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的棋局、空间的游戏：《天秤星座》中的象棋与隐性进程

德里罗对于体育的兴趣不仅限于橄榄球、冰球这样的（身体）接触性运动（contact sport）。他对娱乐性超出竞技性、游戏成分更足的运动同样青睐有加，其中就包括棋类运动。[1]与橄榄球、冰球、棒球这样职业化程度高、在北美业已形成成熟体育产业链的运动相比，包括象棋在内的棋类运动在大多数时候仍然属于业余爱好的范畴，可以被划入大众体育的类别。这样，后者与普通人的距离也就更近了。另外，考虑到象棋在英语世界广泛的流行和普及程度，其作为小说元素出现时可能并不起眼，更加像是一个日常化的元素，不会有诸如《达阵区》《女勇士》中构建的体育世界的那种明显的异质感，从而更能拉近读者与虚构人物的距离，也可以为作者表达自己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或哲思提供便利。比如在德里罗的成名作《白噪音》中，主人公对于早熟而叛逆的儿子用写信的方式与监狱的一名杀人犯进行远程象棋对弈感到不解，不仅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的认知困境，也折射出长期的“冷战”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新的伦理选择。又如在德里罗最重要的作品《地下世界》中，主人公在童年时是棒球迷，而他的兄弟热衷于下象棋，这两项截然不同的运动为二人迥异的性格和人生轨迹的建构打下了基础，也再次将作者对于体育在青少年主体成长中作用的关切凸显出来。顺着这样的创作逻辑，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德里罗另外一部举足轻重、同时与象棋具有重要关联的作品——《天秤星座》（Libra，1988）。

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聚焦于个人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往的批评家往往从某一个角度切入对《天秤星座》情节的探讨。若仔细深入地考察文本，我们则会发现，德里罗在这一作品中实际上构建了一明一暗的两种叙事进程：在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隐性进程，它以象棋为隐喻，围绕象棋构建。可以说，象棋在三个层面上为小说提供了隐性的叙事动力。首先，德里罗在建构文本、谋篇布局的过程中借用了象棋的逻辑，其重要情节线索的展开和主要人物的塑造无不像象棋游戏一样依托于对空间的想象、填充以及对空间位置的流动、多维空间转换的表征。其次，站在历史进程的角度，从“冷战”中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数十年、波及全球的时空维度来看，肯尼迪遇刺案是由一系列的棋局不断接龙而成的一个大的棋局，所有人本质上都是棋子，都受到自身以外无从抗拒的各种外部力量的作用，都无从跳出历史布下的棋局。最后，具体到肯尼迪遇刺案的主角、同时也是小说主人公的奥斯瓦尔德这一个体，其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的形成无不受到象棋游戏的影响，致使其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象棋的逻辑来做出选择——这些主观选择不仅改变了他自身的人生轨迹，也在客观上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走向。后两个层面看似矛盾，实则辩证统一。这是因为，在真实的棋局中，棋子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任由外界摆布、绝对不会失控的，而历史这个隐喻棋局的棋子是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其具备能动性而有可能失控。此外，由于个人视野的局限性，以奥斯瓦尔德为代表的、处在历史洪流中心的人物并不会把自己视为受人操控的棋子；相反，他们认同和始终谋求的身份是游戏的参与者。这样，个人既是历史轮盘上一枚受制的棋子，又可能成为自己生命历程中能动的玩家，即外部力量的作用会受到内部动因的制衡，这其实也是注重平衡的“天秤星座”的题中之意。这三个层面交互作用，联手构成与情节并列前行的隐性进程。这股叙事暗流在以往的批评中被忽略，这并不奇怪，因为长期以来，批评界仅仅关注情节发展。本章则旨在通过对这三个层面予以区分，并且厘清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加以系统揭示。