的原始森林。水量充沛，水质良好，河床稳定。
沙河是牡丹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烟筒砬子屯北，从东南向西北流经敦化市的大石头、大桥、沙河沿、官地四个乡镇，在西崴子水电站下游600米处汇入牡丹江。河流总长186.5千米，流域面积1849平方千米，流域面积20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有19条。其中，二道河最大，流域面积341平方千米。沙河上游群山葱翠，重峦叠嶂，植被茂盛。两岸大部分为平坦开阔的草甸子或沼泽地。1970年，在大石头镇沙河沿岸曾出土一具生存于7万年前更新世晚期的完整的猛犸象化石，全长11米，头长1.3米，牙齿如茶杯大小，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中游沙河沿镇沙河岸边有孙船口古城遗址，为渤海时期所建，辽金沿用。古城承担着确保“旧国”与上京龙泉府之间水上通道安全的职责。
珠尔多河是牡丹江的一级支流，“珠尔多”系满语“渡口”的意思。发源于吉林省敦化市额穆镇张广才岭山脉老爷岭西南。流经额穆镇，在敦化市黑石乡丹南村西北入牡丹江。河流总长80.1千米，流域面积1750平方千米。流域面积20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有11条。珠尔多河源头地处长白山北麓张广才山脉老白山（原名老爷岭），海拔高度为1696.2米。老白山山高路险，人迹罕至，保存着较完整的天然原生植被和多种生物群落，是吉林省珍稀濒危植物和珍禽异兽繁衍生息的物种资源基因库。
海浪河位于海林市西南部，是牡丹江中游左侧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张广才岭，自西南流向东北，途经海林市的长汀镇、新安镇、海林镇、海南乡，于牡丹江市西郊的兴隆镇附近汇入牡丹江，河流全长213公里，流域面积为5251平方公里。金、元称“孩水”，明称“海兰河”“孩浪河”，清初称“海郎必剌”，中华民国以后称“黑林河”“海林河”。海浪，为“孩”“海兰”“黑林”的音转，满语为“榆树”之意。
二道河子是牡丹江左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张广才岭南麓，流域面积730平方公里，河流全长75.5公里，天然落差640米。流域内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在630毫米左右，大部分集中在6—8月。二道河子为山区性河流，上游为深山区，大部分为森林覆盖，下游为农业区。
乌斯浑河是牡丹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宝山乡大楚山东麓，由南至北流经宝林、龙爪、中兴、林口、古城、建堂、刁翎7个乡镇，在刁翎镇东岗子村西约2公里处注入牡丹江。全长约141.12公里，乌斯浑河全长共分三段，源头段称楚山河，上游段称鲶鱼河，下游段为乌斯浑河。满文意思即“凶猛的河流”，以其水深流急而得名。
牡丹江流域内高山大川，沟谷盆地，江河湖沼，丘陵平原，各种地貌相间分布，并且气候比较温和，属湿润气候区，年降水量600毫米以上，自然物产非常丰富，是我国东北古代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之一。在这里居住的古今人民以其勤劳勇敢、质朴无华、顽强不息的生存精神不断地开发着这片广袤而神奇的领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牡丹江流域文明。
3.牡丹江称谓的演变及其含义
牡丹江在唐代被称为“忽汗河”，亦称“奥娄河”，金代称“活罗海川”，元代称“胡里改江”或“忽吕古江”，明代又称“忽儿海河”“火儿阿江”，清初“毕尔腾湖”（即镜泊湖）以上称“勒富善河”，以下称“瑚尔哈河”，或异书作“虎儿哈河”“湖尔哈河”“呼儿哈河”“胡尔哈河”等。“牡丹江”之名最早见于清末文献《吉林通志》：“牡丹江自其发源之处言之也，至宁古塔以下曰瑚尔哈。……源出敦化县西南老岭，长白山北径三百余里之干山也，重阜修岩，联峰接势，水出其北，东北流……受诸水汇为巨泽，曰毕尔腾湖，所谓镜泊湖也。……牡丹江自发源至入镜泊湖无异名。镜泊湖之北曰北湖头，水自其处东北流始名瑚尔哈河。”可知此时的牡丹江并非指今天之整条牡丹江而言，而仅指其上游，即从发源地至镜泊湖流段。“毕尔腾湖”（即镜泊湖）以上称“勒富善河”，下称“瑚尔哈河”。清末下游依然称为“瑚尔哈河”，而“勒富善河”则改称“牡丹江”。至早在清末民初，牡丹江整个干流都被称为牡丹江。“忽汗”“活罗海”“胡里改”“忽儿海”“火儿阿”“瑚尔哈”等称谓均为“牡丹”的同音异写。
关于牡丹江的含义，一般认为“牡丹江”即满语“穆丹乌拉”的意转，意为“弯曲的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和《盛京通志》则以其为蒙古语分别释为“羊羔”和“愿”之意。牡丹江流域一直为肃慎族系的活动区域，使用的是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其称谓很难与蒙古语发生关系。赵振才从图腾崇拜的角度认为其名称含义与龙蛇、凤鸟有关，是古代以龙蛇、凤鸟为标识的氏族部落留下来的水名。[1]赵先生的观点颇有意味，只是就目前来看，牡丹江流域尚未发现有崇尚龙蛇、凤鸟的文化遗存。黄锡惠认为，“牡丹”及其一系列同音异写，均是满语“呼尔罕”（hurhan）的音转，汉义为“大围网”，是反映满族先民早期渔猎生活的地名。[2]牡丹江流域出土了大量石网坠、陶网坠等捕鱼用具，大小不一，其中大者如盆，小者如扣，网坠就是用来挂在网上拦在河的两岸或下在河中捕鱼的，而鱼钩则发现较少，可见牡丹江流域先民的捕鱼方式当以下网围捕为主，正应了“大围网”之义，先民以此呼之，恰是对日常劳作生活的一个鲜活写照，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对考古学材料的一种牵强解读。笔者以为，牡丹江为“弯曲的江”的解释应是合理正确的，因为这种含义完全符合牡丹江干流大S形的走向特点。如从牡丹江市区进入鹤大高速，一路沿着牡丹江河道向南行进，受牡丹江河流走向的影响，较为笔直的高速公路数次穿行于牡丹江大S形的河道上。这充分反映了牡丹江干流九曲回肠一般“弯曲”的特点。
二 牡丹江流域早期人类的足迹与新石器时代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俄、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就已经展开了对牡丹江流域史前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如苏联包诺索夫、阿尔聂特在镜泊湖附近发现了包括莺歌岭遗址在内的多处史前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牡丹江流域展开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1958年10月，黑龙江省博物馆对宁安三灵屯、牛场遗址进行田野发掘和调查。1960年6月，黑龙江省博物馆会同吉林省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发掘了宁安大牡丹屯遗址，同年黑龙江博物馆组织了对牡丹江沿岸的考古调查。1963年挖掘了莺歌岭文化遗址。1972年夏，黑龙江省博物馆对宁安东升遗址进行了调查。1973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发掘了东康遗址。1992—1996年为了配合莲花湖水库的建设，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在淹没区内联合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遗址有海林东兴、海林木兰集、海林河口、海林振兴等。
虽然对牡丹江流域的考古研究业已开展了近百年，但遗憾的是，该流域始终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仅限于新石器时代。这种局面在2009年被彻底改变。是年5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牡丹江市文管部门在海林市海浪河流域发现了杨林西山[3]、杨林南山[4]、秦家东山[5]、炮台山[6]、满城南山、龙头山等8处旧石器时代地点，时间为距今1万到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并采集到石锤、砍砸器、尖状器、石核等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其中满城南山、龙头山的石器制作工艺和加工技术远比周边地点成熟、规整，据此判断，满城南山和龙头山比其他周边地点相对年代稍早，而龙头山石器比满城南山更为先进，因此龙头山遗址又早于满城南山。[7]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人骨遗物，但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发现无疑表明了这里在距今1万到2万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牡丹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空白。除此之外，在海浪河流域出土的这批旧石器多为以大的砾石为原料加工的石器。此前，这种大砾石石器类型在黑龙江以外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均有发现，而在黑龙江地区尚属首次。这表明远古时期，这种石器类型所代表的文化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一个文化圈。同时，在秦家东山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兼有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特点，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产物。
牡丹江流域现已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与遗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镜泊湖畔的莺歌岭文化、新开流文化、牡丹江中游的宁安石灰场遗址、海林振兴遗址及下游的依兰倭肯哈达洞穴遗址等。这些文化遗存应是满族源流的先民肃慎族的遗存。
莺歌岭遗址位于宁安市镜泊乡境内镜泊湖南端东岸，西面临湖，遗址南北两侧有房身河和松乙河注入镜泊湖。1963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对莺歌岭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成果表明，遗址分上、下二层，每层均分布有半地穴房址。下层文化距今3000年左右，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粗灰陶，手制，器型有罐、碗、盅等，纹饰以“人”字纹为基调，还有蓖点纹连成的“之”字形图案，以及平行线纹、印纹、席纹、回纹等。石器有有肩石锄、亚腰形石锄、板状砍砸器等，多为打制。骨角器中的代表性物品是鹿角锄。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兼营农业、渔猎为生。笔者在2015年10月下旬实地考察了与莺歌岭遗址毗邻的西湖岫屯遗址。该遗址因临近镜泊湖南湖北岸的西湖岫屯而得名。遗址北起201国道，南至镜泊湖边，南北宽约50米，东西长约100米，面积5000平方米。遗址南侧受湖水侵蚀严重，沿湖断层上可见房址及文化层。在考察中采集到若干夹砂红褐陶片及亚腰型石锄、石锛等莺歌岭下层文化遗物。[8]莺歌岭文化上层陶器以夹砂黑灰陶和磨光黑灰陶为主，主要器型为折沿深腹罐和齿状花边口罐，素面器居多，纹饰陶较少，纹饰有以刻划组成的大方格纹、划纹、指甲纹、绳纹等，陶罐多在口沿下施齿状附加堆纹。发现的两座房址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石壁房址，有柱洞和灶。还有陶纺轮和陶猪、陶狗和陶熊等。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锛、凿、穿孔石刀、矛、锨、磨盘和磨棒等；以黑曜石为材质的压制石器，是这一类型的重要特点。骨器有锥、针、镞、鱼钩、枪头、甲片、牙刀和狍角锄等。[9]从出土的半地穴式房址和大量农用器具可以看出这里的居民当时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原始农业定居生活；从出土的箭镞、石矛、网坠、骨鱼钩等工具可以看出渔猎经济还占较大比重；从出土的陶纺轮可以看出当时已具备了原始的手工业生产；从出土的陶猪、陶犬可以看出这时已经有了原始的牲畜养殖业，陶猪形象还带有一些野猪的特征，可以看出当处于野猪到家庭豢养的家猪之间的过渡体态。同时陶猪造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说明这一时期人们有了一定的观察能力与审美情趣。陶猪在功能上来说应该是礼仪祭祀用品，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拜祭神灵的宗教活动。
图1-1 莺歌岭遗址出土器物[10]
1、2.陶片；3.打制石犁；4.陶纺轮；5.骨针；6陶猪；7.石网坠；8.磨制石器
与莺歌岭文化内涵相似的遗址，还有宁安石灰场遗址下层、宁安牛场、大牡丹屯，牡丹江市郊丰收、振兴乙类遗存，穆棱二百户遗址等。宁安石灰场遗址位于宁安市城东乡三灰场村东北约2公里。陶器全部为夹粗砂褐陶，火候不高，器表颜色不均。主要器型为侈口微曲壁平底的罐、瓮，纹饰陶居多，绝大部分施平行刻划纹，多以平行刻划纹组成菱形、方形的网格状图案，口沿下一般施齿状附加堆纹。发现的房址均被破坏，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有柱洞，无门道和灶，其中一座南壁有石墙。海林振兴一期乙组遗存遗物全部出土于发掘区外断崖上的一个灰坑，遗物只有陶器，全部为夹砂褐陶，陶质疏松，火候较低，器表颜色斑驳。器型只有平底筒形罐一种，纹饰陶居多，施刻划的弦纹和不整齐的菱形方格纹，口沿下多施齿状附加堆纹。可以看出以上这些遗址文化特征的共性是陶器流行口沿下施齿状附加堆纹、器身施由平行刻划纹组成图案的平底筒形罐，房址为长方形、方形半地穴式石壁房址，大致可以认定这些遗存属于同一个文化序列。[11]
图1-2 石灰场下层遗存陶器（采自《考古·黑龙江》）
1.罐；2—4、6—8.陶片纹饰；5、16.陶罐口沿；9、12.盅；10、11.瓮口沿；13.钵；14、17.器底；15.纺轮
笔者曾于2015年10月下旬在原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刁丽伟教授的带领下，实地踏查了最新发现的镜泊湖菱角崴子遗址。该遗址位于宁安市林业有害生物渤海林木种子园十四号监测点附近的镜泊湖北湖头西岸的湖滩地和湖岸岗地上。遗址上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灰褐陶、夹砂红陶、夹砂黑陶、石磨棒、石刀、石斧、石锄、黑曜石镞、石球、砍砸器、研磨器等遗物。还采集到数件黑曜石片。采集的陶器均为夹砂陶器，质地粗糙，烧制火候很低，加之丰水期时陶器多被淹没于水下，湖水长年浸泡导致陶片质地更加疏松。陶器多灰褐陶，少见红陶，器身少见纹饰，多为素面，器物口沿以附加堆纹为主。陶片分属盆、罐、碗、钵等不同器物。石磨棒也大量发现，质地主要有玄武岩和砂砾岩两种，均呈半圆柱形，未见完整器物。由于长期被湖水冲刷，在沿湖土岗的断层剖面中清晰可见多座房址和灰坑，房址规模较大，长度均在3米以上，有玄武岩石料大量堆积，还有红烧土和被火烧过的红色石块，可能是房址中的烟道或炕洞的遗迹。值得注意的是，在沿湖畔靠近房址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砂砾岩石，其上刻有神秘的正方形图案，凹槽较深。经辨识初步推测该图案有两种可能：一是用于指示方向；二是用于宗教祭祀活动。遗址中还偶见渤海时期的陶片和布纹瓦，可知遗址曾延续较长时期，大致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莺歌岭文化下层和渤海两种文化面貌。监测站的工作人员还提供了他们在基建时发现的石磨棒标本，长7.5厘米，厚5厘米，呈半圆柱形，一面磨平，中部断裂，应为莺歌岭文化遗存。菱角崴子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大量文物遗存，特别是黑曜石和方形石刻的发现，为我们从宏观上审视牡丹江流域镜泊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别是莺歌岭遗存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参考资料。[12]
牡丹江流域亦是新开流文化西部分布区的中心地域。从新开流文化的地理分布上看，该文化以乌苏里江上游的兴凯湖为中心，东到日本海，北到黑龙江下游，西到牡丹江流域，南至穆棱河上游及绥芬河流域一带。牡丹江流域与兴凯湖及乌苏里江上游同属于新开流文化圈。新开流因大、小兴凯湖之间开凿的人工水渠而得名。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大、小兴凯湖之间的新开流以东1.5公里的湖岗上，距今约6000—5000年。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80米，面积约2.4万平方米。1972年发掘28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32座，渔窖10座，出土大量以鱼鳞纹、网纹、波纹为特征的陶器和以渔猎工具为主的石器、骨器、牙角器等。新开流文化带有浓厚的渔猎色彩，遗址有较厚的文化堆积，分上、下层，出土的陶器器型比较简单，主要有罐和钵等，但上面的纹饰却十分复杂，典型的有鱼鳞纹、菱形纹、蓖点纹、短条菱形纹、小长方格蓖纹、网纹等，纹饰富于变化，说明当时人们已具备了一定的原始审美能力。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一件菱格纹陶罐，质地为夹砂黄褐陶，罐身饰以菱形纹和斜行篦点纹，可能是鱼鳞纹的简化，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生，尤以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陶器中有一个陶制神偶像，细眼，尖颏顶，形象非常类似今天赫哲族崇拜的“爱米神”，很可能就是萨满教的起源，说明新开流先民可能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宗教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开流遗址还发现了一件骨雕鹰首，长颈、圆眼、钩嘴，生动形象，骨雕鹰首生动地刻划了鱼鹰的形象，不少人认为这可能与后来深受满族及其先民喜爱的“海东青”有关。石器以压制为主，有压制柳叶形凹底石镞、桂叶形石镞、带铤石镞、尖状器、刮削器，磨制石斧等。类似的石镞、石器在其后时期的牡丹江流域广泛存在，虽形制都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看出流于一脉。还有大量的骨、牙、角器，另外在遗址居住地附近还有氏族公共墓地，埋葬有先后，说明当时的人们曾在这里长期定居，过着以捕鱼为主、兼营狩猎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新开流遗址中出土的绘有菱形纹的灰褐、黄褐陶器在牡丹江流域的宁安石灰场遗址、海林振兴一期乙组遗存中均有发现，这种莺歌岭文化因素与新开流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说明两种文化存在交流与融合。
图1-3 菱角崴子遗址采集莺歌岭文化石磨棒与渤海车钏（王俊铮拍摄）
图1-4 考察菱角崴子遗址石刻图案（王俊铮拍摄）
左1：齐木德道尔吉；左2：刁丽伟；右1：王禹浪；右2：黑龙
图1-5 新开流文化鱼鳞纹陶器（采自《考古·黑龙江》）
图1-6 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13]
1、4.珠（15M2：16、4）；2、3、7、10、11.璧（15M2：13、8、14、18、5）；5、6、9.管（15M2：9、12、7）；8.斧（15M3：3）；12.玉料（TN545E480③：26）
2015年7—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饶河县文物管理所对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小南山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位于小南山东坡的中部，发掘面积300平方米。该年度获得的文化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其中3座墓葬的碳14年龄分别是8020±30年、8150±30年和7880±30年，经树轮校正后为距今8595—9135年。玉器有匕形玉佩、觿形玉佩（弯条形器）、玉管、玉珠、玉璧、玉环、玉锛和玉斧等。石器有筒形器、双面尖状器（石矛）、端刮器、石叶及其制成的长镞、磨制的镞等。陶器主要为罐和小杯类，夹砂黄褐色，内芯多为黑色，质地非常疏松，外表面上部饰由斜向压印梳齿纹构成的条带，个别唇部也饰压印梳齿纹。石器主要为压制的短三角形石镞。小南山遗址的发掘成果强烈冲击和颠覆着人们对东北亚极边地区早期文明的传统认识。研究表明，小南山遗址早期遗存填补了奥西波夫卡文化和新开流之间的空白，代表了一支以往未被识别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是新开流文化之源。小南山遗址的晚期遗存与黑龙江下游的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有接近之处，是该文化遗存在我国首次发现，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14]小南山遗址的发掘不仅为乌苏里江及黑龙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为牡丹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溯源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现已可以肯定的是，小南山文化应为乌苏里江、牡丹江流域新开流文化的源头。另外，笔者认为，以往在穆棱二百户、依兰桥南等遗址中发现的仿青铜石矛，与此次小南山遗址发现的距今9000余年的双面尖状器十分相似，学术界传统上认为的牡丹江流域、穆棱河流域的仿青铜石矛，可能并非仿自青铜制品，而是小南山文化的延续。
除此之外，在位于牡丹江流域东南的绥芬河流域，也发现了以“人”字形刻划纹和“之”字形篦点纹陶器以及打制的亚腰石锄和板状石斧、黑曜石石镞为典型器物的大杏树类型文化，是牡丹江流域莺歌岭文化在绥芬河流域的分支类型。
在整个牡丹江流域的早期古族遗存中，目前仅在属于桥南一期文化的依兰县桥南遗址发现了青铜制品。桥南遗址位于依兰县依兰镇西南约1.5公里处的牡丹江东岸二级台地上。在桥南一期文化遗存中，以F5房址最有代表性，它是一期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个遗迹单位。房址内出土陶器以黄褐陶最多，其余为灰褐陶、黑褐陶、红衣陶等，另有少量红褐陶，多为夹砂陶。器型有鼓腹瓮、大口鼓腹瓮、双耳壶、盆、钵等，多为素面，纹饰以带有地方特色的凸弦纹最常见，还有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纹饰。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2件青铜泡及仿青铜剑的各式骨镞、石匕等，但尚无任何铁制品发现。桥南一期文化年代据发掘者推测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青铜泡及青铜仿制品的发现表明牡丹江流域中游和下游的接合地带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由于目前关于桥南一期文化的考古学材料十分匮乏，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证。因此，出于谨慎，桥南遗址的发掘者称桥南一期文化为“先铁时代文化”[15]。还有学者指出：“桥南遗址以F5为代表的遗存与振兴遗址一期乙组遗存不仅在陶器特征上与前述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相似，而且在这些遗址中的有些陶器器形也几乎完全相同。”[16]表明牡丹江中下游流域不同地域早期文明的共性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吉林市西郊发现了西团山文化，该文化成为我国东北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发现后，以薛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均将其族属定为肃慎，即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所认识和记述的肃慎是以吉林地区为中心，以西团山文化为代表的原始社会群体。进而根据该文化的分布地域考释出东到长白山西侧抚松、靖宇一带的松花江上游，南限于黑辽分水岭北侧，西至长春伊通河流域一线，北达牡丹江和松花江的分水岭以南和以西的松花江两岸，是肃慎族居住和活动的地方。[17]之后薛虹又进一步扩大了肃慎族的分布范围，认为：如果把肃慎作为一个泛称，即包括了不同的原始社会群体，也可以把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图们江流域的莺歌岭上层文化遗址的文化类型的主人包括在内。[18]这种观点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西团山文化肃慎说在学术界内长期作为主流观点，并直接影响了以吉林市为中心的周边各省、市、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致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志编纂者在阐述其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和民族发展史时，均将本地作为肃慎族的分布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学术界逐渐纠正了西团山文化肃慎说的错误观点。根据对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文化的分析，肃慎的地理分布应该在以三江平原和牡丹江流域以镜泊湖为中心的长白山以北，其范围主要包括了第一松花江下游、牡丹江下游、黑龙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位于牡丹江流域的莺歌岭文化、新开流文化、桥南一期文化、倭肯哈达文化以及绥芬河流域的大杏树类型、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小南山文化、七星河流域宝清劝农二道河文化均应是肃慎族的考古学文化。这一观点目前已基本获得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使学术界走出了将西团山文化族属定为肃慎族的误判时代。[19]
肃慎族是最早见于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东北古代民族。《尚书·周书》：“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逸周书·王会解》云：“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濊人。”另处又作“肃慎，濊人”。晋人孔晁疏：“稷慎，肃慎也。”《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竹书纪年》记载：“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来朝，贡弓矢。”《山海经·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竹书纪年》中言肃慎为“东北大国”，《山海经》则言“肃慎氏之国”，这说明肃慎族可能已经建立具有一定政治组织的早期王国。《国语·鲁语下》则详细记载了肃慎向陈惠公朝贡楛矢石砮的历史：“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主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楛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分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关于“楛矢石砮”究竟为何物，学术界已探讨颇多，现已基本可以肯定，“楛”即“桦”，今南方一些方言仍读“桦”为hù，“楛矢”即用桦木做成的箭杆，“石砮”则是用黑曜石、玛瑙、页岩、碧石、松花石等各类石头做成的箭头。以桦木为箭杆，以各类石头制成箭头，即是“楛矢石砮”。孔子向陈惠公介绍了肃慎族及其所贡之楛矢石砮，陈惠公遂派人到旧府寻找，最终在“金椟”即金质或鎏金的盒子里找到了“楛矢石砮”。这也反映了“楛矢石砮”的珍贵。《大戴礼记·少闲》称颂虞舜、禹、成汤、文王“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淮南子·原道训》说夏禹“能理三苗、朝羽氏、徒裸国、纳肃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舜禹之时，北抚山戎、息慎、东长岛夷。”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东肃”之称，应为“东方肃慎”之意。可知远在先秦时代，肃慎民族就与中原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时常朝贡中原王朝或政权。西晋文学家陆云曾作《盛德颂》云：“戎羌蛮夷之虞，雕趾肃慎之国，莫非帝臣。……琴瑟在御，大予舞功。越裳委贽，肃慎来王。明明圣皇，闿国乘制。”生动反映了肃慎来朝的历史。自陈寿的《三国志》始，“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魏书》《晋书》《宋书》《梁书》《北齐书》《北史》《隋书》等正史文献，以及《孔子家语》、刘安的《淮南子》、刘向的《说苑》、毛亨的《毛诗注疏》、鱼豢的《魏略》、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刘勰的《文心雕龙》、杜佑的《通典·边防》、郑樵的《通志》、王钦若的《册府元龟·外臣部》、王应麟的《玉海·朝贡》、李昉的《太平御览·四夷部》等私家史著或大型类书对其亦有记述。清乾隆年间，大学士阿桂、于敏中、和珅等奉乾隆皇帝之命修撰的《钦定满洲源流考》正式将满洲的先民源流上溯为肃慎。
“肃慎”一词无法直接从汉语词义上进行解释，很明显，这是一种古老民族语言的汉字标音，并无表意的实际含义。那么，肃慎这一民族称谓究竟作何义解？早在民国时期，林传甲便对肃慎族称进行了考释。他在《黑龙江肃慎山记》中指出肃慎今名索伦，“肃”为“索”之本音，“慎”为“伦”之本音，肃慎山即小兴安岭，小兴安岭又名布伦山，“步”为“肃”之转音，“伦”为“慎”之转音。[20]1949年后，学术界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鸟（鹔鷞、海东青等）、东方人、箭、穴居人等不同说法。虽然学术界的解读至今仍存在分歧，但均是从女真语或通古斯语的角度考证肃慎族称的含义，在研究方法上始终没有脱离东北亚语言学体系的大方向。笔者通过详考“女真”称号的语源、语音和语义，认为“女真”应为海东青之意，因此“肃慎”也应为此意。[21]
《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记载渤海王城即上京龙泉府“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钦定满洲源流考》在卷八《疆域》之《肃慎四至》《肃慎城肃慎县》中考释出肃慎故地当在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下游一带，辽时黄龙府亦为肃慎之地，而肃慎城则位于渤海上京城附近的宁古塔一带。晚清著名东北史地学家曹廷杰的名作《东三省舆地图说》有《肃慎国考》一文，其文曰：“据《山海经》及《晋书》肃慎国在不咸山北，贾耽谓渤海王城临呼尔罕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今东京城西南三十里有古城基，当即肃慎国也，唐虞曰息慎，周曰肃慎，两汉时属挹娄，南北朝属勿吉，隋唐属靺鞨，后归渤海，辽属女真，地方数千里。”曹先生将肃慎城地望亦考据在了渤海上京龙泉府附近。经过实地踏查后，我们认为今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西南东京城镇三家子村附近的由三道城垣环绕的古城很可能为古肃慎王城。[22]
三 牡丹江流域的铁器时代与渤海文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在牡丹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大量汉魏时期的古城、古遗址、古墓葬等早期铁器时代遗存。这些古代遗存证明了该地区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繁荣的文明，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密集的古代遗址如满天星斗般播撒在这片肥沃富饶的黑土地上，使北大荒的观念成为过去时。我们认为，目前在三江平原发现的蜿蜒河类型、同仁文化、滚兔岭文化、海青文化、凤林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以及分布在三江平原腹地七星河流域、安邦河流域、挠力河流域等地的地堡群文化，牡丹江流域的东兴文化、河口文化、东康类型等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应该就是肃慎的后裔挹娄人的文化遗存。
肃慎族在两汉时期称挹娄。“挹娄”一词初见于曹魏时期鱼豢所著史书《魏略》：“挹娄，一名肃慎氏。”关于挹娄的地理分布，《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晋书·东夷传》亦记载：“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北极弱水。”挹娄在地理分布上大体承袭肃慎故地，并有所扩大，大致在长白山以北，牡丹江中下游，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之处的三江平原，核心区域在牡丹江中下游及七星河、挠力河流域。
挹娄族遗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七星河流域的汉魏古城聚落遗址群。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轰动，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在2001年考察炮台山古城时题下“北国之宝”四字，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考察炮台山古城时欣然题词“北疆物宝，荒史源清”，并为友谊县题词“七星聚落，文明之光”。[23]干志耿和殷德明两位先生（联合署名实玮）又提出“亘古荒原第一都”的说法，并论证其科学价值：“从上千处不规范的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群的基础上萌生了严格的、规范的京都城址、宫殿址和祭坛址，标志着社会发展、城市萌生、文明发端、国家出现的初级阶段，然而是质的飞跃，这不能不说是三江平原和东北亚极边地区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包容周围村社的雏形国家，即城邦国家及其文化历史的表征。这也不能不说是汉魏时期三江平原的东北极边地区原住民族创造的地区性统一城邦国家这种国家初级阶段的模式。”[24]这一论述可谓十分深刻。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所反映的凤林文化，标志着三江平原满族先民挹娄族所创立的早期国家的诞生和城邦文明的开始。其中规模最大、九城环套相连的凤林古城应是满族先民挹娄族的王城所在。城址中央发现的目前国内所见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很可能就是挹娄人的“王宫”，与凤林古城隔七星河相望的炮台山古城则应是挹娄人祭祀天神及北斗七星的祭坛。
在牡丹江流域，东兴文化、河口文化、东康类型等挹娄、勿吉考古学遗存，考古学文化面貌接近，且均已发现不少铁器，表明这一时期的牡丹江流域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东兴文化得名于1993年发掘的海林市三道河子东兴遗址。属于东兴文化遗存的还有海林市河口遗址二期遗存和海林市振兴遗址二期遗存。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呈灰褐、黑褐、黄褐色素面具多，纹饰少见器钮和器把发达，有乳丁钮、柱状钮、角状单把，器类有罐、瓮、颤、碗、壶等。铁器有刀、凿、链、䦆。此外还发现了少量卜骨。房址为长方形、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部分房址有门道、柱洞，柱洞内有础石。发掘者将东兴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址器类单纯，器表均素面；晚期遗址出现黑陶，新器类有碗、杯等，纹饰有刻齿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压印文。早期遗存的角状把手厚重，截面近圆形，晚期角状把手扁薄呈扇形。东兴文化的年代跨度被确定为两汉时期。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东兴文化晚期前段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公元2世纪初，相当于西汉末年至东汉中期。推测东兴文化晚期后段相当于东汉晚期，下限可能进入魏晋时期，东兴文化早期年代应相当于中原的西汉时期，上限可能进入战国晚期。[25]
图1-7 东兴文化类型陶器（采自《考古·黑龙江》）
1、2.瓮；3、6、7.双柱状耳罐；4、9.甑；5.单把罐；8.壶；10.碗；11、14.罐；12.杯；13.单把杯
河口文化得名于海林市河口遗址三期遗存。属于河口文化类型的还有海林振兴遗址三期遗存、海林渡口遗址等。这种文化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多数陶器为手制，使用泥片套接技术，少量轮制素面陶器占绝对主体地位，器型以罐为主，有杯、盅、舟形器等，流行乳丁钮的装饰，有相当数量陶器口部为椭圆形。铁器有刀、锥等。河口类型的房址为长方形、方形地穴式建筑。大多数有柱洞和灶。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可知，河口文化的分布范围仅限于牡丹江中下游。根据河口遗存本身提供的层位关系，河口三期叠压在属于东兴文化的河口二期遗存之上，属于靺鞨文化的河口四期之下。河口四期遗存学界普遍认为年代相当于南北朝至隋唐以前，据此推断河口类型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魏晋时期。[26]河口类型早、晚两期的具体年代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图1-8 河口文化类型陶器（采自《考古·黑龙江》）
1.缸；2、3、6—9.罐；4.盅；5.碗；10.带把舟形器
东康类型得名于宁安东康遗址，属于东康类型的遗存还有宁安东升遗址、宁安石遗址灰厂中层遗存、宁安沙兰热水坑遗址。宁安牛场和宁安大牡丹屯遗址也有一部分遗存属于东康类型，但限于当时的发掘和记录手段，已不能从遗址内的早期遗存中严格区分出来。陶器均为手制，泥制红陶为主，陶色不均，另有部分夹砂陶，其次为泥制黑褐陶，火候低，陶质疏松。器类较少，以瓮、罐、钵、盅，直口器为主，流行乳丁钮，部分罐、钵俯视呈椭圆形，有较多的骨、角器，另有黑曜石压制石器和三件铁器残片。房址为方形长方形半地穴建筑，有柱洞和础石，居住面经焙烧。东康遗址在1963年、1973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可将东康类型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东康年发掘遗存第一组为代表，器类主要是矮领罐、侈口鼓腹罐和直口、侈口的瓮，普遍装饰乳丁钮，另有少量柱状耳、横耳和戳点圆窝纹。晚期以东康1963年发掘遗存第二组、东康1973年发掘遗存、石灰厂中层为代表，陶器主要为矮领罐、敞口斜壁的盆、钵和直口、侈口的瓮，有极少数侈口鼓腹罐，素面器为主。东康类型陶总演变趋势是钵、碗类器物增加，罐由鼓腹转变为垂腹，器钮、器耳逐步消失。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东康类型晚期年代在公元3世纪初至公元4世纪中叶，相当于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推测东康类型早期的年代应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27]
图1-9 东康文化类型陶器（采自《考古·黑龙江》）
1、6.瓮；2、7、8.罐；3.壶；4、9.钵；5、10.豆
桥南二期文化得名于依兰桥南遗址二期遗存。桥南二期文化的陶器以褐陶为主，黄褐陶居多，陶质多为夹砂，有少量泥质陶器物。种类较多，瓮、罐占主体，陶器多侈口束颈小平底，腹部突出，呈鼓腹或球腹。纹饰陶占大多数，有凸弦纹、指压纹、附加堆纹和划纹，绝大部分器物都饰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凸弦纹，另有一些齿状附加堆纹口沿的陶罐、角状把手单耳罐。铁器有镢、刀、凿、鱼钩等。房址呈长方形，有柱洞、门道，灶用石板垒砌，居住面有成排分布的用来放置小底陶器的圆坑，很有特点。桥南二期文化遗存目前只发现桥南遗址一处，分期与年代有待于进一步发现研究。发掘者依据桥南二期文化出土了滚兔岭文化的齿状附加堆纹罐和角状单把罐，推定桥南二期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相当于西汉时期。[28]
在牡丹江流域地处牡丹江下游右岸海林市柴河镇所属的群力村附近的一处石砬子上，绘有一幅著名的岩画，一般称为群力岩画。岩画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牡丹江水由此向右回转，并形成了一个江心岛，岩画就坐落在牡丹江回转的右岸转弯处。岩画的北、东北、东、东南方皆为山高林密、绵延不断的锅盔山山脉，其西侧则为牡丹江的断崖，南侧濒临牡丹江。学术界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寓意的研究，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将群力岩画置于牡丹江流域整个地理环境空间内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对学术界各种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以为，无论从岩画的涂抹阴影法的技术，还是具有汉朝席地而坐、宽袍大袖、尚左的习俗、帷幔衬托的背景、岩画所处的石龛形状，以及岩画中的鹿纹图案、挹娄人“鹿”的含义、宾县出土的红色彩陶人物陶片、庆华遗址出土的红色颜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纹图案等，都充分说明了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既不是原始社会，也不是唐宋时期的渤海，更不是辽金女真人的产物，而是距今两千多年，西汉末年挹娄人的神秘图案。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正是一幅祭祖贡献牺牲祭品时，法师即兴施行法事的隆重场面的缩影。[29]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到高句丽政权的征服和统治，世居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的沃沮人北上牡丹江流域和三江平原，驱逐挹娄人，占领挹娄故地，建立了强大的勿吉国。“勿吉”系“沃沮”的同音异写。以三江平原双鸭山凤林古城为代表的凤林文化吸收了其南部沃沮族团结文化的因素，这正是沃沮北上灭挹娄、入主凤林古城的考古学证明。[30]勿吉逐渐强盛后，地域范围不断扩张，南下袭扰高句丽，驱逐并最终灭亡了夫余国，占据了嫩江下游、松花江流域上游以及大清河、柴河、辉发河流域，形成了地理分布范围广阔的“勿吉七部”。牡丹江流域主要是拂涅部的活动地域。目前在牡丹江流域发现的海林河口四期与振兴四期[31]、海林渡口二期[32]等考古学遗存，即是勿吉族的遗存，并且晚期遗存已经属于靺鞨族文化。
勿吉在隋唐时期称靺鞨，亦作靺羯，系对勿吉的同音异写。勿吉七部也在这时发展为靺鞨七部。其中靺鞨粟末部最终建立了创造辉煌文化的“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国是我国唐代东北地方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结合靺鞨诸部及其他民族建立的王国政权。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今辽宁朝阳）契丹首领李尽忠杀营州都督赵文翙，举行了反唐的叛乱，营州地区的粟末靺鞨首领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加入了反唐联盟。营州之乱为粟末靺鞨建立民族政权提供了时机。武周中央采取了安抚之策，“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然而，“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时乞乞仲象已死，其子大祚荣代父而立。李楷固率唐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旧唐书·靺鞨传》载：“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新唐书·渤海传》亦载：“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武周圣历元年（698），突厥攻入唐朝檀州、定州、赵州等地，契丹、奚等民族归降突厥，故而“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大祚荣遂利用此机遇，在东牟山（今延吉城子山山城）建立了“靺鞨国”政权，《旧唐书·靺鞨传》云：“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新唐书·渤海传》亦云：“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先天二年（713），大祚荣接受了唐朝中央的册封。《旧唐书·靺鞨传》记载：“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䜣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新唐书·渤海传》：“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自此，大祚荣建立的粟末靺鞨民族政权，正式定国号为渤海，成为唐朝版图内一个享有自治权的羁縻州，名曰忽汗州。自高王大祚荣立国开始，渤海国传15世至末王大諲撰，于辽天显元年（926）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灭，《宋史·渤海国传》云：“后唐天成初，为契丹阿保机攻扶余城下之，改扶余为东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镇之。”渤海国延续国祚长达229年。
渤海国在牡丹江流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是牡丹江流域第一个文明的高峰，集中体现在以渤海上京龙泉府为代表的数十座渤海筑城。笔者将于下文对渤海筑城予以详细阐释。
墓葬亦是牡丹江流域渤海的重要遗存，主要有宁安三陵（灵）坟、虹鳟鱼场墓地、敦化六顶山古墓群等。渤海时期著名的贵族墓葬三陵（灵）坟位于南距渤海上京城宫城北门约3公里、牡丹江北岸的三陵乡三星村东。据《宁安县志》记述，民国十二年（1932）曾对墓葬进行了盗掘。此后旅居哈尔滨的八国侨民联合会和哈尔滨东省特区的文化研究机构先后对三陵坟进行了调查，但收获很小。1933—193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等在对渤海上京城进行发掘的同时，也对三陵坟进行了调查，并在发掘报告《东京城》中发表了有关三陵坟的实测图及采集的文字瓦、绿釉瓦等遗物。20世纪60年代，中朝联合考古队也对其进行了试掘，但成果均有限。我国学者自80年代以来，对三陵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发掘。三陵坟一号墓为石室墓，由墓室、甬道、墓道三部分组成，为玄武岩条石砌筑而成。墓道朝南，墓室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米，东西宽约2.19米，高约2.14米，墓门宽约1.46米。墓室南为4米长的甬道，甬道的南面连接长约8米的斜坡形墓道，甬道两端各设有石门一重，墓道与甬道相接处是用一整块石料凿成的四级台阶。墓葬平面呈“T”形。墓室四壁由加工完整的玄武岩石块垒砌，墓顶为平行叠垒，状似覆斗。墓室四壁和甬道两壁原涂有很厚的白灰面，其上绘彩色壁画，今已全部剥落，仅存残块。墓地的地表原有覆盆式础石多块，墓葬四周散布着大量瓦砾，推测墓地上原建有享堂、献殿一类的建筑物。墓地南侧出土石狮一尊，雕琢细腻精美。1991年，在三陵坟一号墓东北约30米又发现了三陵坟二号墓。墓葬形制与一号墓接近，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二号墓为多人一次合葬墓，墓中摆放着15具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骨架，可能是殉葬者，这说明二号墓墓主人具有较高地位。墓室四壁、藻井、甬道上均绘有壁画，虽剥落严重，但仍可见人物、花卉等形象，具有明显的佛教文化因素，画面色泽艳丽，颇具盛唐风韵。三陵坟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渤海墓葬，进而探索渤海王陵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图1-10 三陵坟2号墓壁画（局部）
（采自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在渤海镇西安村西北约2公里处，坐落着著名的虹鳟鱼场渤海墓葬群。墓群分布在两座南北并列的沙丘上，共发现了靺鞨—渤海时期的墓葬300余座及数千件珍贵文物。虹鳟鱼场墓地从靺鞨晚期至渤海中期，可分为石墓、砖墓和砖石混筑墓三大类型，以石墓占绝大多数。墓葬按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埋葬习俗复杂，多为多人二次葬，也有单人一次葬、二人一次合葬、火葬等。1994年，在墓底南沙丘的西北部发现了与墓葬相关的七座祭坛，大小不一，外墙以石板垒砌，有的坛内遗存有柱洞和建筑遗迹，并出土了陶器、鎏金饰品、银饰件、玛瑙珠、铜管饰、铁甲片等，其用途当与墓地祭祀活动有关。该墓葬为全面研究靺鞨—渤海时期的社会组织与构成、民族文化、丧葬习俗等，特别是探讨靺鞨与渤海的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研究材料。对虹鳟鱼场墓葬群的分期研究，为建立靺鞨—渤海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尺。除三陵坟和虹鳟鱼场这两处较高级别、遗存丰富的渤海墓地外，在上京城周边，还分布着大朱屯、阿卜、巴掌沟、哈达砖厂、上屯、东莲花等渤海时期墓群。这些墓群当与上京城的渤海贵族和居民有关。[33]
图1-11 虹鳟鱼场墓地[34]
（左—右：M2241、M2239、M2308）
六顶山渤海古墓群坐落于吉林省敦化市南4公里处的六顶山上。因山脉由连绵起伏、呈一字排列的六座山峰组成，宛若一道屏风矗立在田野上，故名六顶山。六顶山古墓群是渤海国早期王室贵族的陵寝，亦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渤海墓葬群。对于六顶山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工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开始。1949年7—10月，延边大学历史科和敦化县启东中学的部分师生在第一墓区北部清理了9座墓葬，其中包括渤海第三代王文王大钦茂女贞惠公主墓，并出土贞惠公主墓碑，六顶山古墓群作为渤海早期贵族墓地得以初步确认。1953年、1957年，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吉林省博物馆对六顶山古墓群进行了两次调查，将六顶山古墓群划分为两个墓区。20世纪60年代，中朝联合考古队进行了较系统的发掘，但这批发掘材料直至1997年才在《六顶山与渤海镇》[35]一书中公布。考古探查表明，这里现存各类墓葬235座，共有两个墓区，第一墓区在西侧，以贞惠公主墓为代表。封土较高。第二墓区在东侧，墓区内墓葬封土较低。墓葬群依形制可分为土坑墓、石椁封土墓、石圹封土墓和石室墓。就贞惠公主墓出土的墓志铭文字“七年（779）陪葬于珍陵之西原”看，在其附近应有谓之“珍陵”的渤海王陵。贞惠公主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的次女，生于737年，死于777年，终年40岁。去世后曾停柩待葬3年，于780年正式下葬于“珍陵之西原”，即现在的敦化市六顶山上渤海王室贵族墓区内。陵墓为大型石室封土墓，发掘出珍贵的墓碑一方，雄雌石狮各一尊，海流鎏金圆帽等文物，贞惠公主的墓志碑中说：“大兴宝历孝感……法王（即大钦茂，笔者按）第二女也。生于深宫、绰质绝伦、温如昆峰之片玉……早受女师之教每慕曹家之风。”墓碑的文体是唐代流行的骈体文字，字型清奇、笔法流畅、文采绮丽，在书法和文辞方面都堪称稀世珍品，墓中石狮造型雄浑生动，一派唐风，反映了当时吸收汉民族文化后灿烂的渤海文明。
图1-12 贞惠公主墓出土石狮与壁画（局部）
（采自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除渤海墓葬遗存外，二十四块石亦是牡丹江流域重要的文化遗迹。20世纪50年代，吉林省的文物工作者在敦化发现了一种形制奇特的古代遗迹，因由24块经打磨雕琢、顶部平坦、大小基本一致的石块有序排列，故称为二十四块石。截至目前，在中朝两国共发现了二十四块石遗迹12处：吉林省延边地区共发现7处，其中敦化市发现4处，图们市发现2处，汪清县发现1处；黑龙江省宁安地区发现2处；朝鲜咸镜北道的清津市、渔郎郡、金策市的海岸线附近各发现1处。[36]敦化的4处二十四块石遗迹分别位于江东（即牡丹江之东）、官地、腰甸子、林胜，宁安的2处二十四块石分别位于弯沟和房身沟，上述6处二十四块石遗迹均位于牡丹江流域上游，在此一并论之。
一般而言，二十四块石遗迹均由平行分布的3行、每行8块、体积大体一致的大型玄武岩构成。遗迹整体面阔10米左右，进深8米左右。石块均不同程度受到一些雕琢和打磨。由于二十四块石性质奇特，其年代和用途自发现之日便始终争论不休。早在民国二年（1913）成书、由魏声和所撰的《鸡林旧闻录》中，已对位于敦化江东二十四块石有所记载，书云：“有谓系当年仓库遗址，而荒远无可稽矣。”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对二十四块石的性质、功用的认定记录。但作者却未提出任何证据，仅仅是推测。195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敦化文物普查队又对敦化二十四块石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敦化县二十四块石遗址调查记》一文[37]，这是学术界较早公开发表和研究渤海二十四块石的专题文章。黄金波总结了二十四块石功用的七种说法：停灵说、祭祀说、驿站说、商兵东进说、仓廪说、民间传说和风干室说。作者对这七种说法逐一进行了分析，虽未提出自己的明确观点，但是主要倾向于祭祀说、驿站说和仓廪说。[38]而事实上，这三种说法也正是学术界相对比较认可的说法，学者们对于二十四块石用途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这三种观点。
图1-13 渤海二十四块石平面图
1.房身沟二十四块石（采自《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2.弯沟二十四块石（采自《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3.敦化江东二十四块石（采自《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第3期）
关于祭祀说，最早是吉林大学历史系敦化文物普查队第二小组在《敦化县二十四块石遗址调查记》中提出的。文章认为这是渤海国国王入葬祖茔时在路边设立路祭的临时祭坛的柱础石。赞成此说法的学者文章还有王承礼的《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迹调查记》[39]，吕遵禄、孙仁秀的《镜泊湖附近莺歌岭等地考古调查报告》[40]等。王志刚的《考古学实证下的二十四块石》结合诸位学者之观点，将祭祀说的理由总结如下：一是遗迹形制特殊而统一，二是地理位置优越，三是发现瓦片堆积。[41]
关于仓库说，此说源自魏声和的《鸡林旧闻录》。黄金波认为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和逻辑，他以鄂伦春族为例，“地处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伦春民族，在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原始的氏族社会，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在密林中，每隔一定的距离，树半腰就建有十几个平方米的仓库，里边放有猎物。无论是谁，只要需要就可以自由地去取。以此为佐证，二十四块石的建筑也许也是这种功能”[42]。笔者以为，以鄂伦春族的习俗来推论一千年前渤海人的生活习俗，恐怕有失妥当。鄂伦春族和渤海人的民族源流、在习俗上是否存在继承性，都值得探讨。
驿站说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1984年，李殿福在《渤海二十四块石建筑的性质》[43]一文中，以二十四块石均发现于交通线上，间距15—20公里，认为二十四块石“不可能是停陵、仓廪或什么特殊建筑，很可能是渤海交通线上的亭阁式建筑，为行人来往暂歇、打尖提供方便之所，类似驿站”。李殿福先生首次正式提出二十四块石为渤海时期驿站的观点。此说法历经二十余年，现在已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代表性论著有李健才的《二十四块石考》[44]、孙仁秀的《渤海二十四块石解之谜析》[45]等。王志刚等综合以上学者观点，总结驿站说的理由有四：一是用石及建筑规格、形制统一；二是位于古道之上，相邻的二十四块石以及间距与古驿站间距相符；三是周边有古城址、遗迹；四是遗迹上和周边发现大量建筑瓦件。[46]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二十四块石年代和用途的争论仍在继续，一些学者通过最新的考古学材料提出了新的观点。李强、侯莉闽的《延边地区渤海遗存之我见》一文对二十四块石建筑址的年代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该类建筑址非属渤海遗迹的见解。[47]2005年7—8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敦化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敦化江东二十四块石遗迹和林胜二十四块石遗迹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发掘者认为，这两处二十四块石遗迹中未见明确的渤海时期遗物，却均见典型的辽金时期瓦件，故尚无证据证明这两处遗迹为渤海时期始建。[48]王志刚的《考古学实证下的二十四块石》基于考古实物资料得出了新的学术认识：二十四块石周边无渤海时期地层和遗物，仅见金代建筑瓦件，且二十四块石多在城镇附近，形制相同，规格统一，是级别较低的官方建筑，建筑形制还利于通风和防潮，一些二十四块石附近还可能存在与之形制相同的成组建筑，因此，二十四块石应为金代仓廪建筑遗迹。[49]这一观点又再次回到了魏声和最早提出的仓廪说上。
目前关于二十四块石的年代和用途尚无定论，但该遗迹应是渤海至辽金时期的遗存无疑。目前所发现的二十四块石遗迹多沿江分布，而这些地点均是古代的交通要道，尤以牡丹江流域最为明显，因此，笔者以为，二十四块石应与古代交通有关，驿站说较为合理。
四 牡丹江流域的渤海筑城与都市文明
渤海上京龙泉府坐落在牡丹江中游的冲积平原——宁安盆地的中心，土壤肥沃，盆地四周被逶迤绵延的张广才岭和老爷岭群山包围，牡丹江在上京城西、北、东三面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上京城因西邻忽汗河（牡丹江），故又称忽汗城或忽汗王城，当地俗称东京城，清朝曾称“古大城”，是渤海五京之首。《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大钦茂晚年曾一度迁都至东京龙原府，成王大华屿时复迁至上京。十一世国王大彝震时“拟建宫阙”，增筑宫室，使上京城规模达到极盛时期，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东盛国”。公元926年，大辽攻陷上京城，渤海国灭亡，契丹人在其王城故地建立了隶属于辽的东丹国。上京龙泉府改名天福城，为东丹首府。后因渤海遗民不断反抗契丹统治，辽太宗接受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的建议，认为渤海“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辽史·耶律羽之传》），于928年将东丹国及其民众南迁至以辽阳为中心的辽河下游，天福城则被大火焚毁。
渤海上京城作为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160年。该城的建制完全仿照唐都长安城，分为宫城、内城、外城三部分。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外城周长17.5公里，城外建有壕沟。外城四面共辟有城门10座，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将全城划分为许多规整的长方形里坊区域。内城在外城的北部正中。宫城位于内城的中央，南起午门，穿过五重大殿，经北门出宫城。宫城中轴线正对着整座上京城中轴线——朱雀大街。午门及五重大殿台基均为就地取材的玄武岩砌筑而成，特别是午门与前三重大殿作为外朝，修建得地势高敞，气势恢宏。午门在台基东西两侧开城门，而未在城门正中修凿城门，反映了渤海国与唐朝在等级上的鲜明差异，是唐代在礼制方面对渤海进行节制的表现。两侧门址均有门墩、门道，大型玄武岩石板铺地。渤海尚东，国王从东门进、西门出，臣子则与之相反。午门台基高5.2米，其上现保存有础石45块，形制略有差异，反映了其上建筑物规格的复杂。午门与一号殿址中间空地东西两侧均修建有廊庑，合围成了一个方形广场，后世明清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由天安门、正阳门（前门）及东西两侧的千步廊合围而成，其形制与渤海上京城类似。一号殿址应是《辽史》中记载的“永兴殿”，是渤海国王临朝听政之处。该殿位于午门以北175米处，高3.1米，现存础石54块，台基四壁用玄武岩砌筑，殿址底部有散水。入殿踏道位于殿址南部东西两侧，这与中原王朝都城设入殿踏道于正中的建置迥然有别。北部踏道则设于正中，通往二号殿址。二号殿址规模最大，应是上京城内等级最高的建筑。号称“东北第一井”的渤海八宝琉璃井即位于二号殿址东部。古井井口为玄武岩雕凿的八角形，故名八宝琉璃井。这口古井应是当时渤海王宫的水源地，上京城名“龙泉府”或与此有关。古井早在清代康熙初年就已见记载，流人张缙彦在其游记散文《东京》篇里写道：“三重宫殿……八角石井，雨水淳泓，尚可牛饮。”可知清初时，这口古井尚有甘洌充盈的泉水。经过二号殿址是三号殿址，其形制及规模与一号殿址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号殿址北部偏东位置，还有一个被圈起的小型方形区域，其功能可能是庖厨或厕所一类。经过三重殿址后，进入作为后宫的四号殿址和五号殿址，即渤海国王与后妃居住的寝宫。这一区域的建筑台基地势均低于前三座大殿。三号殿址与四号殿址之间用廊庑相连，值得注意的是，相连的廊庑中部向东西两侧各扩展出一个区域，类似耳室，俯瞰三号与四号殿址之间的廊庑庭院，俨然一个“王”字，而这一“王”字正位于宫城外朝与后宫的接合部。近百年来尚未有人发现这一奇妙的建筑设计。据文献记载可知，公元762年，唐代宗遣使赴渤海正式承认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封正一品检校太尉。自此，渤海王由郡王晋升为国王。“王”字庭院的建造正是渤海国业已进入王国阶段的重要佐证，反映了渤海政治地位的历史性转变，也体现了渤海国王对唐朝册封的认可和接受。渤海国王通过对王宫建筑的精巧设计和布局，予以彰显其尊贵地位，是一种王权的象征。五号殿址是宫城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大型建筑，亦是中轴线上唯一一座自成院落的宫殿，现存南门址、殿址及东西院墙基址。出五号殿址即到达宫城北门址，位于宫城北墙中部，由东、西门道及东门墩、中央门墩和西门墩构成。东、西门道规制相同，均为黄沙地面，有将军石、门道石、柱洞、门枕石坑等遗迹。中部为大型石板地面，门墩南侧均有石散水。北门与午门同为双门道城门，但北门规模远远小于午门，其上也没有城楼。宫城东侧为御花园遗址，尚存正殿、假山等遗址，还有一个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水池，池内北部有两座高大的亭榭遗迹。这一带多有琉璃瓦出土。宫城北门外是外城北门，出外城北门便是烟波浩渺的玄武湖，引牡丹江水汇集而成，是渤海贵族泛舟游水的娱乐休闲场所。[50]
图1-14 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平面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在渤海上京城遗址附近，遗留着大量丰富的渤海时期遗存，如寺院、佛塔、墓葬等。在渤海上京城宫城南，坐落着始建于渤海时期的寺院兴隆寺，这里保存着渤海时期的石灯幢、石佛和古井。兴隆寺位于上京城外城南部的朱雀大街东侧，东北距今渤海镇约1公里，始建于唐代渤海国大钦茂时期（737─793），是上京城内规模最大的一座寺院。占地约2万平方米，寺院内保存着渤海时期的石灯幢、石佛、石龟和古井等遗物，另保存有多通清代石碑。兴隆寺三圣殿内至今仍保存着一尊渤海时期的石佛，雕刻古朴，形象敦厚。兴隆寺最负盛名的遗物当属渤海石灯幢。石灯幢应是佛教供具石灯台的别称，用于礼佛供斋。这座石灯幢是用玄武岩雕琢叠筑而成，高约6米，由12节块（层）组成，共用大小石材40多块，结构大致可分为幢盖、幢室、幢身、幢基座，刹顶、相轮、幢盖、幢室、仰莲托、覆盆莲座、幢基座和底石等部分。这座石灯幢不仅是渤海国佛教建筑的精品，同时也是渤海国崇佛信佛的重要物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牡丹江流域在渤海上京城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辐射和影响下，率先在整个黑龙江流域步入了城镇化进程。现已查明，牡丹江流域的渤海古城共计47座，其中牡丹江流域上游地区受中京显德府管辖，有渤海古城11座，多为山城和江防要塞式城堡，这无疑受到了山地地形的影响，同时也与营州道经过该地，侧重于军事防御有关。中游则是上京龙泉府的辖境，境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文化高度繁荣，环绕上京城四周坐落着30座渤海古城，是整个牡丹江流域渤海古城最密集的地区，充分反映了渤海发达的都市文明。下游是渤海通往黑水靺鞨分布地域的必经之地，仅有渤海古城6座，是牡丹江流域渤海筑城最稀疏的地区。[51]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作为唐代管辖“三十七部靺鞨”的“栅州”[52]和渤海国建国的“旧国”之地，渤海时期的遗迹众多。威虎岭以东、牡丹岭以北，以敦化为中心的地区属于牡丹江流域上游，主要为渤海中京显德府管辖，共有11座渤海古城，分别是贤儒镇城山子山城、敖东城、沙河沿镇孙船口古城、官地镇通沟岭山城、沙河桥乡通沟岭要塞、秋梨沟镇横道河子古城、官地镇石湖古城、黑石乡黑石古城、黑石乡南台村南台子古城、林胜镇大甸子古城、大山嘴子乡腰甸子古城。其中城山子山城、通沟岭山城周长均在2000米以上，可能是渤海州一级古城；石湖古城、黑石古城等周长在1000—2000米之间，应为州下辖的县一级古城。
敦化地区在探索大祚荣建国之地“东牟山”地望的研究中曾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晚清著名东北史地学家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一书中首次将今敦化市区东郊的敖东城定为渤海建国初年的都城。后学术界又形成了永胜遗址说、城山子山城说等众多说法。但近年的考古调查表明，敖东城、永胜遗址、城山子山城中均未发现明确的渤海时期遗存，偶见带有渤海早期特征遗物，绝大多数遗物属辽金时期，且城址形制也与辽金城址十分相似[53]，说明这些古城可能始建于渤海，后为辽金沿用，但其规模、形制和遗物级别尚与渤海早期王城的标准相差甚远。王禹浪等在《渤海东牟山考辨》一文中已经做了翔实精深的考证，认为大祚荣建国之地东牟山并不在吉林省敦化地区，当在延吉市东郊、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交汇处的城子山山城。[54]延吉城子山山城完全符合渤海东牟山应具备的条件，应即是大祚荣建国之地无疑，代表了图们江流域渤海早期的都市文明。该文解决了渤海史学界一重大历史地理问题。
在牡丹江流域中游的上京城周边，星罗棋布地分布着30座古城，其中平原城12座、山城12座、江防要塞式筑城1座。平原城是渤海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区，占据平原要冲和交通要道，山城则起到拱卫王都的军事重镇作用，严密布控在牡丹江流域的战略要地。特别是在以镜泊湖为中心的周边山岭之上，修建有城子后山城、重唇河山城、城墙砬子山城等三座极为重要的渤海时期山城与牡丹江边墙。
城子后山城位于镜泊峡谷内的城子后山顶。城子后山海拔高约50米，山城位于城子后山顶端。城子后山城的城墙沿着山脊蜿蜒曲折把整座山头围绕起来，城内地势平坦，现已辟为耕地。山城的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峭壁，并被牡丹江水环绕，形成天然的防御系统。山城扼守着镜泊湖的出水口，占据着水陆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险要。经过实测，可知古城周长近3000米，平面呈不规则形，城内有腰垣一道，将城址分割成南、北两个区域。城墙随山势起伏呈不规则形，城墙上有马面15个。山城外侧有废弃古井3眼，可能为当时城中军民取水设施。山城腰垣北城东部临江一带共发现9座石堆，其用途尚未有定论，有礌石、积石墓、烽火台等说法。从山城的形制、结构、遗址的特点、出土文物等方面观察，此城应是渤海始建，辽、金、东夏国均沿用。
重唇河山城位于今镜泊湖北端西岸的重唇河注入镜泊湖河口的山顶上。山城依山势而筑，城址坐落于较为平坦的山间平地上，平面呈不规则形，周长约3000米。山城东部为悬崖峭壁，北部则濒临开阔的湖面，山城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山河与湖泊的地势。山城城墙有土石混筑、石块垒砌等不同的修筑方法，城垣上开辟有城门3座。其山城城垣极具高句丽山城特征，可能是渤海早期沿用高句丽筑城技术所建。
城墙砬子山城则位于镜泊湖湖区中部西岸的高山峻岭之间，山城东、南、北三面均为镜泊湖水所环绕，西侧则为陡峻悬崖，山城东南隔湖相对即是镜泊湖长城的起点。山城北部地势平坦开阔，并与北部群山相接。城墙修筑在山脊上，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周长近3000米。北墙系土筑，建有瓮门、马面、护城壕等城防设施，其余三面城墙均为石块砌筑。城内东北侧有一土筑小方城，周长95米，城墙残高1—1.5米，无门，用途不详。城内南门东侧发现一处规模较大建筑基址，地表有序排列着础石遗迹。此城亦带有明显高句丽筑城特色，应是渤海早期筑城。
民国时期，城墙砬子山城内曾出土一方狮钮铜印，大如碗，刻有朱文“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此印已失传。王宏北、王禹浪先生在《“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官印初探》一文已对该印进行了深入研究。上述三座山城无论形制还是地理位置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周长均在3000米以上，地处依山傍湖之地，高句丽筑城特征明显，三城必有关联。这三座山城正对应“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官印的印文之意，当为“三王大都督”的所居之地。城墙砬子山城内筑有一小古城的形制与牡丹江上游地区、图们江流域的支流布尔哈通河流域的一些渤海早期山城均有较为一致的特征，应为“三王大都督”的核心或统领之地。[55]
图1-15 城子后山城址平面示意图
（吕遵禄：《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1.土方城址；2.瓮城；3.石臼；4.土坑；5.缺口；6.石堆；7.居住坑；8.铜印出土地点；9.测标点；10.古井址；11.悬崖；12.峭壁沟谷；13.道路；14.土墙；15.石墙；16.护城壕
图1-16 重唇河山城平面示意图
（吕遵禄：《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1.三重城墙；2.悬崖；3.山峰；4.内外环道址；5.近代废墟址；6.门址；7.石墙；8.土墙；9.土坑；10.现代居住址
图1-17 城墙砬子山城平面示意图
（吕遵禄：《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1.土方城址；2.土坑；3.瓮城址；4.现代废墟；5.石台；6.山峰；7.缺口；8.漫道；9.护城壕
除上述三座山城外，考古工作者在镜泊湖区还发现了古长城遗址，即牡丹江边墙。这条边墙是1979年由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工作人员发现，前后对其进行了五次调查。目前可知牡丹江边墙长约100公里，分为三段：牡丹江段边墙，长50公里，位于三道关一线，东起江西村西沟北山主峰，向西北经过新峰南岭、蛤蟆塘砬子、三道关、岱王砬子、二人石南岭等山峰，止于西大砬子北坡；江东段边墙，长30公里，始于宁安镇牡丹江向北转弯处右岸，经老虎洞沟转向东南延伸，止于宁安县良种场东侧；镜泊湖段边墙，长20公里，起自城墙砬子对岸湖边，越过湖边山脉，穿过201国道，在江山娇林场东南侧山上向东南发展。三段边墙均呈西北—东南走向，构成了纵贯南北的三条军事防线，现已发现城堡三座。[56]城墙多用石块垒砌。牡丹江边墙应是渤海人为防御黑水靺鞨而修建。
牡丹江下游流域仅有6座渤海筑城，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海林市和林口县，分别是位于海林市的三道河子镇鹰嘴砬子小城、三道河子镇兴农古城、迎石门古城，位于林口县的古城镇古城、莲花镇沿江古城、五道河子古城。其中林口县五道河子古城位于渤海铁利府辖境，其余5座古城则归渤海郢州管辖。牡丹江下游的渤海筑城均位于隘口和河流汇合处，周长在1000米以下，应为县一级古城。数量稀少的渤海筑城说明这一地区不是渤海统治的中心地域，但筑城占据水路要冲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渤海与黑水靺鞨之间的冷淡关系。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牡丹江流域的47座渤海古城，可总结出该地区渤海筑城的主要特征：
其一，牡丹江流域的渤海筑城多呈长方形、方形或近似方形，四周环以夯土城墙、石砌或土石混筑的城墙，设有城门和瓮城，城墙外多修筑有马面。渤海筑城特别是山地筑城，以及山地城和平原城互为配合拱卫的建筑特色明显继承了高句丽的筑城传统。
其二，古城分平原城、山地城和江防要塞式筑城，平原城主要建筑在牡丹江中游和下游的河谷平坦地带，是渤海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区。山地城则主要修筑在牡丹江流域上游的山地或牡丹江沿江低地，占据水陆要冲，扼守交通要道。位于东京城镇北约5公里处的胜利村城堡是牡丹江流域唯一一座江防要塞式渤海筑城。城堡坐落在牡丹江右岸的临江绝壁上，东距胜利村1.5公里，西距上京龙泉府10公里。绝壁上有两座东西向排列并相连的城堡，城堡东、西、南三面挖有护城壕，墙体均为三重环护，体现出极强的防御色彩。[57]
其三，牡丹江流域中游的一些山地筑城规模甚至超过了平原城，如环绕镜泊湖而修筑的城子后山城、重唇河山城、城墙砬子山城三座山城周长均超过了3000米，作为渤海五京之一的中京显德府（和龙西古城）、东京龙原府（珲春八连城）古城规模尚未超过3000米，足见这三座山地筑城的等级之高，必是州府级别的古城。王宏北、王禹浪两先生将其考定为“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驻地很有道理。
其四，牡丹江流域下游的渤海筑城虽然周长均在1000千米以下，在行政级别上均为县级，且数量仅有6座，但无一例外均修筑在隘口和两河交汇处的夹角地带，严密监控着王都上京城与黑水靺鞨的连接通道，反映了渤海国对黑水靺鞨的防御性建制。
其五，部分渤海古城在辽代的废弃与辽灭渤海、强迁渤海遗民至邻近辽都城地区或平原地区有关，这也正是牡丹江流域的渤海古城中极少见到契丹和辽代遗物的原因。
牡丹江流域的渤海古城不仅成为当时东北亚中世纪最发达的城市文明的物质载体，并向外辐射了牡丹江流域以外的地区，尤其是不断向东扩展，深刻影响了位于牡丹江流域东方的穆棱河流域、东南方的绥芬河流域和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位于我国境内的渤海筑城主要有大城子古城、五排山山城、红石砬子山城、城子沟山城、轴水砬子山城、小城子山古城等，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渤海筑城有尼古拉耶夫斯克渤海1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渤海2号城址、维索卡耶城址、克拉斯诺亚尔、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奥特拉德年斯克耶城址、塔诺夫斯克渤城址、康士坦丁诺夫斯克城址、尼洛夫斯克城城址、新盖奥尔戈耶夫斯克城城址、克拉斯基诺古城等。这些渤海筑城受到了位于其西部牡丹江流域都市文明的深刻影响和辐射，又受到了其南部的图们江流域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都市文明北上的刺激，最终形成了渤海境内另一处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聚集区。这些渤海筑城为渤海率宾府所辖，多为后世辽金所沿用。
7—10世纪，牡丹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以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为代表的渤海文明，不但把牡丹江流域推向了文明的高峰，更使整个黑龙江流域文明达到了空前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渤海国全面效法盛唐文化，上京城等都城遗址内出土的三彩釉陶、琉璃瓦、汉字文字瓦、铜镜、佛像等遗物及三陵坟、贞惠公主墓等渤海墓葬壁画、墓志等，均融入了大量中原唐朝文化因素，带有浓厚的盛唐文化气息。渤海莲花纹瓦当则主要是受高句丽建筑艺术的影响，而文字瓦、三彩釉陶则自成一体，体现了其独特的文化。上京城的修建缔造了牡丹江流域、甚至黑龙江流域第一个辉煌的都市文明，是“海东盛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并全面辐射和推动了牡丹江流域的城镇化进程，该流域47座渤海古城便是这一城镇化进程的集中反映。
五 辽金时期的牡丹江流域与女真人筑城
926年，契丹灭亡渤海国，并在其故地设东丹国，作为辽帝国下的地方政权，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国王，仍都上京地，改上京龙泉府为天福城，统辖渤海遗民。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灭渤海的进军路线同样是沿着牡丹江流域北上的。笔者新近考察的宁安镜泊湖北湖头菱角崴子遗址附近监测站的渤海遗迹很可能就是契丹人进军路线重要驿站，因为这条线路正可以绕过镜泊湖南湖头、城墙砬子山城、城子后山城等险要路线，直捣渤海上京。[58]渤海灭亡后，辽朝称渤海靺鞨人为“女真”，并以是否编入辽国国籍为标准，将其分为“生女真”和“熟女真”。“生女真”主要生活在松花江以北、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未编入辽国国籍。“熟女真”则分布在东北南部的辽东半岛一带。渤海国灭亡后，其遗民不断反抗，天显三年（928），契丹人遂将渤海贵族及上京城居民强迁至以辽阳东平府为中心的辽河流域，并将天福城焚毁。被渤海国经营160余年的辉煌国都最终变成一片焦土。东丹国也随之迁移，以辽阳为都，升东平府为南京。牡丹江流域遂成为辽代五国部属地。
牡丹江流域还是女真完颜部的早期活动区域。金朝女真完颜部始祖函普即居住在牡丹江流域。《金史·世纪》载：“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始祖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资产，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斡鲁，一女曰注思板，遂为完颜部人。天会十四年，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仆干水”就是牡丹江，“仆干”系对“忽汗”的音转。《满洲地志》载：“金代始祖起于宁古塔地。”可知《金史·世纪》中所载“仆干水之涯”应位于牡丹江流域中游的海林、宁安一带。11世纪中期，金始祖函普五世孙石鲁（昭祖）袭生女真完颜部酋长。他在征服女真诸部时，《金史·世纪》云：“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还经仆燕水。仆燕，汉语恶疮也。昭祖恶其地名，虽已困惫，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青岭”“白山”即今张广才岭、长白山；“苏滨”为今绥芬河；“耶懒”在图们江流域，金代曾在此设“曷懒路”；“仆燕水”即“仆干水”，“姑里甸”应是“胡里改”的音转，均指今牡丹江。可知在金昭祖石鲁时，完颜部仍活动于牡丹江流域。后至献祖绥可时期，“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自此遂定居于按出虎水之侧矣”（《金史·世纪》），才从仆干水迁到海古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东北的海沟河），并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畔。至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于1115年最终建立了大金帝国。
金代时，牡丹江流域再次迎来了新的文明高峰和筑城时代，为金代胡里改路管辖。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从建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建于渤海时期，辽金女真沿用的古城，共计9座：有敦化地区的秋梨沟镇横道河子古城、沙河沿镇孙船口古城、黑石乡黑石古城、官地镇通沟岭山城；镜泊湖区的南湖头古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重唇河山城；牡丹江市沿江乡龙头山古城。近年考古调查表明，敦化敖东城、贤儒镇城山子山城也有少量带有渤海特征遗物，可能应始建于渤海，但主要为辽金沿用。第二，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共计22座：敦化市有额穆镇的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宁安市有沙兰镇西营城子古城、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卧龙乡杏花古城；牡丹江市的长路山古城；海林市的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林口县的乌斯浑河古城、古城子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依兰县的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
从上述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女真筑城的分布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牡丹江流域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在数量上要多于建于渤海时期、辽金沿用的女真筑城。牡丹江流域建于渤海时期、辽金沿用的女真筑城仅为9座，位于牡丹江上游4座，牡丹江中游5座。位于牡丹江上游沿用渤海时期的女真筑城有横道河子古城、孙船口古城、黑石古城、通沟岭山城；位于牡丹江中游沿用渤海时期的女真筑城有南湖头古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重唇河山城、龙头山古城。牡丹江流域建于辽金时期的古城数量较多，共计22座。其中位于牡丹江上游的有3座，位于牡丹江中游的有8座，位于牡丹江下游的有11座。位于牡丹江上游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有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位于牡丹江中游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有西营城子古城、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杏花古城、长路山古城、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位于牡丹江下游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有乌斯浑河古城、古城子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
从牡丹江流域辽金古城的规模来看，最大的城子后山城周长为3590米，其次为依兰县土城子古城，周长3345米。古城周长在2000—4000米的有9座，包括：通沟岭山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乌斯浑河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依兰县的3座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周长都在2000米以上。一般来说，周长在3000—5000米的古城多为州或路级的行政治所；周长在2000—2500米的古城多为府或猛安一级的行政治所。可知上述诸城多应是县级及以上级别的古城。据民国时期《宁安县志》载，城子后山城内曾出土东夏国天泰十八年的“不匋古阿邻谋克印”官印一方。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认为“不匋古”可能是女真语bulaogu（音“不劳古”）的同音异写，意为“镜子”。“阿邻”或“阿林”女真语意即为“山”，“谋克”则为女真人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名称，意即为“百户长”。由此可知“不匋古阿邻”即“镜子山”，而女真人的这个基层军政合一的组织就是以镜子山命名的谋克。此山濒临镜泊湖，因此镜子山很可能是依湖而得名。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城子后山城的名字则可能就是“镜泊湖”这一地名称谓的开始。这方东夏国官印的发现为揭示镜泊湖的地名由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笔者认为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道理。[59]周长在1000—2000米的古城有6座，包括：横道河子古城、黑石古城、西北岔山城、营城子古城、杏花古城、龙头山古城，多为县或谋克级别的古城。周长在1000米以下的古城有15座，包括：孙船口古城、南湖头古城、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长路山古城、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古城子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应担负着戍守边堡或交通驿站的职能。依兰县土城子古城应是胡里改路治所之所在，是牡丹江流域唯一一座路一级别的古城。
牡丹江流域的辽金筑城在修筑形制上大体上沿袭了渤海筑城传统，亦分为平原城和山地城，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的平原城有敖东城、横道河子古城、孙船口古城、黑石古城、西营城子古城、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杏花古城、长路山古城、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乌斯浑河古城、古城子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山城有通沟岭山城、城山子山城、南湖头古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重唇河山城、龙头山古城、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可见在牡丹江流域辽金古城中，平原城的数量多于山城。平原城多建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江河沿岸的台地上。山城依山势而筑，并充分利用悬崖峭壁作为天然屏障。
由于牡丹江流域在辽金时期没有出现如渤海上京城一般的都市文明，因此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在数量上少于渤海时期筑城，但却依然延续着渤海时期的城市文明和城镇化进程，依然是黑龙江流域最重要的人口聚集区之一。这些女真筑城依靠牡丹江水路而发展，不仅承载着连接松花江流域下游与图们江流域交通运输与交往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金上京的东方起到拱卫和防御的作用。[60]牡丹江流域的女真筑城虽经辽代五国部短暂沿用，但其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在金代松花江流域上京会宁府所开创的都市文明的东扩影响下，在渤海筑城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都市文明向东扩展的城市化浪潮，不仅在牡丹江流域留下深刻烙印，同时又进一步东扩至绥芬河流域和今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在绥芬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中俄两国境内至今遗存有10余座女真筑城址，如克拉斯诺亚尔山城、城子沟古城、赛加古城、阿纳尼耶夫古城、叶卡捷琳诺夫卡古城、拉佐古城、新城古城、普拉霍特纽卡古城、斯卡利城、萨因巴尔城、戈尔巴特卡城等，从形制上看，多数可能沿用了渤海古城并加以改建，但由于大多未经系统的考古发掘，这些古城的渤海文化因素尚不明确。尼古拉耶夫斯克渤海2号城址、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等则可确定是沿用渤海古城。这些古城均应是金代恤品路下辖的猛安谋克古城。
六 元明清时期及近代的牡丹江流域
元代建立后，在东北设置辽阳行省，并在图们江以北的女真人聚居区设开元万户府，牡丹江流域最初即归开元万户府管辖。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改辽东路总管府为开元路。在辽阳、沈阳等路相继成立后，开元路只管辖沈阳路以北（今辽宁省铁岭市北）的女真人，南部的女真人由沈阳、辽阳等路分别统领。清原地区当为辽阳、沈阳路的女真人辖境。皇庆元年（1312）前，将开元路东北部地区划设合兰府水达达路，与开元路同属辽阳行省管辖。牡丹江流域的部分地域又归水达达路管辖。
明朝实行卫所制度，明成祖时在东北南部的建州女真聚居地设置了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军民指挥使司。建州卫因渤海率宾府下辖建州而得名，《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率宾故地为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证建州在东宁大城子。[61]张泰湘认为建州为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亚尔山城。[62]孙进己认为建州在俄罗斯双城子（乌苏里斯克）[63]。总之，建州卫当在靠近牡丹江流域东南部的绥芬河流域，明中期后逐渐南迁至浑江流域、苏子河流域。明朝政府后在奴儿干卫忽剌冬奴的请求下，在黑龙江口的特林地方设奴儿干都司，管辖包括牡丹江流域中下游在内的黑龙江中下游和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明廷又先后在牡丹江流域镜泊湖一带设置忽儿海卫、在海浪河流域设置克因城卫。
牡丹江流域在明朝是建州女真的主要活动地域和兴起之地。建州女真因活动于渤海建州故地而得名，是清朝满洲族的前身和主体。关于满洲族的族源神话，在《满清开国方略》《满洲实录》《钦定满洲源流考》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内容见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先世发祥于长白山，是山高二百余里。……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曰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库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爱之，不忍置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飞升，奈何？二姊曰：“吾身列仙籍，无他虞也。此天授尔妊。俟免身，来未晚。”言已别去。佛库伦寻产一男，生而成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舟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舟顺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端坐其上。是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持兵相仇杀，乱靡有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之，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观之，皆以为异，因结所由来。答曰：“我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众警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二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之东，俄漠惠之野，俄尕里城。国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开基之始也。
《满清开国方略》《满洲实录》《满洲源流考》等文献记载的三仙女神话与之相比内容大体相似，均有以下情节：三仙女在池中沐浴——佛库伦吞红果而孕——所生男子生来神异，赐名布库里雍顺——天女飞回天上，把布库里雍顺置于舟中——布库里雍顺乘舟而下至某地，遇三姓相争——布库里雍顺平息争端，被拥戴为王。官方记载的三仙女神话不仅宣告了满洲族始祖系天女佛库伦所生，还渲染了始祖布库里雍顺的神异，“生而成言，体貌奇异”，被誉为“天生圣人”。这足以看出满族皇室对自己祖先的崇敬和对清政权合法性的强化，满洲族始祖是天女佛库伦吞食红果感孕而生则更是反映了满洲族形成早期的女性崇拜，特别是母神崇拜。文献中的“布库里山”即是长白山主峰以东、位于今吉林省延边州安图县的红土山，山下的圆池相传即是三仙女沐浴的“布尔湖里”。晚清学者刘建封在踏查长白山时发现了圆池，并将其命名为“天女浴躬池”。这一带正是牡丹江源头的山区。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降生后，正是从牡丹江源头的支流进入牡丹江干流，沿江顺流而下，至“三姓”之地。“三姓”系今依兰县旧称，“依兰”在满语中即为“三”之意，可知布库里雍顺溯牡丹江而下，至牡丹江流域下游的依兰一带，这里正是渤海建州故地，亦即后来建州女真的兴起之地。至于布库里雍顺最终所居“俄漠惠之野”的“俄尕里城”，刘景宪考证，“俄漠惠”满文作omohoi或omoh，omo是派生词，沼泽之意，i是领属格的附加成分。“俄尕里”又作“鄂多里”，满文作odoli，指小孩出生后头顶上的一处软陷处。因此，“俄漠惠俄尕里”就是沼泽地中的一处滩城。[64]《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八《疆域》载：“始祖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鄂多里城。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宁古塔城西南三白三十里，勒福善河西岸。”笔者以为，“俄尕里”“鄂多里”均是“敖东”的同音异写，应与敦化敖东城有关。“俄漠惠”即今敦化额穆一带。鄂多里城确在兴京之东、宁古塔城西南，但因长白山、哈达岭、威虎岭等山脉阻隔，从兴京至敖东城需绕行，因此“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并非直线距离，而是绕行后的里程。“宁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则与今宁安至敦化的距离相合。“勒福善河”即今牡丹江，“勒福善”系“穆丹（牡丹）”的音转。统观满洲族源神话的情节，不论“布库里山”“布尔湖里”，还是“三姓”之地、“俄漠惠俄尕里”，始终没有离开牡丹江流域。可以说，满洲族源神话完全是牡丹江孕育的结果。
图1-18 古籍文献中所载满族族源神话
明中期后，随着奴儿干都司及一系列卫所建制被撤废，明朝势力逐渐退出了黑龙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再次被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建州女真等渔猎民族所控制，这一地区的筑城时代走向终结，古代城市文明也至此逐渐陷于沉寂。明朝势力退出黑龙江流域和女真各部族之间的相互斗争和交融，促使散居在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女真部族相继向南迁徙，原居于牡丹江流域下游、以依兰为中心的建州女真亦在这次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几经辗转，最终定居在浑河流域和浑江流域。至首领努尔哈赤时，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并大举进攻明朝。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其后代最终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建立了一统全国的大清帝国。从民族源流的角度来说，牡丹江流域正是建立后金政权和大清帝国的建州女真的发祥之地。
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管辖，清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在宁古塔设昂邦章京镇守，同时置副都统，驻地位于牡丹江左岸支流海浪河南岸，今为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旧古塔村。康熙元年（1662），更名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年（1671），副都统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改称吉林将军，复移宁古塔副都统镇守牡丹江流域，驻宁安。宁古塔副都统的管辖范围除了牡丹江流域外还有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及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宁古塔作为边疆重镇，在抗击沙俄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原一些官员和饱学之士也被贬黜至此，宁古塔遂成为流放之地。这些满腹诗书的流人，不但为牡丹江流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和诗书礼仪，他们还访古考闻、踏查史迹，对牡丹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地理、风俗、民族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与考证，如张贲的《东京记》、吴兆骞的《秋笳集》、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杨宾的《柳边纪略》等均对渤海上京城予以著录，为牡丹江这片神奇的土地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流人文化作为牡丹江流域最后一座文明的驿站和丰碑，为牡丹江流域的古代文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牡丹江流域作为清代的“龙兴之地”，长时期实行封禁制度，不准汉族移居此地开发。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牡丹江也沦为俄、日等国掳掠的对象。但随着西方文明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被传入中国，以及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入，近代化的浪潮也给牡丹江流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860年，清政府开始对东北地区局部开禁；1881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的政策，开放了牡丹江流域的铁岭河地区；1904年，牡丹江流域全部开禁，大批汉族人进入了这一地区。后来，随着牡丹江流域外来人口的增多与国内外贸易的不断增加，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被彻底打破。
1901年2月，沙俄修筑中东铁路，在牡丹江中游设牡丹江站。毫无疑问，中东铁路是列强加剧侵略东北，进行资源掠夺与商品、资本输出的产物，它的修筑大大加深了东北的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也使牡丹江流域与外界的经济、文化、贸易联系加强，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牡丹江流域的近代文明。至20世纪20、30年代，牡丹江流域人口不断增长，兴起一大批近代城镇，其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时便是今天牡丹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牡丹江。伴随城镇的发展，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出现，出现了粮油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矿藏开采业等各种新兴工业部门，学校、医院、银行等文化产业和金融机构纷纷建立，市政设施也日益齐全。多种经营的新的工业生产模式逐渐取代了原来单纯的农业生产模式，牡丹江流域的农业文明不断受到冲击，工业文明日益成长。现代意义上的牡丹江流域城市文明便在近代工业化浪潮和殖民侵略的席卷下得以诞生。
七 牡丹江流域古代历史文化的十大特征
牡丹江流域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始终不绝如缕，呈现出独特而丰富的流域文明特征。
第一，牡丹江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有人类在此生存繁衍。考古工作者在牡丹江流域中下游及其支流海浪河流域发现的杨林西山、杨林南山、满城南山、龙头山等8处旧石器时代地点，时间为距今1万到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并呈现出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遗址中出土了以大的砾石为原料加工的石器，与黑龙江流域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共处于一个大型砾石石器文化圈。牡丹江流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与哈尔滨阎家岗、呼玛十八站、五常学田、齐齐哈尔昂昂溪等黑龙江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存存在一定关系。
第二，牡丹江流域是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最丰富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有镜泊湖畔的莺歌岭文化、菱角崴子遗址、新开流文化、牡丹江中游的宁安石灰场遗址、海林振兴遗址及下游的依兰倭肯哈达洞穴遗址等。这些考古学文化以夹砂红褐陶、灰褐、黄陶筒形罐、亚腰型石锄、压制石器等为特征，渔猎色彩浓厚，陶器纹饰多网格纹、菱形纹、篦点纹，后两者可能是鱼鳞纹的变形，新开流遗址中还发现了鱼窖遗迹。莺歌岭遗址出土的陶猪则表明当时的满族先民已开始从事家畜饲养业。
第三，牡丹江流域还与乌苏里江流域存在广泛而密切的交流，集中体现在同属于新开流文化的分布范围。2015—2019年，距今9200年的饶河小南山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黑龙江流域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性进展，不仅作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被确定为新开流文化的源头，同时为我们探寻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源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线索。文化与文明的演进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交融与碰撞中实现发展。牡丹江流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先民通过山河相间、山水相连共融互通，共同开创了黑龙江流域东部地区早期文明的演进图景。
第四，牡丹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面貌尚不清晰，仅在属于桥南一期文化的依兰县桥南遗址中发现了两件青铜泡及青铜仿制品，目前尚未发现更多青铜制品和青铜冶铸遗迹，牡丹江流域呈现出青铜时代短暂，由新石器时代迅速迈入铁器时代的特点，文化发展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出现了跃进式的进步，这可能与三江平原城邦文明的兴起和繁荣有关。
第四，受三江平原汉魏时代挹娄城邦文明的影响，该流域的东兴文化、河口文化、东康类型、桥南二期文化等遗存中均已发现大量铁质刀、凿、䦆、链等铁器，表明牡丹江流域自此已进入铁器时代。
第五，渤海自建国直至极盛的近二百年间，牡丹江始终作为渤海的一条“黄金水道”，不仅承载着对外交通，同时也是文明的汇聚地。大钦茂于唐天宝末年自“旧国”徙都上京，正是沿着连接今延边地区和宁安上京城的牡丹江河谷行进的。牡丹江河道还是渤海朝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度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营州道是自营州、襄平、盖牟、新城、长岭府至上京城的重要交通要道，并为后世辽、金、元、清等历代沿用。襄平即今辽阳，盖牟城一般认为即今沈阳塔山山城[65]，新城为抚顺市区北部、浑河北岸的高尔山山城[66]，长岭府近来已可确证为桦甸苏密城[67]。遂知营州道自今朝阳起始，越大凌河、小凌河、辽河至辽阳，转而向东北，溯浑河而上，经今沈阳、抚顺、梅河口等地，直达桦甸苏密城。再由苏密城而东北过敦化，沿牡丹江向北，由镜泊湖左岸经过北湖头而直抵渤海上京城。宁安市林业有害生物渤海林木种子园十四号监测点所在地正是渤海上京通往营州道上的重要驿站。至今营州道沿镜泊湖北湖头地段遗迹尚存。笔者经过实地考察，十四号监测点驿站遗址现仍遗留了三个渤海时期的石臼和一座八宝琉璃井，据当地监测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一带常发现砖瓦等遗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工作人员在基建时发现的两个规格完全相同的铁质车钏，外径7厘米，内径5.5厘米，厚4厘米，为渤海时期车马器。在监测站附近的湖滩地还采集到大量渤海布纹残瓦、残瓦头一件。[68]这条水路也是上京城向北进入三江大平原的重要通道。代表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巅峰的渤海上京城的修建更是依托宁安盆地中肥沃的牡丹江冲积平原，牡丹江还是上京城的天然护城河。在上京城都市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牡丹江流域出现的渤海古城也几乎均坐落在牡丹江的沿江平原和山地之上。这些古城沿江而建，呈群聚状分布，如四方辐辏般环绕和拱卫着渤海王都。正是牡丹江这条蜿蜒北流的滚滚大河，孕育并滋养了渤海国的诞生、移动、繁荣和全盛。
第六，渤海至元代是牡丹江流域的筑城时代和城市文明的繁荣期。渤海国定都于牡丹江流域中游的上京龙泉府，开创了该地区的都市文明，并在上京都市文明辐射下，推动牡丹江流域进入了繁荣的城市文明和城镇化时代。其后辽、金等王朝在沿用渤海筑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牡丹江流域的古代城市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元代以后日趋衰落，至明朝中期，随着奴儿干都司和大量卫所机构的撤销，明朝在东北的势力收缩至辽河流域，牡丹江流域的筑城时代宣告终结，古代文明陷入沉睡。近代以来随着殖民化浪潮和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再度繁荣。
第七，牡丹江流域的城市文明，一次是在渤海上京都市文明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产生的，一次则是在松花江流域阿什河畔以金上京为中心的金源内地城市文明东扩的浪潮下诞生的，成为牡丹江流域第二波古代文明发展的高潮。牡丹江流域的城市文明还深刻影响了位于其东方的穆棱河流域、绥芬河流域和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特别是在金代，牡丹江流域成为金帝国城市文明“承西启东”的重要地理枢纽。
第八，牡丹江流域自远古时代直至近现代以来，一直作为满族及其源流先民的活动地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包括辽、金、元女真和明代建州女真）均以牡丹江流域为生存的沃土。牡丹江流域是肃慎族分布的核心地区，以莺歌岭文化、新开流文化、宁安石灰场遗址、海林振兴遗址、依兰倭肯哈达洞穴遗址等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牡丹江流域早期文化均应是肃慎族的遗存，位于宁安的三家子古城正是肃慎王城故址。东兴文化、河口文化、东康类型、桥南二期文化等铁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年代接近，应是肃慎的后裔挹娄人的文化遗存，后为勿吉族继承。挹娄、勿吉以七星河、挠力河流域为中心的三江平原为主要分布区，但牡丹江流域中下游无疑是挹娄、勿吉古族核心文化区外缘最重要的分布地域。不仅有大量铁器时代遗存，还在牡丹江流域下游海林市柴河镇所属的群力村附近的崖壁上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岩画遗迹。勿吉南下强大后分为七部，后演变为靺鞨七部。牡丹江流域正是勿吉拂涅部和靺鞨拂涅部的分布地域。其后的渤海国自图们江流域建国，在牡丹江流域发展壮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上京都市文明，号称“海东盛国”。女真完颜部自始祖函普及其之后的几代先祖，一直活动在牡丹江流域，至献祖绥可时，方迁居阿什河流域。清朝文献中所记载的满洲族源神话，从布库里雍顺诞生于“布尔湖里”、迁移至“三姓”之地调解争斗到最后定居“俄尕里”，更是始终沿着牡丹江流域活动，并纵贯了整条牡丹江干流水系。可见，牡丹江流域是满族及其先民名副其实的发祥地，是孕育肃慎古国、挹娄王国、勿吉王国、渤海王国、大金帝国、大清帝国等满族族系政权文明的摇篮。
第九，对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发现和研究，因宁古塔流人文化而早在清代便已展开，成为东北地区最早开始地方史研究的地区。清代流人所撰写的一系列考察纪行和研究著述，为今人开展牡丹江流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第十，统观整个历史时期，牡丹江流域始终作为东北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中心。8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以莺歌岭、新开流文化为代表的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及其与乌苏里江流域、穆棱河流域、绥芬河流域的跨流域交融，三江平原汉魏城邦文明的重要辐射区，渤海上京城辉煌的都市文明以及金元时期延续下来的城市文明，以及始终作为满族源流先民活动的核心区域，无疑均说明了牡丹江流域作为东北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的重要定位。就整个牡丹江流域而言，其文明的重心始终在中游和下游，上游遗迹较为稀少。这无疑与中下游平坦的地势、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发达的水系密不可分，上游则多山地丘陵，地理空间促狭，难以容纳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结语：海浪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和镜泊湖莺歌岭、新开流、宁安石灰场、海林振兴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为牡丹江流域史前时代文化的代表。桥南一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泡表明牡丹江流域下游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些考古学文化应是肃慎族的遗存。东兴文化、河口文化、东康类型、桥南二期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和海林群力岩画则是牡丹江流域铁器时代挹娄、勿吉族的代表性遗存。渤海国的建立将牡丹江流域推向都市文明的巅峰，其后辽代、金代、元代等政权不断接续前代城市文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渤海上京龙泉府、辽代五国部、金代胡里改路、元代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等行政机构的设置，将牡丹江流域纳入政权行政管辖体系之中。明代建州女真和清代流人文化则是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绝响。牡丹江流域的近现代城市文明也大多是在古代城市文明的废墟上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